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教授：人生怎样才能不被奴役？

1973年秋天，已经到了文革十年动荡的后期，那时我在上海市郊的汽车齿轮厂当装配工，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工厂的宿舍里，读着一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的小册子《高尔基早期小说集》。其中第一篇就是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得拉》。高尔基早年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的这篇小说如此深深的打动了我，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小说一开头就是老牧人对年轻牧人说的一段话，“你看上了俺家的小妞吗，那可没意思，你娶了她，从此就不再有自由了。你应该像天上那头老鹰一样，自由自在，到处走走，看看，看完了，就躺下死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读到这段话时是何等地激动，几乎当天夜不能寐。我想像着自己来到青海湖畔，躺在湖边的草地上，望着蓝色的万里无云的天空。为什么不去周游一番？

工厂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当年我二十来岁，一种浪漫的生活就在眼前等着你，为什么不努力去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什么不能牺牲？人生来世，不就是几十年嘛。

我决定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旅行。促成我下决心实现这次不顾一切后果的旅行的，就是《马卡尔·楚得拉》中老牧人说的这一句话。它体现了对人生的充满浪漫的诗意的理解。

直到后来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才知道，这种观念就是浪漫主义，罗素说，浪漫主义，就是一种为了获得生命的高峰体验，为了那种转瞬即逝的“登仙般的飞扬感”而宁愿牺牲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的精神心态。那是一种对世俗平庸生活的叛逆，那是一种为了短暂的的激情的高峰体验，而宁愿牺牲生命中一切的人生状态。在浪漫主义支配下，一种被长期压抑的生命力，通过主体的自我扩张而被激活，人的生命力会超常地发挥，并由此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在当年是如此受浪漫主义吸引，并愿意为此付诸行动。

我哥哥萧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古建筑研究人员，当年正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于是我向厂里打了请假报告，我以自己从小没有父母，由哥哥每月寄钱抚养为理由，要求去敦煌探望一直在供养自己长大的哥哥。1973年秋天，我的请假被同意了，虽然只批了二周事假。但我已经下决心要晚一些回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万里之行，如果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想我准备接受。

于是，我带着两年工资中省下来的三百多元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是39元）、几十斤全国粮票、一架从同事那里借来的摔破了角，并用橡皮膏粘合的，仅值八元钱的华山牌相机，就准备上路了。

出发以前，我还作了精心的准备，我记下了厚厚的一本笔记，从《辞海》中抄录下来有关沿途所经的历史古迹的各种知识，从各种书中抄录有关那些名川大山的各种记载。

1973年9月，一个细雨朦朦的秋日傍晚，我一个人，有一点孤独感，从上海北站坐硬铺出发远行了。第二天早上，天濛濛亮，徐州到了。窗外，铁路上一些工人正在打桩。他们的眼神过了五十年仍然记忆犹新，这是我的万里旅行的第一站。

此后又继续前行，再去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山西芮城（那里有元代永乐宫壁画遗址）、西安、咸阳、陕西乾县（那里有武则天陵、永泰公主墓）。再沿着祁连山到达嘉裕关、再到兰州，再穿越河西走廊，从柳园小镇越过沙漠，到达敦煌莫高窟，然后从敦煌继续前行，越过阳关故址（那只是一个荒凉的小土堆），穿过阿尔金山进入青藏高原.

再越过青海湖，到达西宁后，又南下进入四川盒地，经由成都，再去乐山。再上峨嵋，再去桂林、贵阳，再去衡阳老家，再从江西分宜看望正在农村下放牧羊的堂兄，再回到上海。

作为一个青年飘泊者，一路上省吃俭用，如果在火车上过夜，那就直接睡在硬座的地板上。（回来后，我对朋友吹嘘说，其实在火车坐椅底下睡着了，与睡在软卧上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我在旅途交谈中可以很容易交到朋友，然后就睡到他家里，或在简便的旅舍中，与他同挤在同一个床铺上。这样的免费“搭睡”也让我省了不少钱。

我省下了许多旅费，这让我的旅程不断地延长。当时最便宜的旅馆通铺只有2角5分钱，我记得最贵的旅馆通铺在青海柴达木，一晚要四元钱。当时，贵州农村两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加起来只有一角钱，就可知道这四元钱是多么贵了。

就这样，我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三个月，全程二万里，跨越了十二个省，停留过四十一个城镇，参访了四十九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翻越了好几座名山。花费的时间，远远超出厂里给我的两周假期了。

