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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雇佣劳动与社会劳动——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辅线 【摘要】在《资本论》这一“有机的整体”中，资本之论辅以劳动之论。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劳动二重性理论为突破口、以劳动为逻辑辅线对资本关系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二重性”使得劳动得以显现，同时，劳动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一股“颠倒”性力量、不同的阶级属性、揭开资本“秘密”的钥匙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由雇佣劳动的析出逻辑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劳动的外在限制和内在超越已成为自身的桎梏，进而社会劳动的物化性和历史性得以凸显，社会劳动得以科学认识，劳动世界得以全面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逻辑; 雇佣劳动; 社会劳动; 【作者简介】王维平，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牛新星，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03期 “如果说在以资本为前提而开始的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作为最后形式关系看起来消失了，那么这只能是由于资本贯穿整个过程的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忽略了。”作为被资本关系遮蔽的看不见的“线”,劳动则是《资本论》研究的重要“辅线”,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研究的主线是资本，辅线是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的产生和积累，没有资本的扩张就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资本论》虽然是在论资本，但它是通过论劳动和基于劳动者的解放而论资本的。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对象性的活动”、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中人的物质资料、生存环境、生活境况的关切，使其将理论的“着眼点”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杠杆”统一于对“劳动之谜”的解答。为此，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超越了古典劳动话语的历史谱系，实现了对劳动的全面认识。本文力图将劳动的哲学之思、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境、劳动的现实之维作为全文的一条线，透视出劳动的多维范畴，析出雇佣劳动及其批判的逻辑脉络，科学地认识社会劳动的本质和历史过程，使得劳动全貌得以显现，进而为研究《资本论》作出可能性的边际贡献。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劳动范畴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表现出不同的两极，一极是劳动能够创造出丰富的商品元素和财富元素，另一极是挥之不去的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贫困。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工人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并且受物的控制，其中就包括随着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工具与手段——机器大生产同样控制着工人。就劳动的特质而言，劳动不仅可以改变人自身、创造美，而且也表现出痛苦与压迫。可见，劳动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历史场合中表现出不同的面相，具有多面的表征。 (一)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二重性”劳动 在《资本论》的开篇中，马克思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对资本生产过程展开了研究，通过对商品、交换过程、货币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研究，追寻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过程、本质等。因此，在《资本论》整个研究过程中，对“劳动”问题的思考是资本批判的重要辅线。黑格尔将劳动作为满足个人需要的中介，但是黑格尔并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面，而是从整体上轻视物质生产劳动，只承认精神劳动的作用。虽然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又超越了黑格尔的劳动观，他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展开了分析，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劳动”的概念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是目的。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无偿占有规律的转化。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有用劳动是资本价值扩张的基础。这就需要从劳动力市场形式的等价交换关系入手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当离开“嘈杂的”“喧嚣的”交换领域，即具有“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特征的环境，进入“隐蔽的”“非公莫入”的生产场所——劳动过程的内部，资本剥削的秘密才能够显现出来。马克思通常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对某一概念加以概述和确定范畴，例如，价值只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条件下才特有的概念，当然不会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奴隶制条件下。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论述，是在撇开特定的社会形态下进行的考察，并寻求一种一般的、普遍的、人类生活共有的社会形式。那么，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是主客体的相互统一，不存在明显的区别，两者互为影响，可以辩证地理解为“物质变换”的过程。换句话说，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劳动过程是人、自然和社会辩证统一的过程。当然，这样的劳动过程是在价值之前出现的，具有抽象性和纯粹的物质性，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由此，劳动过程是由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要素构成。但最独具特征的是，马克思引用富兰克林给“人们”下的定义“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在这一劳动过程中，劳动资料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反之，社会关系的变化也需要更新技术，以适应社会发展。“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劳动过程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也包含其中，但这仅仅是“形式规定的消失”的一种假象而已，可以说，“是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和精神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都是在“抽象”层面的论述，归根结底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于是，马克思透过“抽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在“具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上，即在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中发现了劳动过程的价值增殖。 就“价值形成”的角度来说，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现在再回到商品市场上来讨论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购买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而，劳动力作为商品在被买入和卖出的过程中，看不到剥削的影子，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就大不一样了，在这里，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开始向资本主义无偿占有规律转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之下工作，并且劳动归资本家所有；另一方面，在合同期间，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 由此可以看出，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与产品在潜在的创造力上是完全分离的，劳动只不过是达到资本增殖的中介，“再生产自身价值和增加自身价值的资本，是作为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的独立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使用价值，对工人来说是交换价值。