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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国之战，是中华民族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都不会过分。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荣光，先后有一百四十万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其中有197653名中国军人，在异国他乡为国捐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功绩却与日月同辉，与星辰同光，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历史的天空中。
1949年，新生的中国就国力而言，可谓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但在仅仅一年后，面对朝鲜半岛突发的战争，而美军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上，美空军的轰炸机已经明目张胆的轰炸我国边境城市，如安东（今日丹东）等地。西方这些傲慢的洋大人那时不曾想到，新中国不再是过去百年来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共最高层毅然决定，保家卫国，也应平壤政府的强烈请求，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半岛。
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新中国军队面对着当时世界上头号钢铁军事强国，战场上血肉横飞，成千上万吨钢铁携带着呼啸而漫天飞爆的火药，在志愿军冲锋的路上，固守的山头上一次次撕裂着空气，吞噬着生命。如果按照理论上的军事对峙实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就是在今天人们套用公式，都会推演出这是一场绝对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但，中国人打赢了，打出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而本文要说的是在朝鲜战场上，是淹没在那些可歌可泣的悲壮战史最深处的战斗。那是没有硝烟，却能主宰着战场局势，决定胜负的另一场平行的战争。信号情报谍战，在无线电波和有线信号中的战争。 众所周知，在现代战争中，通信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军事行动速度的核心因素之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军事行动的效率和战斗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战场上，快速、准确的指挥和控制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而通信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指挥员对战场态势的掌握和决策的迅速性。
首先，通信能力的强大可以实现指挥与作战部队之间的实时沟通。通过高效的通信系统，指挥员可以迅速传达命令，获取作战部队的情报和战场信息，及时调整战术和部署。与此同时，作战部队也能够及时向指挥员汇报战场情况，请求支援和协调。这种实时沟通能够大大缩短指挥决策的时间，提高作战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 其次，通信能力的强大可以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指挥与控制。现代战争的特点是信息密集、战场复杂，需要指挥员同时掌握多个战区、多个作战部队的情况。通过高速通信网络，指挥员可以实现多点指挥，同时监控和指挥多个战区的作战行动。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指挥与控制，使得指挥员能够更好地协调各个部队的行动，实现整体作战的协同效应。
志愿军入朝准备时期，就对战地通信做了准备。中共及其率领的人民军队，从残酷的地下斗争伊始，到创建革命军队，军事通信人才的培养一直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了杰出的人才，甚至依靠各种电信通信，挽救了中国革命。入朝作战准备中，大兵团作战，通信干部战士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各部队原有的配置，包括志司到下辖部队各级司令部都开始加强。其中，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将教员和学员几乎全员改编，打包器材，火速往陌生的寒冷的半岛战场进发。
