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明时刻，大学老同学姚善长深深怀念他的爱妻，为此特发他在2019年写于墨尔本的这篇哀思切切的祭文。 第五次来澳洲女儿家了。墨尔本依旧蓝天白云，依旧绿荫如海，依旧繁花似锦，依旧空气清甜，可我的心情却是如此凄凉和怅惘。前四次来澳都是偕妻快乐同行，但这次我却是形单影只地来。我深爱的妻子永远地离去了。今年6月我妻因一场肺炎而突然去世，似晴天霹雳把我击倒。我悲伤，我难过。半年来我犹如在做梦，掉进了万丈深渊，怎么挣扎也爬不上岸来。我不相信与我鹣鲽情深、相濡以沫48年的妻子会这么快地离我而去。我永远看不到我的爱妻了！ “苦脸日日泛阴霾，枕上夜夜留泪痕”。自我妻子走后，我成了孤家寡人，我天天以泪洗脸，神志恍惚。每天清晨醒来，再也看不到妻子身影，听不到那熟识的京音。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面对妻子的遗像总要大哭一场，似乎泪水和哭吼能把我从哀伤中解脱出来……。从此，我将孤寂地走完人生最后的里程。我忏悔，我内疚，我责备自己以往太漠视妻子的健康了。总以为她比我年轻了8岁，她的身体比我要好，忽视了她的时时腰疼、头痛、长期失眠和顽固便秘等等病症，要知她的免疫力低下早就潜伏在她的躯体中了。一场肺炎竟会夺走她的生命！我亏欠我妻子太多了！当然我也为国内的医疗水准之低劣、为以创收挣钱为标之医院的医德、医风而愤懑。在那个徒有名气的医院ICU中，以开机费5万至10万元的价格推荐我妻上了他们巨款进口的“人工肺”，结果在几天后的清晨突然发现我妻曈孔已放大，经CT紧急检查确定我妻已大面积脑梗而无救了。肺炎未治好，却因脑梗丢了性命。我们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们极度的悲伤和无奈！但医院有他们的理由，平民百姓是欲告无门的。我的爱妻死得太寃了！她还年轻，她只有69周岁，按现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她走得实在太早了！ 我妻高燕泽，她的一生风风雨雨，有艰难、有坎坷，也有快乐、有幸福。她1950年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家庭，祖上曾在宫内做事，当过管理钱财的大臣。辛亥革命后，满清政府垮台，家道中落，她爷爷辈就沦为闲荡于京城的八旗弟子。她父亲学过一些中医，1949年前，在北京协和医院供职。解放后，她父亲挂牌开了私人诊所，但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潮流中诊所关闭了。由于她们家有七个⼦女，经济不堪负担。1959年，我妻子9岁，小小年纪，就与比她年长两岁的三哥一起，被送往大西北兰州的甘肃省戏校学习京剧。看现今的9岁孩子，还在母亲的怀中撒娇，上学放学都要父母接送，可我妻子这么一个幼小的女童，9岁就离家几千里，独立住校生活，真是可怜。况且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年，正是中国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饥荒。当时主政甘肃的那个省委书记张仲良，好大喜功，虚报产量，诓骗中央，害得整个甘肃大地饿殍遍地，饿死几十万人。我妻在戏校过的是受冻挨饿的生活。住的是透风的没有暖气的大平房，一群小女孩，生的烧煤炉子，常常半夜火灭，人缩在被窝中冻得瑟瑟发抖。被子冰凉，有同学将砖块在火中烤热，然后用衣服包上，塞在被窝里取暖。吃的更加凄惨，每顿发两个小窝窝头，常常没菜，就着白开水填饱肚子。何况每天还要练功、吊嗓子。正处于发育中的孩子，过的这种生活，何等悲凉！这种非人的生活熬了5年，1964年她戏校毕业，正赶上国家调整时期，文艺团体不要人，于是我妻子14岁就与大多数同学一块，被分配至工厂。我妻被分到一个纺织厂，当了三班倒的工人，堪称作是童工。纺织厂虽属轻工业，实际工作不轻，一人要看几台机器，一个班来来回回的要走上几万步。故我妻不到20岁就得了小腿静脉曲张，腿上布满了蚯蚓般的青筋。 1964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至上海工作。但不久由于海峡形势紧张，伟大领袖号召建设大三线，我的单位及全部人员随之搬迁至大西北的兰州。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知识分子都下工厂、车间当工人。1970年，我已接近而立之年，由工厂同事介绍，与我妻子相识。我与妻子可说是一见钟情，我被妻子的美丽外貌和高雅气质吸引，我妻对我印象也不错，虽我大了她8岁，还有点木讷，当年又正是臭老九最被歧视的年代，但她也看中了我。相识不到半年，来自一南一北、不同民族的我们俩就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可说是既幸福又艰辛，在13平米的房子中我们度过了10年。我们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我妻既要三班倒上班，又要喂养孩子，特别在寒冷的冰天雪地的冬天，半夜三更骑自行车来去于相距5公里的工厂和家属宿舍之间，艰难和辛劳不堪回首。虽然大女儿断奶后送至南⽅我老家，由我退休的老母亲帮助抚养，但小女儿的接着出生，又给她增加了新的担子。 当年我们收入不高，我妻还得月月给她家寄钱，负担她家没有工资收入的父母及尚未成年的弟妹。我妻子14岁正式参加工作后，几十年一直按期地给她父母寄钱，直至她父母去世，可算是一个大孝女。 这样的生活过了六、七年，其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荒唐岁月。我们俩⼈出身都不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直夹着尾巴低调做人，过好自己清苦的生活。直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一场旷世浩劫结束。