就此而言，“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资本家将“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与“劳动过程与价值殖值过程”两者相统一，马克思用讽刺的口吻说出了资本家的真正意图，用“良好的意图”驱使工人走向“地狱的道路”,用一切虚假的托辞和欺骗的伎俩来愚弄工人，例如，用“节欲”“提供就业机会”“承担风险”等一切虚假的说辞来掩盖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剖析往往需要从劳动力商品的特征分析开始，不同的是，劳动者需要维持劳动力的费用和使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决定的是交换价值，后者决定的是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交换处于C—M—C循环中，而资本的运动处于M—C—M+△M的循环中。“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可见，剩余价值既不是在等价物交换中产生，也不是在流通中起源，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就劳动者而言，工人只需要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够维持一天的生活，剩余的半个工作日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强制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就资本家而言，通过剩余劳动获得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至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更有利于增加剩余劳动，进而使得价值增殖成为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是同向发展的，但带给资本家的是价值的增殖，带给工人的只能是在“无情的线”的控制下被无尽地“吸吮”。 可见，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考察，出现了一个“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有机统一的“二重性”。马克思再次区分了劳动过程中的“一般形式”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特殊形式”,但其目的都是在生产中获得剩余价值，使得价值增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种类的有机统一体。 (二)劳动的“多维”面相 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就《资本论》来说，马克思透视了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劳动、“颠倒性”力量的劳动、阶级属性的劳动、揭开资本秘密的劳动，进而，在批判性思考中，劳动的“多维”面相得以呈现出来。 1.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劳动 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作为生产性特征，劳动以“海格力斯”般的力量改变着世界。作为创造性特征，劳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其一，作为生产性特征的劳动，它是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一是劳动造就了人，并且创造着世界。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批判了费尔巴哈“机械式”的劳动理论和黑格尔“精神外化式”的劳动理论。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身存在的状况，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首要条件，在制造和利用工具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着原有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样，劳动改变了人存在的状态，也使得外部自然发生改变。然而，“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造成了人与动物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形成这一差别的正是劳动。二是劳动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人为了生活，首先就要满足吃、喝、住、穿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就是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结合，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来改造劳动对象，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而满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关系的协调和人自身思维水平的发展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这反映了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改变，塑造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二，作为创造性特征的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文明的演进、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没有哪一个不是以劳动作为创造性的手段来促进的。原因在于，一是，劳动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劳动进行之前，劳动者的头脑里已经存在表象，作为“观念地存在着”,然后利用自然物，发现其中的规律，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得自然物为自己服务。劳动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使得自身不断完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二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当扬弃资本关系最终摆脱资本逻辑统治的时候，劳动者以自身的兴趣参加劳动，劳动将不再是一种不幸，而是幸福的源泉。 2.作为“颠倒性”力量的劳动 受异化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支配，劳动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成为人和社会发展的禁锢。在马克思看来，活劳动创造价值，是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在《资本论》中，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而剩余价值则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及其劳动被资本关系所支配，劳动者的劳动不仅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自己相抗衡，而且成为资本逻辑支配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人在劳动中不能将体力和智力当作活动来享受，反而需要依靠外在的强制来完成。 其一，在异已力量的支配下，形成异化劳动。马克思超越赫斯的地方在于，“从分析货币(交换)扩展到分析劳动对象化(异化)”,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用理论假设来论证事实，而非用事实来论证理论的现象。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指出：“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异化；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即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身异化；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第四，人与人相异化，即阶级关系是异化的现实表现和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存在于各个层面。一方面，不仅仅是工人异化，就连资本家也会发生异化，资本在支配工人的同时也控制着资本家。另一方面，在普遍的异化关系下，金钱关系成为人的关系的唯一纽带，人成为金钱的奴隶，社会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以金钱为衡量标准。