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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到了一个点——巨大的工程，诸如金字塔、巨大的神庙和雕像、灌溉工程、大型防御工程如长城，也许表面的实用性，还远不及它们真正的用处——实际都是为加强税收、加强集权而耗费。 不然无法解释，何以大帝国统治者都热衷于远超实际需要的大型工程。 早期税收当然是以实物和劳动为主，实物就是粮食、牲畜及其他产品，劳动就是徭役，这主要应用于需要大型灌溉农业的帝国。 到后来出现了货币，统治者们收税的手段就多了去了，人头税、所得税、财产税等等各种以实物形式无法触及的领域，都可以用来收税了。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货币的出现，真是有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的推动力，可不像此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在人们自然交换过程中产生的。 不过，上述推演还未能解释，何以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产生了诸如腓尼基、希腊这样的城邦共和制——带有显著的民主色彩的政体呢？ 亚里士多德有过分析——战争体制的演化决定。在西欧，最早的公民，或者说拥有税收豁免权的公民，都是作战的将军，这可能就是贵族的起源。 最早欧亚大陆的战争方式，是集中冲锋的战车模式。毫无疑问，这需要财政集权、统治集权的帝国来实现。 接着，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轻装骑兵。骑兵的好处是，只要能负担得起马匹、盔甲和武器，就可以上阵厮杀。于是，公民范围扩大到了拥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 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开始出现了重装步兵方阵这种作战模式，以盔甲和方阵，足以抵挡骑兵冲击。 而可以充当步兵的人，范围就更大了，于是，希腊城邦的公民范围也就扩大了。 公民既然能参与战争，那么也就能参与对头领人物的选举——政治。 不但希腊，后来的罗马也都规定了拥有一定数量等级财产的公民对应等级的军事义务，这也足见军事导向在早期民主体制中的作用。 何以是军事导向促成城邦民主体制呢？亚里士多德也做了解释，强大的军事征服可以为国家提供足够的资源、奴隶，以供养起军队和公民群体。 这其中蕴含了希腊和早期罗马体制中，与东方帝国如中国的一个绝大的差异。 东方帝国，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乃至中国，这些毫无民主体制影子的集权型帝国，老百姓都认为向统治者缴纳直接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希腊城邦，包括后来早期罗马帝国的公民，则认为政府无权向公民征收直接税，那是对公民尊严的冒犯。 因为政府完全可以从公有资产—矿产、食盐、酒中获取收益，而且可以通过军事征服，向外邦人征税并获得奴隶。 另外就是贡金和捐赠，这在雅典建立的提洛同盟中很常见，各个城邦联合起来抵御外敌，通过缴纳贡金的方式来筹集军费。再就是公民自愿的捐赠。 公民对城邦公共财产的捐赠，是古希腊和早期罗马时期一项惯例，公民以此为荣。 这种惯例在后来城邦解体，帝国兴起之后，以直接税的方式打破掉了。自此也被认为是真正公民精神的瓦解。 不过，公民意识，或者用我们语系里曾经熟悉的那个词“主人翁意识”，一直在西欧留存下来。 到后来宗教事业上的捐赠，从宗教事业延伸到大学捐赠，一直到今天西方社会规范化、体系化和规模化的捐赠事业。 这可以说，是个要命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何以民主体制发端于后来的西欧——有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从统治者和政府使用直接税强制征集财物开始，人民对于城邦、社会、国家的公民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就不再，可以看出——集权体制是排斥人民的自我意识与公民意识的，你只需要在权力和暴力面前服从就好。 此事，亚里士多德早就已经说过，他的原话是：蛮族人天生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都委身于专制统治不发一言。 亚里士多德何其毒也。 到公元前400年，城邦就有了成型的财政系统，并且开始了公共债务的借贷了。 亚里士多德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公元前360年，城邦欠其雇佣的士兵团长20塔兰特债务，年利率为20%，挺贵的，超出了城邦的偿付能力。 于是城邦就用铁铸造铁币，要求城邦富有的公民用足值的银币来购买铁币（相当于购买公债），城邦用这笔银币偿付掉雇佣兵的费用之后，节省下来了利息钱，用于分5年来回购之前卖给公民们的铁币。 城邦还有将公共财政的剩余分发给公民的传统，就好像一个公司给员工发红利一样。 这种政府与个人之见的借贷关系，说白了，就是政府把个人视为平等相处和交易的对象，个人并没有白白向统治者和政府缴税和捐献的责任或义务。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正能量所鄙视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了，金钱关系背后的法治和平等。
