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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为历史书写立出规范
作者：万辉华
以我的历史方面的知识和学识，对湖南常德人翦伯赞先生不可置词，但我很好奇，身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大家之一员，他的史学观如何？ 我对湖湘文化是这般的热爱，自然不愿放弃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时的一些大家，恰好读了翦先生的《治史》一书，让我眼前一亮，翦先生真的是为新中国近代史书写立规范的学者之一，值得我作些介绍。 我在写华容人刘大年同志的文中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在湖南，已列举了许多大家、大师，当时，因没有读翦先生的书，漏掉了他，这次还是想专门谈谈。 在九十年代我尚在一家央企工作时，遇上了一个自称是翦先生亲戚的朋友，他说，翦先生是回民，也是史学大家。我记住了翦先生的大名。我的书架上存有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而翦先生逝世于“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长编中记了这一笔。
我也知道侯先生与翦先生是有过相从甚密的关系，侯先生治中国思想史，翦先生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他们属于我党在40年代培养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这也是历史检验了的，有别于民国时胡适、冯友兰这一个阵容的史学家。我通过读刘大年往来书信集中，还见了翦先生与刘大年的书信往返的墨迹，而这些通信的时间，大抵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后，那时期，他们一方面忙于迎接革命胜利到来，日常事务繁忙，另一方面在各自的学术上，还要作出研究与成果，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下，能两者兼顾，不愧于共产党人的品格。 我还是把话题集中到翦先生为中国历史书写立规范的这一重大“课题”上，这也许是许多史学研究者所忽略之处，也许是孤陋寡闻，因我毕竟不是历史学界中的拥趸。 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翦先生为中国历史书写立规范的良苦用心，一言以蔽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不因时代之变，它自动消失，它的阴魂一直不散。近几年在网上一些帖子中隐约可见，一些人仍然然祭起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旗，在鼓惑人心，我不想列举具体的例证，怕遭到网上无端的攻击。 还是回到新中国成立时百废俱新的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占据了历史研究的高地，以领导者、引领者甚至规范制订者的身份，起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地的话语权。这是民国后仍然留在大陆的历史学家中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使陈垣、顾颉刚与时俱进，极力靠近，即使陈寅恪自甘边缘化，但是，这些民国时代留在大陆的史学家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仅仅是口头上、书面上表志，拥护党和马列主义，并没有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上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辨证唯物主义，也许为了出版的策略，在旧著的修改上，加上一段或几句马列经典著作的文字，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在刘大年、翦伯赞的眼里，这些伎俩和障眼法，他们一眼都能识破。除非他们失语，除非他们退出历史学研究的阵容。 但是，翦伯赞先生既身为历史学科研究的领导者，时代风气的引领者，有责任，有道义，代表党和政府，把历史学科新的规范讲清楚，让新旧历史学家有标准可依。我认为，翦先生这种“示范”值得后人铭记与缅怀，其价值不因时代之变而消退，我甚至认为，撇开意识形态的规范不谈，翦先生当年立下的史学书写之规范，可视为金规则，在当下甚至未来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在我看来，翦先生概括了当时在史学界需要界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的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翦先生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还如，“用发展的观点看历史，也是我们写历史的基本原则，全面看问题是我们写历史的原则”。这也是我们过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涉及的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书写历史。这同样是一条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 翦先生还具体列出一些历史书写法的指导意见。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做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 这方面不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为害甚烈，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以西方的史学风尚和规范来书写中国的历史，同样犯有生搬硬套，把西方史学的一些法则，硬性地纳入中国史学的书写之中，也即选择一些史料，来印证这些方法和规则的普遍适用性。 此外，翦老还提醒不宜用“影射法”来研究历史，并提醒“要用第一手材料”，“每一个论点都要有论据，不要写空话”，“要批判地接受前人对材料考证的成果”，“观点和史料的统一”这些方法永远不过时。尤其是当下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的史学研究方法，翦先生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原则和具体方法，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书写历史的根本遵循。 这也许是我的多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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