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过头来看西欧其它君主制国家的君主税收问题。 自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在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下，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几乎再也没有能够恢复此前帝国时期的征税能力。 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开销，君主们只有两种途径来筹集资金，要么是加强封建集权，把权力转变为现金，要么是另起炉灶，建立新的税收体制。 显然，第一条完全取决于封建君主的个人能力和水平，如英格兰的亨利七世，通过纵横捭阖运用权力，把国库弄充盈。这也只能说是间歇性地维持而已。 同时期中国的皇帝们，也只能走这条路，通过盘剥商业阶层、打击土豪劣绅、运用酷吏等手段来充实国库。 本质上，这条路只能做到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开辟财源。 第二条路当然要难得多，开辟新的税收，这在欧洲封建君主国的政治架构来看，是一件很难的事——议会和城市的存在，使得君主在收税，尤其是征收新税的问题上变得非常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到，议会并非英格兰首创，最早的议会应该是1059年法国的亨利一世召集的三级议会，也就是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个三级议会。 国王在征税问题上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这几乎是欧洲封建国家从来就没有能摆脱的“枷锁”。 这也是今天正能量嘲笑西方体制效率低的根源。 所以，君主们最便捷的方式就只有第三条路——举债。 一开始，君主们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举债——教会、修道院，这个不用多说。还真是亏得13世纪意大利城邦经济发达造就的第一批牛哄哄银行家出现，给了君主们更多的选择。 这些银行家及其家族们都开始系统性卷入到欧洲君主国家的政治纷争中去，一时间涌现出了各种版本的胡雪岩式崛起和败落。 尤为突出的是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通过巴尔迪家族和佩鲁奇家族的贷款，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其后因为战争的消耗导致爱德华三世本人破产，使得两个家族的贷款血本无归。 这两个家族的亏空，很快引发了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三大城邦的银行危机。 这可能就是第一次有记载的政治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 作者指出，简而言之，这次危机的模式是，发达国家（意大利城邦）的企业组织，在一个欠发达国家（当时的英格兰）投资，它们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投资来获得在这个欠发达国家中某个行业领域的垄断（当时英格兰的羊毛行业）。 可是欠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并没有把贷款和投资用于价值创造和生产性投资上，而是耗费在了战争中，战争又没有取得胜利，导致统治者破产，政府破产，连带使得银行家们破产。 这个模式，只要换掉当事人双方的名字，可以直接应用在后世各个时期的金融危机上。 银行家们成了国王的债权人，大家好的时候，还好，而一旦国王破产了，或者国王耍赖，那倒霉的就是银行家——毕竟，国王手头有政权，他可以肆意妄为地动用军队和平民的力量，要么是直接摧毁你，要么是故意激起民愤，掀动人们的仇富心理——这个招数，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13世纪，欧洲君主们最大的债权人，不止是意大利城邦的金融家族，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圣殿骑士团。 这个组织，才是13世纪欧洲最神秘和强大的金融机构——有关详细材料今后敝号会有专门的随笔探讨。 但即便是圣殿骑士团这样的武装金融机构，在面对赖账的国王上也没有什么办法——14世纪初，圣殿骑士团就因为法国国王的赖账，被国王发动政变，而遭受了灭顶之灾。 相对平静的14世纪过去，进入15世纪之后，意大利的城邦经济逐步走向没落。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逐步阻断了欧洲通往亚洲的丝绸之路。 到15世纪中期，伊斯兰的势力已经遍及地中海，连同海上丝绸之路也给阻断了，这可以被认为是意大利城邦经济下行的开始。 随之而来的，当然是金融家、工商资本家势力的普遍衰落，这又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君主制在欧洲的全面强化。 一方面是面对伊斯兰势力的逼迫，一方面是西欧资本势力的暂时虚弱。最为重要的一个意外因素，也是敝号此前2023年五篇幅随笔的《伊莎贝拉 武士女王》中详述过的，15世纪中期开始的，对美洲的发现和开发——地理大发现。 这个关键的发现，给被奥斯曼压迫得奄奄一息的西欧诸国陡然间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以及不可估量的资源支持，极大扩充了西欧国家的经济活动范围，接着就引领了西欧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西欧各主要王国突然间就获得了巨量的外来财富，由是君主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几乎都是在15世纪晚期，西欧涌现出一批强悍的君主，他们分别是：西班牙的伊莎贝拉、斐迪南，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英格兰的亨利七世。
