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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宁粤分裂与第二次围剿 1931年5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该条例共有22条，规定自1932年元旦起施行。但由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条例被迫暂缓执行。 不过，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外交交涉和谈判，先后收回了一些租界、租借地和租界法院的主权，如威海卫租界地、厦门英租界、上海临时法院等。国民政府对于主权的要求和收回，表明了其追求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决心。 其实早在1929年4月，国民政府就向英、法、美等6国发出照会，要求各国废除领事裁判权。各国协商后只是口头答应，却无丝毫实际行动。是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称：“自1930年1月1日起，凡所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不过，考虑到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形势，12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解释道：“宣言虽发，至于以后如何实施，还有待于外交上的折中”。 尽管国民政府有所退让，但法、美等国在1930年1月2日仍然声明：“不能接受中国片面取消（各国）在华所享之领事裁判权”。不久，英国又向国民政府提出分五年逐渐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意见书，得到了各国的响应。不管怎样，国民政府正在通过各种外交努力，在逐步废除各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修订志在相互平等的条约。 1931年4月30日，正在广州的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并号召请“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对蒋介石予以严厉处分。 孙文的公子孙科也在演说中宣称：“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 5月3日，陈济棠等粤方军事将领通电响应，要求蒋介石下野引退。古应芬、林森、萧佛成、邓泽如和陈济棠等人的通电，正式拉开了宁粤对峙的序幕。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孙文在国民党一大时成立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有很多共产党人，而且像毛泽东等人还在政府部门担任了要职，但唯独当时的10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却都是有孙文亲自指定的，其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人。所以说，监察委员的权力很大，对政府部门有监督和弹劾之权。 蒋介石在接到四监委通电后，倍受压力，曾一度考虑“引咎辞职”，后因“剿匪”军务和国民会议二事而作罢。之后，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表示：“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 蒋介石这番话既对粤方有所警告，同时也表示准备采取非军事手段来和平解决争端。 陈济棠发表通电后，随即抽调驻扎在广西的军队集中于韶关，虎视眈眈。11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痛斥陈济棠，指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干涉政治，更不应干涉党务，“如果徒凭意气不顾党国不顾一切，甘做陈炯明第二，则民意所在，陈亦不会成功”。 14日，国民会议通过严厉警告陈济棠案。此后，何应钦、何成浚、何健、鲁涤平等军事将领纷纷通电警告陈济棠，切勿轻举妄动。 5月25日，粤方以唐绍仪领衔，汪精卫、林森、古应芬、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历数其篡党祸国之种种罪状，要其48小时之内下野。孙科也致电蒋介石，附和唐绍仪等人的通电，劝其下野。 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纠集两广势力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 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推举汪精卫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就职后，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称为“伪政府”，并在发布的《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中称，“与迷信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之蒋中正及其个人独裁下之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本党所赋蒋氏之职权，应即撤销，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经不复存在”。 对于二广方面的所作所为，蒋介石异常愤怒，并作出强硬表示： 今当国议闭幕后，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工作，汪等竟又反对政府，破坏和平，诚罪大恶极……若以老同志反对新进同志，并违反总理主义，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灭之而后已。 29日，吴稚晖发表声明，对二广擅自成立政府，反对中央的行为予以了强烈谴责，将参与粤变各方称为“一个大垃圾堆”，并将其分为“超然派”、“国民党右派”、“西山派”、“桂系”、“改组派”、“国民第三党”等六派，宁粤对峙更趋紧张。 1931年5月12日，刚到鄂豫皖苏区不久的张国焘主持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撤销原鄂豫皖边区特委的决定。中央分局由张国焘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组成中央分局常委会，张国焘为书记。 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级别高于省委。本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内定为沈雁冰的弟弟、张琴秋的第一任丈夫沈泽民，但由于张国焘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陈绍禹就举荐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改为鄂豫皖省委书记。 会上，张国焘还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为委员。陈昌浩还兼任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体制，本来是以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为核心组成。现在，则转为以张国焘为核心，沈泽民、陈昌浩等为主要成员的新的领导体制，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事将领，被逐渐地边缘化。 5月16日，红一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的预定部署在富田和东固地区，将国军第五路军的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包围，经一昼夜激战，全歼第28师和第47一个旅的大部。 早在4月1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总司令，命令其按照预定的进攻路线，以宁都为目标，向中央苏区发动大举进攻。 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主力于4月20日前，先后秘密转移退却到龙冈、上固、东固地区休整，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并确定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然后再各个击破。按照这一作战原则，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尔后再打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和朱绍良的第六路军。 红一方面军初战大胜后，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第十九路军连忙由城岗、兴国向赣州撤退。红一方面军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乘胜向东横扫。5月19日，红一方面军又在白沙地区歼灭了准备向北逃跑的第五路军之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5月22日，红一方面军向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发起进攻，在中村歼敌一个旅。遭受我军打击后，第二十六路军余部纷纷向乐安、宜黄撤退。第六路军朱绍良由于怕遭我军打击，除留下第5师守广昌外，余部分别向南丰撤退。 说明一下，孙连仲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后来在宁都参加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最后在参加西路军的征程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拔枪自尽。 此时，宁粤分峙爆发，为应对广州方面的行动，蒋介石命令国军各部暂取守势。红一方面军迅速抓住这一有力战机，主力遂日夜兼程，向东追击。5月27日，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广昌，歼灭国军第5师一部。5月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出敌不意突袭建宁城，歼灭守军三个多团。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十五天里横扫七百里，连续打了五个大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支，胜利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乘势发起进攻，开辟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 战后，兴奋异常的毛泽东填写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曾参加广州起义、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的黄平，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被派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5月间，因工作需要，黄平即将回国，那么让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呢？共产国际档案清晰地记载，1931年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不反对派沃罗洛夫斯基同志（即黄平）去上海中央组织部和海员工会工作。不过应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有中国党的领导同志留在莫斯科。要求把斯特拉霍夫(即瞿秋白)同志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派往莫斯科。” 虽然共产国际已经明确表示让瞿秋白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不知中间那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最终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是陈绍禹，而不是瞿秋白。 如果瞿秋白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那也就不会发生因红军在后来的战略转移时，而被留在中央苏区的情况，也就不会被捕而英雄就义。当然，也就不会写出那篇被后来的领导者认为是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那样投降叛变的自白书--《多余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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