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新读｜孑民图书室及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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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 1916年12月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而今在先生的故乡，以其字号命名的绍兴孑民图书馆于2023年4月15日建成开放。孑民图书馆总建筑面积1.44万平方米，由孑民图书馆、孑民剧院、蔡元培广场等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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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黄明

0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孑民图书室”

孑民图书室是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指导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的图书机构。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战略反攻，极大地鼓舞了学生运动。进步同学迫切期望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国际国内形势，而当时缺乏进步读物，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报纸的图书室。经过研究，以纪念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名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于9月25日通过了“为纪念已故校长蔡孑民先生，承继兼容并包的精神，收集各种书籍，培养自由研究的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决定成立'孑民图书室’”的决议。并启用“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孑民图书室”圆形章，该章直径约5厘米，外周两圆圈，外圈内上为英文“Student self-governmentautoci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中隔以两个五瓣花朵，下为英文“Jye-MinMemorial Library”；内圈直径约 4.3厘米，分为上中下三行，上行为小字“北京大学”，中行为大字“孑民图书室”，下行为小字“学生自治会”。

学生自治会到校训导处登记，随后凭“孑民图书室名誉顾问聘书”和“申请孑民图书室用房报告”，从时任校长胡适处得到其对用房等“由总务处即办”的批示。第二天总务处即拨给红楼一楼西头167号，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并配备了书柜、书架、阅览桌、椅子等用具。此后，学生自治会立马展开了捐书和捐款活动。很快，白手起家的“孑民图书室”就募集得一千多本图书。参考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编目法，分类、写号、贴借书签、盖章，并在各书封面盖上隶书“捐赠”二字。

1947年10月21日，孑民图书室光荣诞生了。它在北平（今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其影响不仅广播于华北，甚至辐射到华东和远在祖国南方的香港。在孑民图书室工作和学习过的数以百计的学生中，不少人分批去了解放区，或留在北大坚持进行地下斗争。

02

迅速扩充的藏书

孑民图书室在成立后更是面向全国广泛展开征书活动，得到许广平、巴金、曹靖华、朱自清、金仲华、冯宾符、李广田、臧克家等人以及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开明书店、中华书局、时与潮社、观察社、进修社等书店、杂志社和英、法、苏三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新闻处的响应。远在香港的北大校友得到这一消息，便在《华商报》刊登启事收集到103册图书；香港达德学院也募集到一百多册；香港的“进修图书馆”也予以支援。使孑民图书室的藏书在1948年3月时达到4000多册，一周年超过5000册，而后更是达到万册。读者范围也从校内扩大到全市的中学。由于孑民图书室受中共地下党领导，采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团结引导青年学生。在图书室的藏书中马列著作、延安文艺创作等革命书刊占有绝对的比例。1949年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孑民图书室藏书转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从而结束其历史使命。

03

图书室藏书背后的故事

曾是孑民图书室藏书的这本《方生未死之间》，为考验社出版的87页小册子，无版权页。封面左上印着红色行书“方生未死之间”书名；右下配一 “若干人在黑暗背景中迎接一位破门而入的进入者”木刻图，图上盖有红色隶书“捐赠”二字；图下印红色行书“考验社”，整个封面被绿色长方形框框住。书内盖有四个“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孑民图书室”圆形章。书的首页为“篇目”，其右下角盖一长方印，内分三部分：上为“孑民图书室”；中是“书号”，下是“登录号”，为“4508”。在序言页除盖有一“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孑民图书室”圆形章外，还有一孑民图书室藏书转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所盖的“北京大学图书”长条方形章。封底内页贴有一张油印的“还书日期”表，表的下端刻印有“请您准时还书”。“篇目”表明本书中有史任远的《序》和《方生未死之间》（于潮）、《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项黎）、《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于潮）、《生活的三度》（嘉梨）、《论所谓“生活的三度”》（茅盾）以及《论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项黎）等文艺论文6篇。同时，据“登录号4508”可知，此书是孑民图书室成立半年后所收到的“捐赠”品之一。

书中介绍了改变生活态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号召知识分子要贴近人民群众、理解群众和关心群众。这些思想主张在后来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如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广州上街游行时，曾用它作为朗诵的文件。

于潮，是乔冠华于上世纪40年代所用过的笔名。编入书中的两文，是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于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发表的。多年之后，乔冠华本人曾回忆：“我记得当时远在福建的一批年轻的同志，曾经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作《方生未死之间》，还有胡绳的文章。”

乔冠华所称的“福建的一批同志”，即1938年时任中共宁乡县工委书记的李品珍，抗战到福建永安改名李达仁，为东南出版社首任经理，后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与羊枣等共同战斗。其将于潮、项黎和茅盾的五篇文章汇集成册，交由东南出版社于1944年11月出版了第一版的《方生未死之间》；而后，他用史任远的笔名为之写了长《序》，并加入嘉梨的《生活的三度》，翌年6月由东南出版社再版成为增订再版的《方生未死之间》。该书先后在重庆、永安、上海、厦门等地多次再版。

而乔冠华称“还有胡绳的文章”。胡绳原名项志逖，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曾用过“项紫荻”的笔名。同时1944至1945 年，与乔冠华一道也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所以，很有可能“项黎”就是胡绳当时的笔名。对此，胡绳本人有着清晰明确的回答。郑惠在《师门忆语（四）》写到“他和乔冠华、陈家康写过几篇文章，发表在茅盾主编的一个杂志上。其中有乔冠华以“于潮”笔名写的《方生未死之间》《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胡绳以“项黎”笔名写的《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论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陈家康以“嘉梨”笔名写的《生活的三度》等。后来这几篇文章加上茅盾写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结集成为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方生未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