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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博物馆是中国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1956年建。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1943年改名为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1950年改称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改为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新馆建成开放。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 “丝绸古道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甘肃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全省境内留有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因而使甘肃成为全国的文物大省。甘肃省博物馆占尽天时地利，馆藏极为丰富，收藏有历史文物、近现代文物、民族文物和古生物化石及标本约35万余件。 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踏飞燕已成为中国旅游标志。 有“甘肃彩陶”、“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古生物化石”、“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红色甘肃——走向1949”五个常设主题展览。 该馆展览楼主体为仿欧式古典风格建筑，造型挺拔，气势宏伟。  一楼大厅。 
 一楼的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校藏美术精品展。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悠久，这次校藏美术精品展，有许多名家作品。齐白石的“虾条”，黄宾虹的“山水”，靳尚谊的“人体”，黄胄的“驴”，俞樾的书法等等，精品之多超乎想象。由于时间关系，只粗略的浏览了一下。 
二楼“红色甘肃——走向一九四九”大型革命题材展览由“火种篇”、“抗争篇”、“铁流篇”、“激荡篇”和“曙光篇”五个单元组成，共展出革命历史文物299件、珍贵史料图片290幅，通过七个大型场景，全面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甘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富强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再现了甘肃革命鲜活生动的历史画卷和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甘肃特支的成立、南梁烽火的燃气、陕甘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鏖战河西、甘肃全境的解放……均谱写了甘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实现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画卷。
甘肃特支的成立
“抗争篇”反映了十余次武装起义，突出了西北红军的创建和由之而来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开创及其首府南梁苏维埃政权。至此，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当时全中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重要的依托，把红色甘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真切具体地表现出来，使展览具有一个吸引观众的亮点。
甘肃陕西边区南梁政府成立，曾经是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左边的那位是习仲勋。
最左边是习仲勋，右下是刘志丹，中上是谢子长。中下是吴岱峰。
“铁流篇”是从红二十五军长征在甘肃、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在甘肃、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在甘肃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诸方面，一一展开了党的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岷州会议和数次重要的战斗战役，并围绕这些重大会议和重要事件，深入阐发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实现了政策策略的初步转型，如何真正地实现了政治上的成熟，又如何再次找到了一个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的落脚点和大本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时，也笔墨浓重地书写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为策应河东红军、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血战河西的英雄篇章。 红军长征会宁会师。 毛泽东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个地名很有含义，仿佛远古先人就是为我们今天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在此会师起的啊。”
西路军鏖战河西
红四方面军印制的党员证