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最早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由中央军委三局电讯队、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军委气象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等机构合并组建的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师级单位，下设三个大队。 1949年7月，学校从鹿县搬迁到张家口改建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址是原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兵营。1949年11月27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员们在学校强化训练、主要是鉴别、组装、维修和熟练掌握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的美制通讯器材以及日制通讯器材。当时，苏联也援助了一批军用通讯器材。 苏冶（烈士），福建永泰县人，1936年在北平崇德中学求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管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电信机械修配厂。他曾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开国大典升旗设施的研制和安装工作，令他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正是由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将升旗电钮交给毛主席！（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第一篇章，黄渤饰演的人员，其是主要原型人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苏冶作为核心教员和久经沙场的战地通讯指挥员，选拔了胡聿章（原上海学生地下党员，上海籍烈士）等一批优秀学员骨干，组成了志愿军司令部的战地通讯保障系统，一切战备都很紧张。按照中央军委通信部的指示，苏冶紧急筹措了一批无线电台等通讯器材。 1950年10月8日，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器材科科长的苏冶和通讯科科长杜牧平，在通信处处长崔伦的率领下，一起携带电台十部、器材保障和通讯人员三十余名，由北京启程开赴沈阳，胡聿章在列，并成为第一批秘密入朝参战人员。在东北军区的协助下，通信处补充了部分有线通讯器材和人员，于11日乘专列到达安东（现丹东）待命。19日，苏冶、杜牧平一起带领全体通讯人员和通信器材乘大卡车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21日胜利抵达大榆洞。
大榆洞，志司驻地，苏冶率胡聿章等一线技术人员到达后立即架设电台、安装电话，开通与先期入朝的十三兵团各部队的通讯联络，保障志司首长对前线反击部队的指挥。同时，根据朝鲜战场实际情况提出强化备战和通讯保障建议，得到了国内通信部门的大力支持。大批通讯器材不断补充过来，通信部门夜以继日地接收，并及时送抵第一线部队司令部，即团级指挥所，有些器材还得根据战斗地形予以调配。
1950年11月1日至3日，志愿军三十九军在云山地区重创美军骑兵第一师，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和大批通讯器材。11月4日，苏冶带领胡聿章等技术骨干从大榆洞出发，赶往云山接收战利品。经过艰难跋涉和抵御地面零星敌军溃散者的骚扰后，苏冶接收小组进入云山地区。可是，就在缴获美制通讯器材装上卡车启动回程之后，美军轰炸机飞临接收小组车队上空。为引开美机，苏冶所乘吉普车在行进中起到了掩护运输卡车的作用。然而，还是有一颗空投炸弹在吉普车附近爆炸了，产生的气浪将吉普车掀翻并冲击到悬崖，苏冶重伤不治牺牲，年仅三十岁。 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投入了更密集的火力攻击和频繁轰炸。志愿军部队除了应对严寒、饥饿和疲劳的严峻挑战，还得面对通讯器材和线路的战斗损耗。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给通信系统的死命令就是必须保障军、师、团、营的战场通信，必要时可以越级指挥。胡聿章和他的战友们英勇而又高效地完成了所有的战斗任务，在枪林弹雨中输送通讯器材、及时补充消耗、维护线路通畅。而长津湖战场有一座公路桥，是志愿军人员和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自然也就是美军的重点轰炸目标。彼时，我志愿军防空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高炮部队和一线部队配置的高射机枪来对空防御。守卫这座公路桥的是志愿军二十军高炮营。 1950年12月4日，胡聿章和战友在为高炮营输送通讯器材时，遭遇了五架美机的猛烈轰炸。高炮营反应迅速，持续开火并连续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但不幸的是，战场通信兵全部牺牲。胡聿章的青春定格在十九岁，此时距离其老师苏冶的牺牲仅一个月。
