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兵法：中国传统兵学的三个维度

中国有记载的兵书达数千册，然而中国古代兵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不过，《孙子兵法》《纪效新书》和《曾胡治兵语录》三本兵书与众不同。这三本兵书分别代表中国古代兵学三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即辩证法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正心诚意观。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是享誉世界的兵学宝典，全书短短13篇不足6千字，却系统、形象、深刻、凝练地把国家政略、军事战略、作战计划、为将之道、用兵之法、进攻与防守、经济与后勤、天气与地形、情报与用间等方面的“规律”总结与提炼出来。明末大型兵书《武备志》编纂者茅元仪评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意思是古今所有谈兵者都绕不开《孙子兵法》，足见其在兵学领域的至尊地位。

具体而言，《孙子兵法》从攻与守、奇与正、虚与实、形与势、势与时等战争的底层逻辑入手进行分析，进而找到了打开战争之门的“锁钥”。关于攻与守，《孙子兵法》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关于奇与正，《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关于虚与实，《孙子兵法》曰“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关于形与势，《孙子兵法》曰“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关于势与时，《孙子兵法》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鹫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 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

用辩证法解释是：《孙子兵法》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矛盾和矛盾的两个方面，善于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运筹事物的矛盾运动，使其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除矛盾论外，辩证法承认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并善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角度考虑问题。《孙子兵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孙子兵法》开篇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段话的第一句讲，战争是国家大事，应当予以认真评估。第二句指出，评估战场双方应当从五个指标（“五事”）入手，即道（政治）、天（天候）、地（地形）、将（将帅）、法（法度）。后面五句分别是对这五个一级指标的阐释，有的甚至分解为二级指标，例如：考察将帅，应当从智、信、仁、勇、严五个维度入手，看他是否足智多谋、是否言而有信、是否仁爱部下、是否勇猛果断、是否治军严明；考察法度，应当从曲制（组织编制）、官道（管理教育与军令法规）、主用（军需物资）三个维度入手。然后，进一步强调，这五项评估非常重要，直接关系战争胜败。

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看，尽管通篇没有阿拉伯数字，更没有高深的数学公式，但《孙子兵法》何尝不是效能评估的典范?这不正是对战争的宏观决策评估吗？受时代所限，《孙子兵法》所列评估指标体系并不完全适合于现代。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孙子兵法》提出的评估方法，都应是战争决策者必须认真思考并逐条辨析的。相反，凡是未经认真评估就轻启战端者，无疑犯了兵家之大忌，无不被碰得头破血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孙子兵法》中，这些跨越千年的兵学智慧，遵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既全面又系统，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和时空穿透力。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孙子兵法》可用于解释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场战争又仿佛都在给《孙子兵法》做注脚。这正是《孙子兵法》的无穷魅力所在。

以《纪效新书》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

《孙子兵法》传世后，后世兵家无不顶礼膜拜。《孙子兵法》为后世兵家设定了一种谈兵论道的泛论式“范式”，中国传统兵学由此走向高度同质化。直到16 世纪中叶，方有人打破这种情形。他就是有“大明军神”之称的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并非坐而论道的兵学理论家，而是名驰骋疆场的统军将领。与那些泛论式传统兵书不同的是，戚继光的兵书是他征战沙场的经验总结与理论结晶。《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兵书的代表作，无不体现一个“实”字。

戚继光认为，兵法应如武库、药箱一样，要利于用兵者取用实用，最好是能拿来就用。他在领兵作战实践中发现，中国古代兵书偏离了这一点。“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手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这句话极言《孙子兵法》很难在实战中灵活运用。于是，戚继光“乃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之，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这便是《纪效新书》的由来。所谓“纪效”，就是讲求实效，不流于空泛；“新书”，则指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

实，必做于细。戚继光《纪效新书》从兵士选练、武器选用、阵形编排到号令军法、拳术剑法、禁约戒律，再到野战行军、阵营操练、陆战水战，都有细致规定，全面又实用。例如，书中规定，要视士兵的身体条件和特点而授以不同的兵器，如“藤牌宜于少壮便捷，狼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皆当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再如，书中对每类兵器的长短、重量，各兵种士卒如何训练、考核等，都做了详细而精确的规定，甚至精确到尺、寸。若以现代兵学观点看，这不就是一部实用的作战条令吗？可以说，戚继光《纪效新书》以其精细、实用、可度量、成体系的规范，令人称道。正是这些细致的条令体系，将戚家军锻造为一支无往不胜的铁军。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实干型战将，戚继光平生最忌花拳绣腿。《纪效新书》中上万条规定，皆是切合实战而精心确定的，摒弃了以戚继光之见一切不利于实战的花架子功夫。当然，这种追求实用的细致规定，又源于戚继光本人身先士卒的战场体验。戚继光说，“平时器技，必须主将件件服习，以兼诸卒之长。既习则能辨。又须件件亲诣，亲手看试过，方可付士卒”。他认为，“此三军性命所系，国家地方安危所关，设有一件欠精，临事一人先失，大众被累”。这足见戚继光对战争与军事的严肃态度和对国家与士兵的高度负责。