抗大七分校旧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接待往返苏联和新疆的重要干部 王明、李先念 王稼祥、贺之珍、陈云 陈昌浩 刘子丹使用过的枪套 习仲勋使用过的铜锅 朱德用过的枕箱 “曙光篇”是对这种深刻性、全面性、逻辑性的一种合乎学理的解读。
小萝卜头。 激战中山桥。 结束语 二楼的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共分为丝绸之路的前奏、丝绸之路的开拓、丝绸之路的繁荣、丝绸之路的绵延等四个单元，以丝绸之路发展史为脉络，主要展示自青铜时代起至宋元时期甘肃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文明的演变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此展览汇集了甘肃省博物馆及全省28个地县博物馆近50年来考古发现的顶级珍藏，囊括了彩陶、青铜、玉石、金银器、木简、木器、丝织品、唐三彩、泥塑、壁画、写经、石造像塔、瓷器等420余件历史文物精品，因此可以说是甘肃省博物馆里最为精彩的一个展览。 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奇珍异物。包括肉桂、生姜、纸张、玉器、丝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瓷器、古琴等等。 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奇珍异物。包括荔枝、核桃、石榴、黄瓜、大蒜、杂技、佛教、琉璃器、金银器、独驼峰、孔雀、犀牛、鸵鸟、长颈鹿、狮子等等。 第一单元 丝绸之路的前奏。 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图中红色大点为兰州。 甘肃处于交流前沿。 权杖是一种仪仗式的工具，从战争中僧侣所使用的棍棒所演变出来。与作武器的棍棒不同的是：权杖外表并不包铁，而通常都是包金。或饰以各种宝石。它是贵族或掌权者用来表示自身权力及地位的物品。这些权杖的材质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演变之中，这些宝贵的遗存为研究当时地方政权和社会政治的变迁提供了资料。 彩陶权杖头高7.6公分，口径2.8公分、腹径10公分。甘肃西和县宁家庄出土。距今5900年—5500年 彩陶权杖 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四坝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400年），玉门市火烧沟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蚕纹双联陶罐。齐家文化，临洮冯家坪出土，临洮冯家坪姜成禄捐献。罐腹部刻划出六条蚕纹，分为两组，每组三条。蚕有头、嘴、腿、尾，身上有八九条平行线纹和折线纹，表示蚕体的多节肢。蚕体略呈弯曲状，有生灵蠕动之感，是生活中蚕的真实写照，是一幅早期罕见的群蚕图，雕刻精美。这些蚕纹与甲骨文“蚕”字和其他省区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的蚕纹极为相似。这说明在三、四千年以前，河陇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养蚕。 红陶三足鸟形器。齐家文化，广河县齐家坪出土。 三狼钮盖彩陶鼎。四坝文化，玉门市火烧沟出土。通高27厘米，口长23厘米，口宽12厘米。鼎盖上塑三只竖耳站立的犬，方鼎上原绘深灰色凸彩网带纹，现已大部分脱落。 折带纹彩陶筒状杯。马厂类型（约公元前2350-前2050年），征集文物。
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她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 玉石文物展柜一瞥 白玉壁。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100-前1700年），武威市皇娘娘台出土。 玉璧,甘肃武威出土，公元前2100-1700年
瓦纹绿玉琮。齐家文化，静宁县博物馆藏。 贝币是主要的原始货币。种类不一，以齿贝最为流行，学名“货贝”（Cypraea moneta），中国在殷周时期也以齿贝为货币，以若干贝为一“朋”。 后来由于真贝不够，乃用仿制品，有蚌制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等。夏代盛行海贝，周代有玉石磨成的贝币，称玉贝，又称珧贝。之后有骨贝，最后是铜贝，其中铜贝是向金属货币过渡的形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铸钱，废贝、刀、布等币。王莽曾一度恢复使用。在云南一带，一直沿用到清朝初期。后来很多跟价值有关的文字，都用贝字作部首或偏旁，如：财，贸，货，等。 周秦光华。
青铜大圆鼎西周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此鼎厚立方耳，深鼓腹，圜底，三柱足略有蹄意。上腹部以五齿短扉棱为鼻翼，饰六组兽面纹，兽面展出之分体为尾爪俱全的夔龙纹，细云雷纹为地，主纹面上又饰勾连纹，形成当时尊贵器物上常见的“三层花”。腹内壁近口处铸族徽“ ”。形成浑厚典庄，纹饰瑰异，气韵不凡。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环带纹铜鼎。 垂鳞纹秦公铜鼎春秋早期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折沿，平唇，双立耳。敛口，垂腹，平底，三蹄足。足上刻有“山”字形扉棱，以扉棱为鼻脊饰兽面纹。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部饰三周垂鳞纹，颈部与腹部间以两道凸弦纹相隔。耳外廓饰重环纹。器腹内壁刻“秦公作铸用鼎”。礼县大堡子山西垂陵区墓主人有秦庄公、襄公、文公之说。 翼兽形铜提梁盉，春秋泾川县出土高30.2厘米，纵20.8厘米，横22.5厘米。盉体被设计为一四足怪兽。兽首微昂，张嘴为流，略翘的短尾为鋬，器腹深圆，粗短而趾爪向前的四腿，即为盉的四足。提梁呈龙形，盖中心亦饰一小翼兽为钮，盖与器身用一小环连接。器腹两侧各浮雕一飞龙，龙体遍饰鳞纹。龙做回首状，并各有五条扬起的羽翼。两只飞龙恰构成兽的双翼。