君主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相比之下，主持议会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们就处于相对弱势。 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到，初期社会资本的积累，确实需要一定的君主集权和国家武装。 当然，这一集权和武装的体制基础，仍然是议会与君主并行体制，君主再强悍，也仍然需要取得议会的同意和授权——不论是国王用武力逼迫，还是通过谈判。 强悍如伊莎贝拉女王这样的狠人，也依然对议会感到头疼，需要时不时装装样子。 你可以说他们虚伪，可从这虚伪上也能看到君主们对体制的尊重和自我约束。 西欧在发展公债市场的11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正是封建王朝市场经济发展的巅峰——宋代。 但即便是在这个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奇迹”的时代，信用交易也没有达到同时期西欧各王国和城邦的水平——检验的标准就是利率，大宋政府放贷的利率水平在20%，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是36-60%不等，且没有超过三年及以上的长期债务。 虽然率先开启了纸币工具，但在中国动辄就全盘推翻现有一切的循环传统下，宋元之后的明代，就彻底废止了这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 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整整两百年间，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支撑起了西欧的王权国家兴起。金属货币量和流通速度普遍增加，增促了消费市场的繁荣，而且进一步又促成了信用市场的进化。 作者特别指出，在13和14世纪受到王权打压的银行家和工商资本家阶层，在15-16世纪又得到了恢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君主们财富大大增加，反而增加了对贷款的需要和还款意愿。 像西班牙，前去美洲淘宝的舰队一个往返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在此期间国王就会向银行家们贷款，等到舰队回来之后，再进行偿还。 这种方式后来成了各国君主们普遍采用的习惯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国王们开始采用诸如公债、年金等方式，筹资或者是奖励支持自己的人。这些公债和年金又被大家拿到市场上转售，进一步活跃二级市场。 这些二级市场体现为15-16世纪一批集市——香槟、里昂、安特卫普等，货币兑换、交割日这些基础概念和工具已经熟练运用。 16世纪初期的安特卫普市场，已经有了一批职业金融工作者——资金掮客、翻译、市场分析师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已经可以开始直接到市场上贷款，而不是找政府或者特定的银行家借贷，市场贷款的利率水平可以低至10%。 安特卫普市场第一次出现了货币市场——用以将君主短期借贷转变为长期债务的类货币基金出现，以股份方式向公众出售。 也几乎是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再次伴随出现。信用市场繁荣，又因为借债属于强势君主所为，对于借款和用款决策缺乏议会约束，导致借债和用债的随意性——相当于信用放水，泡沫膨胀。 君主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战争，耗费翻番增长，又导致偿债能力下降，产生违约，然后在银行间连锁反应。 155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公开宣称停止偿付自己欠下的短期债务，被誉为史上第一次政府破产。 不仅仅是宣布，腓力二世实际上也是第一个用破产的方式了重构自己债务结构的人，即把短期债务强行转变为长期债务，拉长期限来予以补偿。他最主要的方式是把欠债转变为永续年金，强迫债权人接受。 这些受到议会和教会约束的君主，即便是想赖账，也做不到，还得想法转弯实现。 腓力二世的破产，是早期西班牙金融财政运转模式失灵的开始。这种模式，其本质上至今也没有改变——以税收和战争收益为抵押举债，以政府信用背书把债权进行交易转让（要么是出售给接盘者，要么是短债长期化），让财政源源不断获得接续的资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