此外，因应敌情、地形等实际情况创新阵法战法，是戚继光兵法的精髓所在。浙闽抗倭期间，戚继光因地制宜，针对倭寇创设了一套“鸳鸯阵法”。这套阵法将12人编为一个战斗队，充分发挥盾牌、狼笑、标枪、腰刀、长枪、镗钯等冷兵器的特点，“以救牌，长枪救笼，短兵救长枪”构成攻防皆备、灵活实用的协同作战体系，对主要依凭个人凶狠攻击的倭寇构成强大反制效果。与此同时，戚继光不忘新式火器(特别是鸟统)的编配与运用。实战中，戚继光要求对倭寇形成“先鸟统、再弩射、后鸳鸯阵法近战”的有效梯次杀伤。在这一实用战法的加持下，戚家军辗转浙、闽、粤数省累计寻歼倭寇数万，令倭寇闻风丧胆，为平定东南沿海立下赫赫战功。

调防北方蓟州（今天津蓟县)后，对手变成骑马作战的北方少数民族，曾经屡试不爽的“鸳鸯阵法”不适用了。于是。戚继光把春秋时代流行的战车搬了出来，加以适当改进，配以佛郎机、鸟统、火箭等火器，组成对冲敌骑兵的强大车阵，再辅以骑兵、步兵，总体上又构成步、骑、车营相结合的联合作战兵团。作战时，战车先摆好阵势，抵挡敌骑兵的冲击，再用火炮、鸟统等火器杀伤敌人，待敌撤退时，便用骑兵追杀，最后由步兵清剿散敌。凭借这套实用的阵法战法，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鞑靼铁骑始终未踏入长城半步。

清末《中西兵略指掌》一书编者陈龙昌讲，“中国谈兵家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作者将《纪效新书》与《孙子兵法》并列，足见戚继光兵学的重要地位。

以《曾胡治兵语录》为代表的正心诚意观

先秦诸子百家中《孙子兵法》代表中华兵家之正统，但并非只有兵家论兵，儒、法、墨各家都有自己的兵学主张。其中，因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兵学观相对于法、墨，影响最大，《三略》《六韬》等兵书无不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儒家兵学观与兵家兵学观有明显分野，其核心是“兵以诈立”还是“兵以仁立”—《荀子·议兵篇》对此有精彩论述。实际上，这种明显分野完全可以用更大的理论框架融为一体，即治兵以仁、用兵以诈，两者皆属兵学范畴，且都十分重要。正如唐《太白阴经》所讲，“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由此可见，若将《孙子兵法》视为兵家兵学“圣经”，那么《曾胡治兵语录》便是儒家兵学的至尊宝典。

“曾胡”，指清朝中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湘军”统帅曾国潘和“湘军”重要将领，《曾胡治兵语录》着重强调如何治兵胡林翼。《曾胡治兵语录》最早是由民国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蔡锷将军辑录而成的语录体军事著作，共12章，1.4万余字。全书主体是曾、胡二人的治兵语录。从编目看，曾胡兵书重在“治兵”，其中仅有两篇“兵机”“战守”与作战相关。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是时，人心涣散，国家几近瘫痪，对于中国前途命运最重要的并非指挥打仗，而是如何缔造一支心存忧患、忠勇团结的军队。

读者读《曾胡治兵语录》，心情难免沉重，因为字里行间反复出现“世事艰难”的字眼，同时，又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和沉雄的力量，那是一种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精神气概。诸如：“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曾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愤改变时局，扭转乾坤。

这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还需要用一片赤诚去感化、赢得与带动周围更多仁人义士，然后组建一支具有强大内聚力、战斗力的军队，再用这支军队去匡扶正义、为国尽忠，即所谓“用兵先要治兵，治兵贵在治心”。在曾胡看来，兵学就是人学，人学终是心学，心学首要在诚。因而，《曾胡治兵语录》用大部分篇幅谈如何治兵，其内核却是“治心”。“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所有这一切，皆直击一个“心”字。

“诚”，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对国防事业的赤诚、对责任义务的竭诚，实乃兵学之根基。这方面，《曾胡治兵语录》可谓独树一帜。

抗战年代《曾胡治兵语录》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国统区以外的地方，皆受到高度重视。蒋介石在增辑《治心》一章后，将其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八路军《军政杂志》则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可以推知，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这本兵书为凝聚中国军民团结抗日的坚强意志，提供了宝贵而巨大的精神动力，涌现出张自忠、佟麟阁、杨靖宇、吉鸿昌等一批能征善战、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民族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 受时代与所在阶层（如曾胡代表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局限，曾胡与蔡锷毕生都未能找到将中华民族团结为一个坚强集体的根本途径，后来这项历史任务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由他们付诸实践并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