匀铜甗西周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37.5厘米，口径23.5厘米。侈口，细腰三款足，腰设活箅，口沿饰兽纹，足饰牛面纹。腹内壁铸有“匀”铭文。
镂空鞘青铜短剑 西周 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通长24.3厘米，鞘长18.7厘米，宽10.5厘米。鞘以回环缠绕的镂空螭蛇纹构成。蛇身上有阴刻浅槽，钝三角形蛇头，双目凸起，鞘口两侧各有小犀牛一只。剑茎平直，剑身若韭叶形，剑身脊铸窃曲纹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团花纹铜敦。平凉庙庄出土。高17.5厘米，宽21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1.5厘米。敛口，弧形母口深盖，盖面上有三个卧虎钮。圆鼓腹，圜底近平，三蹄足。两侧铺首衔环。盖面及腹部饰团花图案间蟠螭纹，是战国时期的新纹样。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方鼎。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阝爰（这个字打不出来）伯铜提梁卣 西周 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高32厘米，口径13厘米。卣为提梁筒形，带盖，提梁两头饰牛首，盖表饰凤纹一周，腹部饰凤纹二周。底与盖内均有“阝爰伯作宝阝尊彝”铭文。 西周铜簋。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西周铜盉。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西周铜角。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春秋铜编钟。礼县永兴乡出土，礼县博物馆藏。 鼎形铜行灯战国平凉市庙庄战国秦墓出土开启高30.2厘米，收合高16.7厘米，口径11.3厘米。收合时为三足圆鼎，内盛燃灯时所用的油料，盖两侧二鸭首，其宽嘴正好衔住双键，鼎盖便被牢牢扣住。用灯时，将双键支起，可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中，此时鼎盖即成为灯盏。构造精巧，设计科学，使用方便，封口严密不溢油，为贵族出行时使用的灯。 西周銮铃。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西周马络头饰。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虎纹铜钺 西周 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长23.5厘米。整体似半环，铸猛虎纹。虎背为刃，尾下有短胡两穿，尾、双爪上铸凹槽，虎首下弯，张口含銎，露牙睁目，领内有一圆形穿孔。 马背文明。
战国镂空鸟纹铜牌。清水县刘坪出土。 战国青铜大角鹿。张掖市龙渠乡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战国时期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青铜动物雕塑是他们喜爱的装饰品。此组大角鹿刻画细腻，表情生动，尤其是对两只大角的夸张表现十分特别。其形态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所出土的巨角贴背的卧鹿形饰极为相似。 战国对鸟纹金饰片、虎噬羊纹金饰片，清水县刘坪出土。 战国鹰首铜饰。 沙井文化，铜鹿，永登县榆树沟出土。 沙井文化（约公元前1000-前500年），伫马铜饰、鎏金铜梳，永昌县西岗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
沙井文化，卧犬纹铜牌，永登县榆树沟出土。 张骞
第二单元 丝绸之路的开拓。 建郡设关。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修长城、筑障塞；新置玉门关、阳关，且驻军屯戍，移民实边，发展生产，甘肃地区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开发。 悬泉置遗址共出土二万多枚有字简牍，以材质分，这些简牍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形制可分为简、牍、觚、帛书封检等；按内容可分为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据这些简牍可知，此遗址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是一个邮驿机构，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所出土的简牍中除了保留了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更涉及军事、经济、商业、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各方面的历史信息，为研究我国秦汉史、西北地方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和两汉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专门史提供了丰富资料 西汉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悬泉置传车亶兴薄。 传统文献 铜奔马。来自东汉（公元25-220年），武威市雷台出土。它为人熟知的名称是“马踏飞燕”，不过在博物馆的解说里已改为“马踏飞鹰”。因为若是燕子则与马身的比例不符。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逸足奔腾状，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鹰的刹那瞬间。飞鹰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铜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摄飞鹰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河西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河西走马的对侧步的特征，使凉州骏马遨游丝路、凌空万里的不凡气质，通过巧妙的构思经营、精炼的艺术造型和卓越的铸铜工艺完美地体现出来。铜奔马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使者和象征，因此被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铜奔马驰誉世界，它是全人类的的文化瑰宝。但据说这里陈列的这个镇馆之宝是复制品，真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
