周汝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序一

周汝昌·序

（一）

与遂夫因红学而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曹雪芹》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他也有专著问世，曾为制序。如今他又出示新书稿，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出一个校勘整理的印本，嘱我略书所见，仍为之序。此事辞而不获，复又命笔——执笔在手，所感百端，感触既繁，思绪加紊。故尔未必足当序引之品格，先请著者读者鉴谅。

辞而不获者，是实情而非套语。所以辞者，目坏已至不能见字，书稿且不能阅，何以成序？此必辞之由也。其不获者，遂夫坚请，上门入座，言论滔滔，情词奋涌，使我不忍负其所望；加之一闻甲戌本之名，即生感情，倘若“峻拒”，则非拒遂夫也，是拒甲戌本也——亦即拒雪芹脂砚之书也，是乌乎可？有此一念，乃不揣孤陋，聊复贡愚。言念及此，亦惭亦幸，载勉载兴。

甲戌本《石头记》是国宝。但自胡适先生觅获入藏并撰文考论之后，八十年来竟无一人为之下切实功夫作出专题研究勒为一书，向文化学术界以及普天下读者介绍推荐（所谓“普及”)。它虽有了影印本，流传亦限于专家学者而已。今遂夫出此校本，以填补八十年间之巨大空白，其功如何，无待烦词矣。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正如《四松堂集》与《懋斋诗抄东皋集》是曹学的源头一样——我自己久想汇集二集的不同抄、印本（四松有三本，懋斋有二本），加以校整笺释，命之为《寿芹编》；然至今未能动手。举此，以为可供对比，遂夫有功，我则无成也。

甲戌本，有原本与“过录”之争，有甲戌与“甲午”之争，有十六回与不止十六回之争，复有真本与“伪造”之争。也许不久还会有“新争更新争”出来，亦未可知。遂夫似乎不曾因此而有所“动摇”，保持了自己的见解，并为之下真功夫，使成“实体”，而非空言。

有人硬说甲戌本之称是错误的，只因上面有了甲午年的朱批而大放厥词。他竞不晓：某年“定型”之本，可以在此年之后不断添加复阅重审的痕迹。说“甲戌”，是指它足能代表甲戌年“抄阅再评”的定本真形原貌。这有什么“错误”可言？至于也有一种主张，说此本定型时只写出了十六回，甚至认为中间所缺的回数，也非残失——雪芹当时即“跳过四回”而续写的。……

我觉得这类看法很难提供合乎情理的论证。

“真伪”之争的先声是大喊大叫：《凡例》不见于其他抄本，乃是“书贾(gǔ)伪造”云云。后来发展，就出现了认为甲戌本正文、批语、题跋……，一切都是彻底的假古董，本“无”此物；而且脂本诸抄，皆出程高活字摆印本之后，程本方是“真文”。

对于这些“仁智”之见，遂夫在本书中自有他自己的评议。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自它出现，方将芹书二百年间所蒙受垢辱一洗而空，恢复了著作权和名誉权。

于此，已可见红学研究是如何的重要与必要。

于此，也可见红学研究是一件多么复杂、曲折、艰苦、孤立、“危险”的工作。

甲戌本之得以保存无恙，也有很大的传奇性与幸运性。我是局“内”人、亲历者，知之较详，它处略有所记，兹不重述。

1948年之夏，我从胡适先生处借得甲戌本后，亡兄祜昌一手经营了一部甲戌录副本，以供不断翻阅研读——为了珍保原书的黄脆了的纸页。当时经验一无所有，等于盲目寻途，抄毕只能用“一读一听”的办法核对了一下，对许多的异体书写法，不能尽量忠诚照写，此为疏失，因此乃原本一大特色，十分重要，甚至可以透露若干雪芹原稿书法的痕迹（请参看拙著《石头记鉴真》，华艺出版社再版时改为《红楼梦真貌》）。

甲戌本当然也是“脂学”的源头，因为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虽然早已出版，却不为人识，尤其戚序本已将“脂砚斋”名字的一切痕迹删净，“脂学”的建立只能等到甲戌、庚辰二本并出之时了。但我还是要着重表明：甲戌本的重要价值，远胜于庚辰、己卯之本。

我写了这些的用意，归结到一点：遂夫首先选定甲戌本而决意为之工作，为之推广普及，是一件有识有功的好事，必能嘉惠于学林，有利于红学。无识，则不会看中“甲戌”；无志，也不会将此工作列为平生治“红”的一项重要课程。

二百多年了，曹雪芹的真文采真手笔一直为妄人胡涂乱抹，其事最为可悲。程、高之伪篡偷改偷删，不必再说了，只看这甲戌本上另一个妄人的浓墨改字的劣迹，就足令人恶心了，他自作聪明，不懂雪芹原笔之妙义，奋笔大抹；然而也有人见赏，以为改笔是“真”是“好”。

说世上万事万态，只是个现象而已；根本问题，乃是中华文化的大问题——教养，修养，素养，功夫，水平，涵咏之功，积学之富，灵性之通，性分之契……许多因素，是研治红学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已经是文化层次高下深浅的事，而绝非什么“仁智”之见一类俗义可为之强解诡辩的了。

我有一个不一定对的想法久存心里：胡适先生收得宝物甲戌本，虽多次题记，却未作出正式的集中的深入研究成果，不知何故？如谓他胜业甚繁，不像人们所想的以红学为至要，故搁置而难兼顾，那么他可以指导友辈门人等协助为之，但也未见他如此安排，反而晚年还是津津乐道他的程乙本。这确实让我疑心他是否真的识透了甲戌本的价值？

甲戌与程乙，文字有霄壤之别，他却似乎并不敏感，反以程乙为佳——我不愿对前贤多作苛论，惟独这一点我真觉太不可解。甲戌本之未得早日出现整校本，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现在这个校本的问世，也可以表明：红学的出路虽然也需要“革新”与“突破”，而没有基本功的“新”与“破”则是假新假破；不务实学，醉心于高调空词，以为已有的红学研究之路都是陈旧可弃和多余可厌的“歧途”和“误区”，此

种浅见颇盛于年轻一代学人的论说中。

遂夫并不“老大”，但他却历过了一二十年的深研拿出了这部书。这个现象不应视为偶然，该是耐人寻味的吧。

红学红学，往何处去？思之思之再思之。

一些杂感，举以代序，善不足称，空劳嘱托，尚望宽谅，进而教之。

仍系以诗曰：

曾叹时乖玉不光，十年辛苦事非常。

脂红粉淡啼痕在，相映情痴字字香。

庚辰清和之月  记于红稗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