这仅仅是面对美军大炮飞机的轰炸，志愿军通信兵在战场上的代价，而最让双方胶着的便是“电波里的战争”，侦听与反侦听作战。 从1951年下半年敌我双方转为战略防御以来，多次发生我军通信被敌侦窃的事件，令人不安。北京总参某部曾多次向志司通报，从总部获取的信号情报中发现，美军总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内容中，志愿军不少电台的不少电报已被敌窃收。 一天，志愿军司令部无线电第三区队李东祥区队长向杜牧平汇报，在当日同驻朝大使馆联络，发生了奇怪的事。根据规定，上午会晤时间是10时整，我们守听呼叫至12时，完全无效。下午会晤时间是16时，沟通联络后，我台问他台上午10时至12时为何不来会晤。他台却回答'上午10时联络情况正常，我台曾发电你台，其号数xx，字数xx。'我台再三检查，并未收到他台所说的电报。 对此，杜牧平即可怀疑怀疑大使馆台被敌冒充联络，即向崔伦处长汇报。处长同意立即向大使馆发电，查明情况。 大使馆回电详细说明了上午10时联络'正常'的情况。特别说到'上午10时沟通联络后，你台说干扰很厉害，要我台改频到xxMC。之后，我台即向你台发报……' 至此，志司完全肯定大使馆台被敌冒充联络了。敌军对我军通信的情报作战已不单是旁窃电报，已发展到冒充联络，破坏与混淆志愿军的联络指挥。更有甚者，很可能将来不仅会窃取我高级军事（政治）命令和机密战场情况汇报，很可能“假虢伐虞”，发布错误指令，那样的话，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损失就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失利。志司马上着手解决，在无线电联络上采取了新的措施，在每次上台收发通报前，开始使用一次性'敌我识别暗令'。这样，很大程度挫败了敌方的通信“偷窃”。只是，战场的最重防御除了技术，还在于人的责任心。 有一时期，志愿军第60军在二线休整。某日，杜牧平查看志司各台的联络情况报告表，发现同第60军已失去联络6天，即向崔伦汇报。经分析，因已采用'敌我识别暗令'。估计被敌冒充联络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该军遭敌轰炸，电台被破坏的原因。因此志司通信处决定，立刻派通信科乔俊参谋携15瓦电台1部、3名报务员前去查明情况。如果该军电台确遭破坏，就把所带电台留给该军，以恢复通信联络。 乔俊带领电台当夜登程出发。到达60军军指驻地后，立即找到该军通信科刘文波科长。告知其志司同60军已失联6天。可是，刘文波却非常诧异，马上接话，说与志司联络一直很顺畅，并且现在正在联络。乔俊吃惊了，要求立即去电台。 他们一起来到电台。乔俊立即接过报务员的班，两次向对方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均避而不答。乔俊紧张地校正了收发信机频率，重新呼叫志司台。沟通联络后，乔俊拍发了敌我识别暗令，对方也回答了相应的回令。知道此事，乔俊严肃地对刘文波说：'6天来你们一直联络的是敌台。'他又指着耳机说：'这才是真正的志司台。今后每一次联络，都必须使用敌我识别暗令，否则就会被敌冒充联络，破坏我军的指挥。'60军指挥员马上开始回溯6天来所有的通信内容，并且即刻着手整顿战场通信纪律。 为了应对敌特的破坏和渗透，1952年春夏之际，志司将部队的电报通信一律由无线电改为有线电，无线电已转为静默状态。并为了维护通信线路，志司到兵团到下辖各级作战指挥单位，都派出了通信线路维护哨，在日常巡线还发现线路曾被敌特搭线窃听的事例。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2年秋季，战线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敌我双方作战活动仍属于前沿侦察、警戒战斗和小规模的阵地攻防战斗。停战谈判由于敌人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自5月起便一直陷入僵局。
至1952年9月，朝鲜战场上已经维持了10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此时进入朝鲜的秋季，泥泞雨季已过，标志着适合军事活动的季节来临。为打破战俘问题导致的谈判僵局，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同时为锻炼新换防部队的作战经验，中朝两军决定对敌进行战术性反击，并于9月14日下达了战术反击的作战命令。随后，自五次战役以来中朝军队最大的一次反击开始，攻击目标仅限于前沿易打的阵地。
此时，正面战线敌我双方的态势是：敌军第一线展开15个师，第二线3个师；我军第一线展开志愿军7个军、人民军2个军团，第二线志愿军3个军、人民军1个军团。 此时，志愿军通信保障再一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不仅要保障命令，汇报通信到位，更要防止敌特的破坏 一天，第42军报告，他们捕获了一个侦窃我军通信的敌特分队。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责成通信处立刻派人赴42军审讯。崔仑将任务交给了杜牧平，连夜出发。 当日黄昏，杜牧平即带人驱车，冒着美军军机的轰炸，向42军驻地疾速驶去。途中，只见敌机沿着公路对我地面目标进行频繁的攻击，忽远忽近的火光照亮着周边。 一个通宵的赶路，在黎明时分，杜牧平一行抵达在西海岸防御的42军驻地。42通信科科长张文华早已经在等待，马上向杜牧平等汇报了敌特分队的有关情况。 原来，这是一个南朝鲜特工队，两周前从西海岸秘密爬上来的，共11人，全部是朝鲜人民军打扮。上岸后，领头的冒充中尉副中队长，带领一个分队的士兵，谎称来执行秘密任务。一行人甚至就住到了我第42军后勤部驻扎的村里。他们各方面都伪装得很逼真，白天像人民军那样出操上课，到夜间外出'巡逻'，同老百姓关系搞得很好，像人民军一样同志愿军人员谈笑自如，从无人对他们有任何怀疑。他们在这个村子住了两个星期之后，说奉上级命令，要去执行新的任务，就往别的地方转移了。