西汉“马厩图”木版画，金塔县肩水金关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长 25.5厘米、宽20厘米，由三块木板拼接而成，画面为一棵树下栓马一匹，马后站一人，一手执鞭，这个人大概是牧马者，马背上有只双腿劈叉、两手攀扯树枝的猴子，其左右还各有一猴。整个画面用笔颇为简略，尤其是猴子，身躯、两手、两腿，几乎就是一笔画线的样子。据学者研究，伊朗、印度及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很早就相信猴子可以防止牛羊等牲畜的疫病，《西游记》中天庭首次招安孙猴子，让其管理天马，正因猴可“避马瘟”也，所以，吴承恩让玉帝封孙猴子为“弼马温”，是有道理的。 东汉（公元25-220年）铜连枝灯。武威市雷台出土。高146厘米，宽66厘米。灯座为倒置喇叭形，座面十瑞兽纹和云气纹。灯呈树形，主干分为三段，套插而成。段与段衔接处各置十字形托架，犹如灯树之分枝。十字托横向四出，四端各饰透雕花叶一个，叶端有小灯盏，盏沿各有桃形叶饰一个，象征火焰，干枝顶端有仙人骑鹿形花饰。原有灯13盏，现存9盏。 东汉釉陶碉楼院。武威市雷台出土。院高105厘米，长67.7厘米，宽54.4厘米。陶质施绿釉，由可拆卸的23个部件组装而成。院中央矗立5层楼阁，每层都四面出檐，由下到上递层缩小。院四周有围墙，正面大门为菱格形透窗，门檐上建两层门楼。坞壁四隅为两层角楼。门楼与角楼间有飞栈相连。中央以及四个角楼之四壁均设透窗。这座楼院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坞壁的浓缩写照，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天马西来。马是古代军事、交通、生产的重要工具，西域多产良马。为抵御匈奴骑兵进犯，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大宛汗血宝马，使汉代养马业和骑兵得到长足发展。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及铜车仪仗队，可谓这一历史发展的见证。但遗憾的是这铜车仪仗队也只是复制品，真品据说也在国家博物馆。主车舆车通长36厘米，马高40厘米，奴婢俑高19.5－24厘米。铜车马出行仪仗，由38匹铜马、１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西汉木马。武威市磨嘴子出土。 丝绸锦绣。中国丝绸西传至罗马帝国后，在贵族中倍受青睐，因而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各国的使者和商旅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中外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繁多，色泽艳丽，工艺精巧，技艺高超，对西方的丝绸纺织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刺绣花边。武威市磨嘴子出土。其精致的程度用肉眼都难以分辨。 科技艺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走廊的开发，促进了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许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来到河西，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开创了思想活跃、文化发展、艺术繁荣的新局面，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 西汉木牛拉车，武威市磨嘴子出土。西汉，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马高88.2厘米，长78.8厘米;车高95.2厘米，长96.5厘米。由舆车、伞盖、御奴和马组成。舆车有双辕，双轮各有辐条16根。御奴跪坐，作双手持缰状，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马用红、白、黑三色彩绘，马口含兽面饰衔嚼一副，颈上套轭。据汉代制度，此车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乘坐的车。 西汉木独角兽，武威市磨嘴子出土。这件木雕长59厘米，宽16厘米，高38.5厘米。此或为獬豸，獬豸又名廌、触邪，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驱邪避祟，又能辨识善恶忠奸，确判是非曲直，《说文》释曰“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论衡》记其为“一角之羊，性识有罪。”颜师古注《上林赋》“弄獬豸”云：“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后世以獬豸为执法公正之象征，用以装饰刑官，而早先两汉魏晋的獬豸，多用于镇守墓室，将其置于墓葬门口，起到抵御能邪狞的作用。这只独角兽欲做前行冲刺的动作，身体造型厚实，头、角、颈、胸、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表现出雄强的力度，威猛的气势，汉代雕塑雕刻技法大多简单朴实，却有能显现博大的气象。