可见，异化作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只有消除异化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其二，在资本逻辑力量的支配下形成物化劳动。在资本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其结果是，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扑鼻的“铁锈味”,人类劳动的创造物反过来决定人的关系，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过去劳动支配现在劳动，即物统治人。资本作为物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达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控制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劳动者的生活举步维艰；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同时，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也随之改变，势必造成整个社会不稳定，成为人和社会发展的桎梏。 3.作为阶级属性的劳动 马克思不仅以观察者身份，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来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工人不单单是纯粹的工人，资本家也不是纯粹的资本家，两者必然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一方必然离不开另一方，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直接分为两大阶级——资产者与无产者。 其一，作为“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出：“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在历史上起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在一定经济范畴和历史范畴中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一方面，提供就业、承担风险、签订契约、完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只是为了扩大生产、价值增殖、资本积累、控制财富。资本人格化的结果就是资本家，是资本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是在一定经济范畴下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资本家对价值增殖的疯狂追求和对劳动者的剥削，因此，他毕生都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斗争，将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事业。他尖锐地指出：“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有一个唯一生命冲动，那就是价值增殖，用它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吸取可能最大量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的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因此，我们要积极扬弃资本关系，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成为目的，使资本的化身回归正常人，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抗争，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真正地还给人。 其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物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进行交换，不仅能够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进而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还不断生产出资产阶级的对立阶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条件是“劳动者的自由”和“人人平等”。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还能够创造出资本所希望得到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最终目的也恰恰在此。这样看来，劳动者只是在形式上“自由”和“平等”。同时，劳动者离不开资本家，劳动者为了生存就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力不断地卖给资本家，而且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正因如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就了资本家，也催生了无产阶级。 4.作为揭开资本“秘密”的劳动 劳动乃至剩余劳动作为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源泉，客观上构成了揭开资本秘密的“钥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迫使工人超过他的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即超过他为满足自己作为工人的生活需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劳动，那么资本作为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这样一种关系，创造、生产剩余劳动，从而创造、生产剩余价值。”那么，资本的秘密就随之凸显出来，即“赚钱的秘密”和“权力的秘密”。 其一，作为资本增殖的秘密，即“赚钱的秘密”。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本身创造它的工资”。另一方面，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使得对象化的死的劳动价值增殖，即死劳动控制了活劳动，导致劳动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而生产了赤贫”,究其根本是资本无限的致富欲对劳动的掠夺。 其二，作为支配劳动的秘密，即“权力的秘密”。资本作为一种“权力”,能够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直接购买劳动力，并且无偿地占有剩余劳动，“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换句话说，这种“权力”是一种剥削的权利，一种无偿占有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权利。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这种“权力”不断地被扩大，进而，“将包括失业者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牢固地从属于资本的夹板中，甚至连人口规律(这是关于食与性，以及生命本身活动的主体活动)也从属于资本运动”,究其根本是资本无限膨胀的社会权力。 二、雇佣劳动及其批判的析出逻辑 从劳动到雇佣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条理论线索。循着这条逻辑理路，马克思进一步解析了雇佣劳动的前提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抽丝剥茧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马克思从这一资产阶级的“原罪说”入手，透析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所有权与劳动相分离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资本能够攫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能够产生更多的资本积累，但资本产生的起点是所有权与劳动相分离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分析发现，小商品生产和一般市场交换是以W—G—W的形式来完成的，而资本运行则是以G—W—G′的形式来完成的，两种完成方式和目的不同，以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为前提并固化了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 首先，资本和劳动二元对立。从非资本的角度看，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否定方面的非对象化劳动”。劳动不是直接地作为生产资料同一切物质相结合进行生产，而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分离地为资本存在的劳动。换句话，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抽掉了劳动过程中的客体性因素，“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没有任何机会来实现对象化财富的生产，劳动作为单纯的手段完全被孤立化、剥离化、工具化。另一方面，劳动表现为“肯定方面的非对象性劳动”。非对象性的劳动表现为主体的存在，即活劳动的存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是非有不可的主体性要素。