百密一疏，这些特工中有人民军被俘人员中的变节分子。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家在北朝鲜，在转移中得机脱逃，向当地政府投案自首，并为我军带路，把这批特工一网打尽。 杜牧平在张文华科长陪同下，通过翻译立刻开始了对敌特进行审讯。以下是真实材料中的审讯记录，问方为志愿军志司总部通信科长杜牧平，以下简称“杜问” 首先提审为首的那个'副中队长'。 杜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部队的，你的职务是什么？' 敌特回答：'我的名字叫文光国，南韩光州人，是804部队的少校副大队长。' 杜问：'804部队是什么部队，任务是什么？' 文答：'804部队是专门执行电信侦察的谍报部队。战前是南韩军总部的一个单位，战争开始后划归美军驻南韩总部指挥，属美军的一部分，任务是专门侦窃贵军的情报。' 杜问；'804部队有哪些技术单位，任务是什么？' 文答：'804部队有两个联队。一个是无线电联队，听说很多人是台湾来的，任务是侦窃贵军的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另一个是有线电联队，就是我所在的联队，也有懂中国话的人，任务是侦窃贵军的有线电报和电话。' 杜问：'无线电联队有哪些业务技术部门，是怎样侦窃我军电报和电话的？' 文答：'我们联队间是互相保密的，具体情况我实在不知道。只听说过他们的侦窃比我们容易得多，没有危险，能侦窃贵军大量的电报。'我估计文特说的是实情，没再就此追问，改 杜问：'有线电联队有几个什么大队，任务是什么？' 文答：'有线电联队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约500余人，都是侦窃责军有线电话和电报的。第一大队，即我所在的大队，称'敌后大队',专门派往贵军纵深和后方侦窃。第二大队，称'前线大队'，只派往我军前沿部队，用电磁技术器材侦窃贵军的电话，为前线师团提供情报。 杜问：'第二大队用的是什么电磁技术器材？' 文答：'是高灵敏度的音频收信机，音频的感应触感线作用距离可达两公里。' 杜问：'你们大队派到我军纵深和后方的侦窃分队大约有多少批次？搞到了我方一些什么重要情报？' 文答：'多少批次我记不清了，反正经常派，有时一次就派出个分队，主要是在贵军发动攻势之前。多数弄回来了情报，也有失踪未回 来的。情报是否重要，上司不说，我们不知道。' 杜问：'你潜入我方几次了？' 文答：'我没有来过，这是第一次，是上司派我来的。' 杜问：'上司为什么派你来？任务目的是什么？' 文答：'上司说，第一联队的无线电已搞不到贵军的情报。为了获得贵军高级指挥部对我军秋季攻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情报。只有在贵军总部通北京的有线电线路上侦窃一个办法。美军总部急需这个情报，所以联队长说804部队长官下令要我亲自执行这个任务。' 杜问：'你们这个分队是怎样侦窃我军情报的？' 文答：'我们这个分队分3个组，一是有线电话侦听组，4个人，其中有两人懂中国话；一是电报侦收组，3个人；一是电台送信组，3个人；加上我共11个人。使用美式特工15瓦电台。电话侦听组使用的器材是感应音频收信机和录音机。它的线路接触器的夹子，是带绝缘的，既能听到贵军讲话，又不会被贵军发觉。情报录音带，不紧急的交地方特工人员转回南韩；紧急的，就译成密电由电台发回南韩。电报侦收组使用的器材，是按贵军电报信号的特点，临时事制的电报收信机。侦收到的电报，上司要求全部用电台发回南韩。' 杜问：'你搞到我军一些什么情报？' 文答：'我们上司说，贵军总部通北京的有线电线路，经过安州一带，要我们在安州一带寻线侦收。我们登陆后每晚都在安州一带活动，但是我们为了安全，每晚只能活动两个多小时，已活动了两个礼拜，始终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线路。遇到的，都是贵军高射炮部队的电话线路。对这些线路的通话，我们录了音，音带已缴贵军。' 杜问：'你们的大队长、联队长、804部队的长官叫什么名字？' 文答：'他们都是美国人，都受过高等特工训练。大队长克拉克，联队长罗伯特，804部队长官史密斯。' 在审讯完了文后，杜牧皮又对其他9名特务逐一进行了审讯，对投诚者也进行了讯问。他们所供的情况，基本上都在文光国的供词范围以内。 此外，技术部门验证了敌特的录音带，都是我军高射炮部队的空情报告。之后，杜牧平要求敌特工用他们的器材，在特设线路上进行现场表演。结果表明，确实能不被觉察地侦窃到我们的电话和电报。 审讯结束后，杜牧平和42军通信部门领导在一身冷汗之余，暗暗庆幸，吐出一口气。幸亏志愿军电报通信已改为有线电传输，志司通北京的有线电线路由于及早作了改变，使敌军无法获得我高级指挥机关对战场发展形势估计和对策的情报；另一方面，由衷的感到有线电通信保密性虽好，只是同无线电通信比较而言，只要有电磁辐射，它就有被侦窃的可能。 杜牧平返回志司后，把审讯结果向处长作了全面的口头汇报。并根据处长崔仑要求指示，向司令部首长写了详细的书面汇报和工作建议。 对于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有线电通信保密的建议，参谋长解方批示通信处：'志愿军各位首长对此事非常重视，对我军通信保密非常关心，同意你们的报告，请你们将此报告以志司名义通报全军。' 10月31日，历时44天的中朝军队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以全歼敌两个营指挥所、10个连、69个排、8个班，大部歼灭敌两个团、一个营、7个连、8个排、5个班，共毙伤俘敌2.72万余人（其中人民军毙伤俘敌1700余人）；我军伤亡1.07万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54：1，其中在打敌反扑与反复争夺中共毙伤敌军1.95万人。作战中共缴获各种火炮32门、各种枪支2373支，击毁各种炮57门、坦克67辆、汽车74辆，击落敌机183架，击伤241架的重大胜利而结束。 战场上的硝烟时浓时淡，但“电波里的战争”却一直延续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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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平老前辈，1982年以副军职离休
大榆洞，志司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