其中有魏晋时期的“邮驿图”画砖，被确定为中国邮政标志，这是甘肃博物馆中另一个被采用为行业标志的文物。仔细看会发现，其中的人物没有画嘴，意思是保守秘密。 西汉黄羊夹子，羊脚陷进去就很难出来，金塔县肩水金关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 西汉时期，西文铅饼。灵台县康家沟出土，灵台县博物馆藏。 西汉时期的医方简，与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并称中华医学三大瑰宝。黄帝内经重在理论，本草纲目重在药物，医方简重在药方。 木六博俑汉武威市磨嘴子出土。六博是汉代流行的一种棋。棋盘长29.2厘米，宽19.3厘米；木俑一高27.5厘米，一高28.5厘米。棋盘呈长方形，上绘黑底白色“规矩纹”图案。木俑为两男跪坐相向博戏。盘右一俑，右手放膝上，左手举于胸前；盘左一俑右臂向前下伸，握一筹。两木俑着交领长袍用灰色坐底，白色宽带线描绘条状纹饰，腰系带，头挽髻，面部及双手敷白粉，其上墨绘五官、发髻、胡须、衣领、袖口等，表情生动，惟妙惟肖。 胡人俑 生动传神 各地出土的凤首壶。 三彩凤首壶。唐代，甘谷县出土，壶高31厘米。胎呈白色，直口，细颈，口颈相交处作一风首，风眼圆睁，啄张噙珠，神姿英发。椭圆腹，高圈足。凤冠长伸至腹为柄。腹部两面的中央雕塑着凸起四瓣形的团花，圆形器座上还雕塑着垂莲瓣纹，并且精细地刻画出头部额下的毛羽、花瓣的脉络。器身各部位，交错地施绘鲜亮的赭红、黄、青三种釉色，流光溢彩。三彩凤头壶的造型受波斯萨珊王朝器形的影响，而三彩釉工艺和凤鸟形象则是唐文化的特征，瓷器融合中西文化风格于一体，是一件釉彩艳丽，制作精美，造型奇特的工艺品，独具魅力。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元代通高18厘米，直径11.7厘米，重249克。圆牌为铁质，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制作工艺精细。这面银字圆虎牌，是朝廷或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所用的信物。 西夏文文书 独脚青铜鼎。 经解讲员讲解后，知道了三件事：一是青铜器原来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有了西方青铜器，尽管传过来的时候是个小小装饰品，经过咱古人的研究开发，后来就有了祭祀用商鼎，有了战争用的戈戟...再是说原来咱中原的人不吃猪肉，原来吃多了容易高血压，所以这条丝绸之路上到现在也吃的是牛羊。后来是咱中国人发现了茶叶，这样吃猪肉喝茶水，才避免了高血压，这也就是中原江南人多吃猪肉的起由。三，他说中国有三大发明传到世界，其实还有一个大发明就是马镫。那时候连张骞出访骑的马都不用马镫，有了马镫，才有了重骑兵，把战争的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步。 第三单元 丝绸之路的繁荣。 古凉州城（现武威市）示意模型。 唐代（公元618-907年）陶印度人俑。山丹县博物馆藏。
商旅往来。 唐三彩文吏俑、武吏俑，秦安县叶家堡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唐三彩胡人牵马俑，秦安县叶家堡出土。造型、色彩和人物服饰具有鲜明的胡人特点，再现了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商旅云集、胡汉杂居的奇特装束。
唐三彩胡人牵驼俑。秦安县叶家堡出土。 佛陀之光。 唐代彩塑供养菩萨像。武威市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的石窟，开凿时间可能在公元412至429年之间，河西诸石窟及中原石窟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
唐代彩塑菩萨像。武威市天梯山石窟。 唐代彩塑胁侍菩萨像。武威市天梯山石窟。
甘肃佛教石窟分布示意图。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市榆林窟，肃南县文殊山、马蹄寺石窟，武威市天梯山石窟，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天水市麦积山石窟，西峰市北石窟寺，泾川县南石窟寺等。 元代（公元1271-1368年）米拉日巴画传唐卡。敦煌莫高窟 高94厘米，横62.2厘米。唐卡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米拉日巴的生平事迹。米拉日巴（1040－1123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祖师，西藏贡塘人，出身于富商家庭。画中描绘了他与别人辩经的场面，还有他为人治病，接受供养的情景。这幅唐卡的绘画技巧成熟，动作捕捉准确，描绘生动，显得古朴典雅。元代唐卡十分少见，所存者都十分珍贵。这件唐卡可以说是甘肃元代唐卡的代表作品。原有张大千的题跋，重新装裱时被截去。 北凉（公元401-445年）菩萨像壁画。来自武威市天梯山石窟的真品。菩萨高碧深目，面部及上身用朱砂晕染，鼻梁、眼皮、额角凸起受光处晕染白粉，明显受到西域画风的影响。描绘身体轮廓、衣褶的铁线描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风骨，充分显示了北凉佛教的艺术特点。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唐代 武威市天梯山石窟 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圆髻广颐，长眉细目，嘴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情，雍容的体态，流畅的衣线，表现出恬静的心境。彩绘虽以斑驳，但不掩盛唐时期佛像圣洁安祥的神韵。同窟中的菩萨立像，身姿优雅，气度端正。左侧胁侍菩萨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发绺披肩，面庞圆丰，秀目微睁，神情超脱中又露严正。体着紧身束带天衣及贴腿长裙，帔巾自肩部横垂两道于膝下，右臂曲举，左臂下垂。右侧胁侍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余发成3绺垂肩，曲眉丰颐，神情娴静，庄重而不失妩媚。