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非对象性的。资本则是一种现实化的财富，是非劳动而又占有他人劳动的要素。资本和劳动两者既相互对立又互为条件，资本以劳动为前提，劳动以资本为前提。 其次，资本积累是历史运动的过程。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资本和劳动是互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资本要实现积累就需要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的所有权相分离为前提，并且不断地扩大这种规模，那么，这个过程就造成“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这就造成了两极，“一极是更多的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在这两极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完全是由资本来操控的。对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摆脱了农奴地位和行会的束缚，作为新的阶级历史存在；对雇佣劳动来说，资本剥夺了一切生产的条件，不得不出卖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从属关系。资本积累的历史运动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血和火的编年史。 (二)资本与劳动相结合 “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其发酵的最主要目的是，生产的产品是可以出售的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即商品和攫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在此动机和目的的驱使下，“资本的生产过程”必须依靠“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两个过程在本质上都是以雇佣劳动作为中介来实现资本积累。 首先，商品是资本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工作；二是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在这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尽管资本与劳动的目的不同，但为了达到目的，两者相互结合是前提。“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工人自己也就是表现为商品的雇佣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性看，资本家是资本的体现者，工人是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资本作为无休止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迫使劳动者越过了自身的限制甚至历史道德的限制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劳动则处于被支配地位，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从而，活劳动本身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从规律的角度讲，只有当这种资本逻辑下的生产力成为自身桎梏的时候，资本的关系才会被打破。 其次，资本积累是资本流通的最终目的。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相交换，成为可变资本，在资本制度的支配下创造剩余价值，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的性质使然。在整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资本家实际上是以监督者的身份对单个劳动力进行控制，“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因此，“结合劳动作为一个结构化和组织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系统，始终都在资本对劳动的'权利—控制’关系中展开”。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就不得不改良机器，促进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活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属，只是作为手段存在着。“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在工厂手工业生产时代，劳动占据着某种手工业技术的主导地位，但到了机器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阶段，“雇佣劳动”的实现形式则退居次要位置，成为自动化体系的从属环节，只是以资本增殖的一个环节存在于生产体系之中。在此意义上，雇佣劳动从对资本的隶属形式变为从属形式，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越来越深。 (三)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有权与劳动相分离游离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资本与劳动的间接结合使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劳动力成为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变为可变资本，为资本家不断地创造资本。资本作为人格化的产物，实质上不是作为物存在，而是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体现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雇佣关系使劳动资料直接转化为资本统治劳动者的工具，但在李嘉图看来，“资本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也就是单纯的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萨伊甚至说'资本的生产性服务’”,其实质是为资产阶级辩护。显得荒谬的是，这个辩护在同义反复中强调资本就是资本、劳动就是劳动。事实上，资本与劳动互为前提，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资本正是因为拥有占有劳动生产财富的力量才使得自身存在和价值增殖。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 首先，雇佣劳动与扬弃资本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相交换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而真正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是机器大生产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技术的改变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机器会消解一切主体性的因素和客观因素，使劳动成为资本的实际附属。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这些人恰恰忘记了，资本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这种换位，而雇佣劳动本身以资本为前提，因而，从劳动方面来看，它也是这种变体；是把这种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力量的必然过程。因此，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要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可见，劳动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生产力是异化的另一种表现，雇佣劳动与扬弃资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其次，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之间的矛盾。资本逻辑的展开将一切有利于实现自身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手段都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资本必然以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为代价，资本逻辑的过程犹如“札格纳特车轮”碾压与窃取的过程。资本在劳动者身上取得资本积累的程度同劳动者失去生存条件的程度成正比。资本家为了满足无止境的欲望，不断地更新科学技术领域的机器大生产，从而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缩短劳动时间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一部分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的同时还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与现役劳动军相比，后备军规模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劳动者所遭受的恶性循环，要么贫困如洗，要么受劳动折磨，怎么选择都是被剥削和压迫。