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东山村遗址 以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题词为线 文 图 / 张琨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4年02月刊  东山村遗址马家浜文化大墓 M101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张家港市区西约18公里的金港镇东山村，北濒长江，距江边只有2公里；西边紧临香山，遗址即坐落在香山东脊向东延伸的缓坡上。遗址1989年发现，1989—1990年苏州博物馆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发掘，2008、2009年南京博物院联合张家港市博物馆等单位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2008年和2009年的发掘除发现11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和少量马桥文化及更晚时期的遗存外，主要是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发掘区自东向西分为Ⅰ、Ⅱ、Ⅲ区，Ⅱ区处于聚落中心，主要是房屋建筑区，迄今发现房屋基址5座；Ⅰ区偏东，主要是小型墓葬区，迄今已发现早、中、晚期墓葬27座，墓葬一般长2.2米，宽0.8米左右，每座墓葬的随葬品一般10件以上，多的达26件，少的也有2—3件；Ⅲ区偏西，主要是大型墓葬区，发现10座，其中8座是大型墓，有早期和中期墓葬，墓坑长度多在3米左右，宽度多在1.6米左右，随葬品数量多在30件以上，其中玉器多在10件以上。 据考古勘探，东山村遗址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现发掘仅2000平方米，不到现存面积的十分之一。李伯谦先生说：“正像大家公开或私下议论的那样，这无疑是迄今为止崧泽文化最重要的发现，无论是对崧泽文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崭新资料和多方面的宝贵信息”（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东山村遗址的重大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轰动，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三位著名考古学家为东山村遗址欣然题词，其中张先生两次亲临、两次题词。这些题词充分肯定了东山村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价值和意义。   2009.11.21“崧泽王” 严文明先生说：“良渚文化由于有城、高等级墓葬、祭台等，研究非常热门。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泽文化，但是以往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大多规格低，好像良渚文化是突然发生的。东山村的崧泽文化墓葬非常不简单，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二者之间缺失的环节。”（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这是严先生从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角度上论述了东山村遗址的意义与价值。 严先生非常关注东山村遗址大墓M90，从文明起源的角度，为M90大墓题写了“崧泽王”。M90墓坑较规整，壁斜直，底较平，墓口长3.05米，宽1.7—1.8米，深0.4米，墓口距地表约0.8米。M90随葬品的数量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最多的，共有56件器物，包括5件大型石钺、1件大型石锛、19件玉器以及26件陶器等，玉器和石钺的数量亦是目前之最，其中1件石钺圆孔左右两边有彩绘。M90所出的一件石锥（质地为含铁量较高的矿石）、一件砺石、一堆石英砂等可能是一套制玉工具，表明墓主生前握有生产玉器的大权。这套制玉工具也为研究当时的制玉工艺流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林留根：《从东山村遗址看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精致的大型石钺显然是礼器，表明墓主握有“兵权”，其生前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应该是聚落的首领，可能在维护本部族生存或扩张中做出巨大贡献。根据相关考古资料，参与发掘的考古专家推测，“以M90墓主为首的东山村先民曾经沿江西上，在对外扩张中将相当多的文化带到了皖江平原，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对外扩张中也给东山村遗址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快速发展。而为纪念这些首领的功勋，或者说这些首领成了东山村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的'王’，在这些'英雄’逝世后，部族人开创性地以大型墓的礼遇埋葬他们心中的'英雄’。除了随葬大量日常陶器外，还用具有礼器性质的陶缸、石钺、大型石锛或石凿，以及较多的玉器来陪葬”（周润垦、胡颖芳、钱春峰：《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5年第6期）。李伯谦先生在《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指出，“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型墓和小型墓分区而葬现象”，还有在M90中“随葬了5件石钺和19件玉器及大量陶器现象的发现，不仅表明距今5800年前长江下游早于其他地区已率先出现社会分级，而且表明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已露端倪”。自M90开始，一个“王者”的时代悄然来临。   2009.11.25“崧泽之光” 张忠培先生参观东山村遗址后题词“崧泽之光”。根据以往考古学资料，一般认为这个时期崧泽文化的中心在安徽巢湖一带，东山村发现的高规格墓葬和一定规模的居住区是之前未见的。“崧泽之光”简单言之，是指东山村遗址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崧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张先生认为有六个“新”：一是墓葬规模大、规格高，以往没见过；二是三类新型玉器没有见过，分别是钥匙形、“G”形、三角形玉饰（异形玦）；三是陪葬的石钺没见过；四是推进了文明起源的研究；五是墓地分为两片，有大墓和小墓之分，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六是崧泽文化过去没有发现过这样大规模的完整房屋。  2009.11.28“独一无二” 李伯谦先生所题的“独一无二”是对东山村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重要而独特地位的肯定。李先生认为，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在距今5800—5700年间进入不同于黄河流域的“古国”阶段。具体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其观点。 第一，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5800—5700年间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 第二，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不同地区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文明起源演进过程中，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也不是以古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而是崧泽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 第三，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在文明化进程中最早出现的所谓“古国”，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神权至上，有的是王权至上，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的不同。当社会开始出现转型时，最早产生的“公共权力”并不都是以神的面貌出现的神权，而也可能是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 后来李先生在关注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并详细阅读了《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后，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对崧泽文化“古国”出现的依据、进入“古国”阶段的时间问题及大墓中随葬石锛、石凿功能进行了补充论述和新的探讨。李先生提到，考虑到东山村遗址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反映的社会分化状况，尤其是标志着军权存在的M100出土3件石钺，过去以崧泽文化大墓的测年为依据，推定进入“古国”阶段的时间为距今5800—5700年显然是偏晚了。当然，由社会分层到“古国”出现是一个过程，这个界限怎么划分、根据是什么、以什么为标志等问题，的确是需要谨慎、认真考虑的。距今6000年左右是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的时间节点，是马家浜文化的结束，也是崧泽文化的开始。如果以距今6000年为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分层的阶级、国家、社会转型，进入“古囯”阶段的开始，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就不仅远远早于以往以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标志推定的距今5500—4500年，而且也早于以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的距今5800—5700年。他的看法与《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基本一致，墓葬材料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状况及社会结构表明，至少在崧泽文化早期，东山村先民社会就已形成了富裕权贵及平民百姓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划分明确、结构稳定。且从东山村遗址马家浜文化二段的材料来看，这种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最早肇始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李伯谦：《回望东山村—崧泽文化最早进入“古国”阶段代表性遗址》，《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年10期）。王巍、赵辉先生认同李先生观点，认为大约5800年前东山村遗址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2011.11.1“良渚文明之源” 时隔两年后，张忠培先生再次为东山村遗址题词，不再以东山村遗址本身为视角，而是站在整个长江下游，从文明进程谱系来看东山村遗址。早在题写“崧泽之光”时，张先生就提出要加强“马家浜—崧泽—良渚”联系研究。张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其国家，即政权形态是神王之国。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前身，他觉得良渚文化步入文明门槛相当突兀，题写“良渚文明之源”之前再次认真仔细地观摩了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遗存，特别是M89—M96、M98和M102十座大墓，认识到良渚文化步入神王之国确有其渊源，便写下了“良渚文明之源”六个字。 东山村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意义，著名考古学家的题词和论述为我们后期研究提供了指引，《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为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东山村遗址可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更多同仁从共时性探讨东山村遗址与周边遗址的联系，从历时性探讨东山村遗址与良渚文化的内在联系。 （作者为张家港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主任、文博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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