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对卫生部的工作如此不满呢？
平心而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卫生部及其所属各医院，在为农村基层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上做了不少事。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各医院的医护人员完成了2800次农村巡诊。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医院、医生对社会、对底层民众的奉献已经相当好。问题在于，距离主席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旧中国的医疗，虽然有协和、湘雅等高水平医疗机构，但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沿江大城市。无论是国内培养的，还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医生，固然水平很高，但他们都在城市中，为极少数有权有钱的患者服务。广大内陆乡村地区，连最基本的现代医疗资源都没有。
针对这种情况，建国后，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求城市中的医院组织医疗队到农村为农民治病。各家医院确实派出了一些医疗队，但都是短期的“蜻蜓点水”。广大内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多大改变。
到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看到卫生部报上来的这组数字，毛主席终于按捺不住，大发雷霆，痛斥卫生部是“老爷部”“城市老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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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
“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原则就是，不必追求高精尖、高大上，也不能依靠那些读了N年书的大医生大教授。新中国要培养自己的基层医疗队伍，当务之急是要让广大农村地区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正是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后来形成了极有中国特色的“赤脚医生”制度。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主席的这些指示准确抓住了中国医疗的要害。
关于医疗问题，如果你去问那些大医生、大教授、大博士等等，他们会说得头头是道，提出一大堆让国家投资买这买那的建议，但是，怎样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短时间提高广大农民的卫生健康水平，他们却束手无策。
对于“赤脚医生”等等，医生教授博士更是嗤之以鼻，认为水平太低、啥也不懂、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医生。
农村基层自己快速培养的赤脚医生，固然水平不高，但中国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很低，几近空白。只要投入海量人力，快速普及几项简单的医疗技术，就能拯救数以亿计的生命。这些简单医疗技术包括：消毒、科学助产、抗菌药物等。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旧中国农村现代医疗近乎空白的样子。人们没有基本的消毒知识和意识。一次小小的感染就能要了人的命；只有旧式的接生婆，妇女分娩就等于闯一次鬼门关；没有抗菌药物，一次流感，会让整个村庄死绝。赤脚医生带来的消毒术、科学助产、抗菌药物，让无数本来必将死去的人活了下来。
到1975年底，全国培养出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这几百万人的医术水平，肯定远远不如城里的那些大医生大教授。但他们长年在基层为农民服务，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三分之一降到了3.7%；人均寿命从1965年的43岁跃升到1980年的66.4岁。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国家还很穷的时候实现的。中国的“普惠”医疗，远超同期的经济发展。
这些被医生教授博士嗤之以鼻的赤脚医生，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拯救生命最多的医疗人。实际上，今天能看到这些文字的人，很多都是被赤脚医生拯救的人的后代。
可以说，没有毛主席对卫生部的大发雷霆，没有新中国的赤脚医生，我们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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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再看看最近闹得如火如荼的韩国医改风波，我们就能更深地理解，新中国的事业多么伟大、多么值得自豪。
虽然在经济上，韩国已是发达国家，但从社会、政治等角度看，韩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旧社会。表现在医疗上，韩国的医疗和旧中国差不多。
医生凭借强横的行业保护，严格限制从业者数量，以确保他们的超高收入。医生只为钱而工作。为人民服务，他们闻所未闻，也根本不会接受。
韩国政府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推行医疗改革。改革其实很温和，只是增加医学院的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医生数量，增加医疗资源。没想到，即使是这种温和的改革，也触怒了韩国的医疗利益集团。
他们坚决反对政府这么做，也就是坚决反对韩国增加医生数量。因为那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势必受到影响。
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了迫使政府就范，韩国医生、医学院教授竟公然威胁罢工、辞职，置广大民众的医疗救治、身体健康于不顾。利益集团自私自利的嘴脸暴露无遗。
这种情况，在中国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医生，工作强度很大，收入也不像外国同行那么搞，有牢骚有不满，但在为人民服务，治病救人上是不能也不敢含糊的。
如果出于一己私利，中国医生结成利益集团，用罢工、辞职威胁国家，要挟社会，那就是违反了毛主席留下来的“中国医疗宪法”。他们如果真敢这么干，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这就是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区别，这也是解放和未解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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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代表了全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利益集团只代表他们那个小集团的利益。如果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利益集团就会成为国家机体的“恶性肿瘤”。历史上很多国家、王朝，就是因为这种“恶性肿瘤”大发作而灭亡的。
利益集团不可避免，但国家能否遏制住他们，能否不让他们恶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能否繁荣富强，社会能否长治久安。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对这个至关重要的规律更是洞若观火。实际上，新中国建立以后，很多政治运动、政治斗争——这些运动和斗争，现在人们往往很不理解——就是在克制、压制乃至铲除形形色色的反国家、反人民利益集团。
旧中国的医生，在自私自利上，和现在韩国的医生没什么不同。他们接受了最好的医疗教育，毕业以后当然要赚大钱。而要赚大钱，就要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这种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中。
政府要求他们下乡为农民服务，迫于压力，他们会象征性地去上几次，但让他们留在那里，一直为农民服务，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共-产-暴-政迫害知识分子么？
对他们这种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想法，主席当然一清二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就是抛开他们，在基层另行培养新中国自己的、适合农村需要的医疗队伍——赤脚医生。这样一来，医疗利益集团就没有机会像现在的韩国医生这样要挟、威胁国家和人民了。
这只是新中国和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斗争的一个例子而已。实际上，这种斗争贯穿了新中国的历史。直到今天，党和国家仍然要时时面对和战胜各种利益集团的挑战和威胁。看不到这一层，你就不能理解新中国的艰难和伟大。
这是一场永无休止、永无懈怠的斗争。“革命永远在路上”“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含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