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资本权力扩大的过程，同样，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贫困积累也随之增加。“生活资料的大量生产→劳动力生产费用的减少→工资的下降。工人干得越多越贫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系统的全面升级，雇佣劳动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和对资本关系批判所得出的资本与劳动矛盾对立的科学结论。 三、社会劳动的科学批判与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仅停留在对劳动范畴的阐释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发展的轨迹上，而是在已有基础上，透视社会劳动的外在限制与内在超越，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条件。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涵的挖掘从“雇佣劳动”转向“社会劳动”、从机器大生产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分工转向协作等等，既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又创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劳动理论，正是这个理论科学地预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局限、未来走向和历史命运。 (一)社会劳动的外在限制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和预判了社会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资本生产的随心所欲，社会劳动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限制。 首先，社会劳动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通过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取得资源，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生产的一切条件，但是，在劳动交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遭遇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劳动受制于自然，又力图冲破这种限制，社会劳动便是在这一矛盾中运行的。 其次，社会劳动受社会的限制。一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条件制约了社会劳动的发展水平、速度与方式。社会劳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无论是它的存在方式还是运行模式，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二是社会劳动具有社会性，受到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的制约与限制，主要体现为社会劳动的物化性。由于活劳动创造的生产力并入资本创造的生产力，所以雇佣工人的劳动只是为资本而劳动，并非雇佣劳动的主体生产力。“作为这样的社会力，这些物同劳动相对立而'资本化’。”这一过程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在一般劳动过程中，体现为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体现为活劳动受制于生产资料，处于从属地位，其中机器、分工、协作的社会劳动都是为资本增殖而服务。可见，社会劳动作为剥削手段与工人相对立，从而限制了自身发展。 (二)社会劳动的内在超越 “社会劳动”在包含着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成为自身的限制，资本主义试图打破这一矛盾，但最终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揭示了社会劳动的“外在限制”,而且还预示着社会劳动的“内在超越”。 首先，将劳动生产力并入资本生产力，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物质基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必然以旧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变原有的生产手段、交往方式和需要，社会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变为实际隶属，在现有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中，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这种社会劳动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条件，在改变资本与工人关系时又使劳动过程发生了改变，从而为新的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因此，随着历史和社会生产形式的改变，社会劳动的形式也随之改变。 其次，“社会劳动”是历史的过程，具有历史性。“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有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因而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的东西。”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社会劳动，在其自身存在着必然性的同时又为未来社会积聚力量。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劳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商品，就是因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产生剩余价值，使得资本家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前进必不可少的动力，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都多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劳动的历史发展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图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以后，社会劳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物质资料，为未来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物质条件。于是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见，社会劳动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 总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研究的逻辑辅线，从劳动—雇佣劳动—社会劳动的逻辑推演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虚假性和资本逻辑的物化性都是通过劳动透视其本质，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着力点。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过程中，以这一着力点为支撑，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二重性”劳动得以凸显，劳动的“多维”面相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神秘的面纱，究其实质，是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家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惜牺牲雇佣劳动者的一切利益，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爆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桎梏。随着社会劳动的发展，整个社会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生产力极大发展、轻松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每个人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向前。在这一颠倒的社会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人类社会被遮蔽的本质得以凸显，从而预判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资本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指向灯，既为我们分析当下社会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辅线，也为未来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见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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