以出身划分人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解放了。不久，高考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恢复了。我有幸考上了文革结束后国家的第一批公派出国访问学者。1982年8月，我赴瑞典林雪平大学留学，直至1984年底回国。我妻为我能出国留学兴奋和骄傲，也为即将到来的两年分离忧心忡忡。这两年多的时间，我妻既要上三班倒，又要一人照顾幼小的女儿，生活艰辛可以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讯尚不发达，没有网络，没有电邮，也没有微信。国际长途电话又是十分昂贵及不方便。我们之间只能依靠书信鸿雁传递来解相思之苦。家书抵万金，每次收到万里之外妻子的来信是我最大的精神抚慰。我们一个星期写一封信，那时瑞典中国间的一封信需走8天，往往寄出去信到再收到对方回信已是半月以后了。 瑞典两年多的学习和研究项目圆满完成了，我在国外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可算是学有所成。在学习的后期我还得到了瑞典学校的奖学金。由于思乡心切，我谢绝了瑞典教授的挽留和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应诺，毅然回国。当时有人说我，你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何不留在瑞典呢？我回答他们，我不会讲报效祖国之类的豪言壮语，理由是人要讲良心，我思念国内的亲人，我思念我的妻子，思念我的母亲和两个可爱的女儿。我深切地记得，1984年底在与妻长别近二年半后的重逢时刻，我俩都十分激动，感到幸福极了。我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两⼈都流下了哗哗的热泪。是幸福、是思念、是委曲？一切都融化在泪水中了。我们发誓再也不分开了。 1984年底，我学成回国，我回到我的单位研究院。领导十分器重我，想提升我担任行政职务，甚至送来了入党志愿书，但自有想法的我都推脱了，我表示我不愿当官。我参加了推崇民主和科学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我只愿一心搞专业，把国外学到的东西用到国内的工作中。院领导无奈就只能委任我当课题负责人及主任工程师。为照顾我工作，院领导把我妻从工厂调来我院，担任行政工作，从此我妻结束了三班倒工作，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已万分感激了。我妻子的性格和想法与我一样，也无意让我去当官。因为我们都看透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风气，我们只追求踏踏实实做好夲职的业务工作。我妻与我一样，不会拍马媚上，谦和地与人相处，故在院里口碑颇佳。我妻性格爽朗，对人诚恳，心直口快，调我院时间不长，她就交了好多个知心朋友。后来我们调至浙江嘉兴创建分所，这是领导为照顾我能与我南方的老母亲团聚，也为了留住我这个海归人才，因那时国内南方几所高校已有意引进我去任教。1989年，我和妻子一起南迁至浙江嘉兴的研究分所，一直工作至退休。我妻到嘉兴的分所后，身兼后勤、财务多职，她任劳任怨，为研究所的工作和发展尽心尽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我妻这个北方人，也慢慢适应了南方的气候和环境。 退休后，我妻先是一心一意帮女儿照看第三代，一直至外孙进了幼儿园。后来她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京剧班，由于她幼时五年戏校的功底，不久她就脱颖而出，被发现和推荐当了京剧班的老师，后来邻县嘉善的老年大学也聘请她去当老师。故她这些年一直担任了两个老年大学京剧班的老师，直至今年她患病住院为止。通过京剧教学重新唤起了晚年我妻对京剧的衷爱，她参加三个京剧票房，每周除了两天教课外，另有三个下午她要去票房唱戏，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几次来澳洲，我都陪着她去墨尔本博士山的中华京剧社和斯林威尔社区活动中⼼唱戏，在这里⼈家都赞她唱得字正腔圆，说她具有专业演员水平。 我妻自担任老年大学的京剧班老师后，将精力全扑在教学工作上。半天的课，她要准备几天，并课前将唱段录好音。她讲课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南方人对京剧的咬字发音把握较难，她在课堂上一字一句帮同学进行纠正，大家都赞赏她教得好，上她的课收获大。她与许多学生都成了好朋友，平时还组织大家上票房唱戏，去社区演出，学生和票友们都亲切地叫她的外号“格格”。在我妻去世的灵堂上，她的学生和票友来了有一百多人，人人洒泪痛哭，场面令人动容，都为失去这么好的一位老师和朋友悲伤及婉惜！ 曾经有哲人说，人生最无奈的一个词是“失去”。 失去就是不再拥有! 失去是心痛，是难受，失去是悲伤，是难忘！我失去了朝夕相处的爱妻，我永远不会再拥有她了。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她仍时时刻刻陪伴着我。我相信我妻已去了天国，我希望她在天国快乐、安逸，与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欢聚。我希望天国也设有京剧票房，让她天天可去唱她酷爱的京戏。愿她美妙的青衣声音在天国悠悠荡漾！我也鼓励自己，快快从悲伤中走出来！我想这也是我妻子对我的希望。爱妻，我会振作起来，请在天国等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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