亚里士多德由是得出了结论——财富看起来应该是公有的，但在根本上应该是私有的，只有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时候，社会才会产生更多的进步，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和劳动。 进一步的，他居然认识到，把公共财政的剩余分发给公民，让他们去消费，比之把这些财富存在国库里，会产生更多的价值！ 这可能是最早的“藏富于民”思想了。 到公元前200年左右，也就是我们的秦汉时期，罗马共和国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战利品、捐赠和公共债务之间的联系机制——政府用信用状向公民筹集资金用于军事扩张，以获得的战利品和税收来偿还；公民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自费建造战船参加国家战争，获得的战利品按照股份进行分红。 在绝大多数时候，罗马公民对政府的捐赠，都会得到各种形式的偿还（战利品、土地、雕像），这些做法，在同时期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几乎是不可想象。 更有趣的地方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公元前211年开始，罗马共和国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胜利，公共财政大为改观，元老院干脆下令免除战争税。 从此之后五百余年时间，罗马公民没有再交过税。这几乎成为了一个传统，从此时起到罗马瓦解后的中世纪，罗马帝国实际上基本没有靠公民税收来维持财政。 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阶段，对外战争获取的战利品，大部都用来分发奖励军队和公民群体，以至于国库里始终没有多少存蓄。 慷慨到什么程度呢，公元前44年，凯撒大帝在四次战争中，发给他的军团士兵每人6000第纳尔的奖赏，相当于一个士兵26年的工资！ 相比之下，当时罗马国库的资金总计只有2500万第纳尔，这个数量级，只有同时期中国王莽王朝国库资金量的40分之一。——我们骄傲的古代中国多么辉煌，只是皇帝的私库有多辉煌，与平常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其国库中的积蓄，少得可怜。相比其他东方集权国家，如大流士的波斯，中国的东汉，简直就是穷得叮当响。 作者整理的数据体现出来这种差异性：公元150年时，罗马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是1050吨白银，人均税负是21克白银——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高水平。 公元前350年的波斯，财政收入就达到了697吨白银，人均税负是41克——是罗马帝国的两倍。 公元800年的哈里发阿拉伯帝国，财政收入是1260吨白银，人均税负是48克，同时期的唐王朝财政收入是2145吨白银，人均税负43克。——体制决定的人均税负水平。 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在东西方都一样。 公元395年开始，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此后就是两百年的集权体制在欧洲瓦解的过程。混乱持续了三百年，一直到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接受教皇加冕，神圣罗马帝国貌似要开始新的集权过程。 可这一切又被罗马帝国-日耳曼部落的两项遗产给束缚住了手脚——教皇和选帝侯，没有教皇的认可，帝国的皇帝没有教理上的合法性；选帝侯的存在，对皇帝形成了权力制约。 几乎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诞生之日起，教皇、皇帝和选帝侯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歇过，谁也不愿意把权力让渡给一个最高领袖。 这一教权对皇权制衡的影响是深远的——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不但没有走向统一，反而越来越倾向于自治和自立。 进入公元11世纪之后，西欧这种缺乏统一中央集权权威的政治氛围，造就了意大利北部对城邦制的复兴。 一个个独立自治的城邦兴起，它们不期望来自皇帝、教皇的授权，转而依靠因贸易而崛起的工商资本家阶级，为新兴民族国家政权的设计，以及新兴国家财政运转模式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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