在旅行中，我到过中国最大的寺院开封相国寺，到过有一千九百年历史的、中国最古老寺院洛阳白马寺，攀上了陕西兴平县汉武帝的茂陖。

到过马嵬坡荒凉的杨贵妃墓，在乾陵文保所，与一位考古家谈了三天三夜。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晚我们一直谈到通宵达旦，在那个阴冷细雨中的清晨，他把我送到公路边，我踏上新的旅程。我还爬上了乾陵的陵顶，心想着脚底下数百公尺的地下，长眠着的那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我远望着远方雨雾蒙蒙中的永泰公主墓，那位被武则天赐死的十七岁公主，就躺在远处浓雾中，我仿佛想像着那个不幸的公主在迷雾中无声地哭泣……。

我到过敦煌莫高窟，聆听着那沙山上的孤独的铃声。

1973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这里食堂的菜只有红辣椒拌盐

我越过沙漠中的阳关故址，想像着一千多年前那里曾经的繁荣。

阳关故址的荒凉只有深临其境才能体会

我搭乘进藏的运输汽车，一路上与新认识的汽车司机交朋友，我告诉他们自己在旅途中的各种趣闻，他们也乐于免费送我一程。通过这种办法，越过寸草不生的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的浩翰的戈壁草原，我真的实现了几个月以前在宿舍里的梦想，因为我就躺在青海湖边的草地上，望着那湛蓝的天，远处就是警惕着我的、吐着长舌的深褐色的牧羊狗……。

青海湖边

我还越过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的日月山的山顶，还一个人独自爬上了大雪纷扬中的峨嵋山，与金顶上的一位还俗的老和尚谈到人生，直到深夜……。

这三个月是我一生都难忘的经历，沿途我还摄了两百张相片，记下了七万字旅行日记。在日记的首页上，我写上这样一句话：

五十年后，如果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会对那时的小伙子们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祖国的大地上，漫游了二万里。

 当年旅行手记扉页,今年正好五十年，我可用公众号来表达这句话了

多年以后，我读到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说的一句话“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约束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和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会使他觉得即使为此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我这才知道，当年支配着我的，正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

在峨嵋山的金顶与一只猴子不期而遇

浪漫主义对人的吸引力，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更真切的理解。在旅行中，我把历史、人生哲理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壮丽的河山与大自然的生命力，使沉闷、单调、灰色的世俗生活中，再现出一种内心中才能体悟的人生诗意。

在那段时期，苏联作家巴乌斯朵夫斯基的《金蔷薇》也给予我很大的精神鼓励：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宣言：

“他（格林，俄罗斯作家，《红帆》的作者）每天总是在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冉冉升起的”

这句话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在我青年时代精神最傍徨时，这本散文集，曾经是我那个时期的精神支柱。我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应该是从浪漫主义文学与哲学中获得了精神资源。

我一直在想，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永远保持一颗赤子的情怀，保持一种挑战世俗的、超越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赐予。人就由此而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我之所以称它为“内在”的自由，是因为人的形骸与肉体是受制于环境的，对于这种形格势禁，人是很难完全突破的，但人的精神，却可以避免“心为物役”，有着其相对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漓江上的鱼船

记得中学时读过到一句格言：“一个人永远不会失去他的朋友，除非心灵同意时。”我想，精神自由也是如此：我可以把这段话扩展为：一个人永远不会失去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永远不可能被别人剥夺，除非你自己的心灵同意。而这种内在的精神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抵抗世俗平庸的隔离带，是获得真正幸福的首要条件。

记得回到上海工厂上班时，已经是1973年年底了，出乎意料的，厂里并没有怎么处分我，只让我写了一份检查。而此前，我已经做好了可能被单位开除的最坏的准备。

我似乎觉得自己变了，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更执着。我把这种飘泊旅行看作是应对平庸生活的强心针。我的人生命运从此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在厂里的老朋友陈文乔对人说，自从那次旅行回来后，萧功秦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是的，我更勤奋，更有生活的目标，四年后，我于1978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那年南大历史系首届入学的十名研究生新生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自学青年。

（附记：过了好多年，汽车齿轮厂的老同事一起聚餐，把老厂长朱兴高也请来了，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赠给老厂长，并对他说，多年前有一件事我得感谢你，他问什么事，我说就是我去西北三个月后回到厂里，你没有开除我，只让我写了份检查。他说他已经想不起这件事来了。）

（本文载于 萧功秦《热爱生命：学术与人生随想录》，书名是我的手书，扉页上有两行字：“特立独行，享受创造的快乐，风雨兼程，感受生命的意义”。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本书最近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