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宽披帛自双肩垂落至腋下，羊肠裙层折贴腿，柔和的线条完全同丰肌秀骨的身姿相应和，影塑技艺已臻完善。 北魏（公元386-532年）影塑菩萨。天水市麦积山石窟。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及石函，唐代，泾川县大云寺出土此套舍利容器共五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最外层为石函，高42.5厘米，常50.5厘米，宽49.5厘米。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覆斗顶，顶上正中刻方格，格内刻“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阴文隶书，书法遒劲有力。第二层为铜匣，高12.3厘米。铜匣形同石函。通体鎏金，錾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莲花，十二瓣，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盖与身之间背面安装二个银质合页，正面安装三个花瓣形银扣，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银椁，高9.3厘米，长10.7厘米，宽8.4厘米。覆瓦式盖，通体錾刻缠枝忍冬纹，两侧各安装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平座一周，空间镶嵌菱形花纹。第四层金棺，高6厘米，长7.5厘米，宽6厘米。形同银椁，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莲蒂、莲叶均对称。银椁和金棺下面的垫座及四周贴以五瓣梅为图案的织锦。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金棺内置一玻璃瓶，长颈、圆腹、平底、白色透明。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全套作品精巧华丽，光艳夺目，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高巧水平，也是佛教艺术的珍品。 五代（公元907-960年）浮雕舍利石棺。灵台县博物馆藏。 鎏金错银舍利铜棺 唐代 铜棺高15.4厘米，长19.7厘米，宽10.6厘米。棺为铜质鎏金，盖若瓦形。盖、棺两侧及前端均饰以错银的唐草纹、莲花纹、忍冬纹等纹饰，金银交映，光彩照人。错银花纹柔美精丽，棺体玲珑别致，工艺卓越。 唐代《妙法莲华经》卷二（局部）。征集文物。 西魏（公元535-557年）《贤愚经》卷（局部）。征集文物。
大般涅槃经 第三单元 丝绸之路的繁荣。 乐舞翩跹。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亚、印度等地的音乐、舞蹈艺术首先传入新疆和甘肃河西地区。在与本土乐舞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音律优美，舞姿婆娑的“龟兹乐”、“西凉乐”等乐舞艺术，它们后来成为隋唐宫廷乐舞的基础，并且传到朝鲜、日本等地。 唐代石刻彩绘乐俑、吹贝蠡俑、执琵琶俑、吹笙俑、吹排箫俑、吹笛俑。天水市博物馆藏。
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乐舞图。 竖箜篌（右），又名胡箜篌、立箜篌、竖头箜篌，缘于美索不达米亚，东汉时经西域传入中国，后经高丽传入日本。甘肃敦煌壁画弦数不等的竖箜篌是传乐图中重要乐器之一。 五弦（中），又名五弦琵琶。隋唐时极为流行。隋唐燕乐的多部乐中，五弦琴被列为正式编制。 毛员鼓（右），打击乐器，隋唐时用于天竺、龟兹、扶南诸部乐。 都昙鼓（左）。打击乐器，隋唐时用于天竺、龟兹、扶南诸部乐。 古琴，传为伏羲所创，先秦时已为常用乐器。现代称为七弦琴。 丝路奇珍。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东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也使甘肃成为丝绸古道上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舞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各类艺术奇珍，折射出独特的异彩。 隋代（公元581-618年）连珠纹扁壶。征集文物。 唐代高足鎏金银盘。肃南县西水乡出土，肃南县博物馆藏。 唐代海兽葡萄纹镜。征集文物。 公元3-5世纪，佉卢文买卖奴隶木牍，新疆安迪尔古城采集。佉卢文是一种古代文字，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 最早发现的佉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弃用。此佉卢文买卖奴隶木牍，一长21.3厘米，宽3.7厘米；一长13.5厘米，宽3.5厘米。木牍谁弄个以佉卢文记载一份法律判决书，其文大致为判决一些女奴归属州长们役使，并刻抵押、出售和馈赠他人，另外还指示女奴拥有者要让女奴生育，以带来繁荣。 唐代鸟纹鎏金铜梳。征集文物。 第四单元 丝绸之路的绵延。 文化多彩。宋元时期，甘肃地区汉、藏、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长期共同相处。商业贸易兴盛，印刷术、火药、天文、医学等科学技术频繁交流，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形成了百花争艳的文化格局。 西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五仕女”木版画，武威市博物馆藏。 西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彩绘牵马“大六”木版画，武威市西郊林场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 小木屋精美的斗拱和绘画。 元代荷塘鸳鸯纹青玉钮。张掖市大佛寺出土，甘州区博物馆藏。 摩羯纹铜镜金临洮县北乡麻家坟出土直径23.7厘米，边厚0.6厘米。为女真国所铸。正圆形，半球钮纹饰为相环绕的两条摩羯鱼，头前各有一系带飘曳的宝珠。鱼为龙首鲤鱼身，曲体长尾，以极精致的水曲纹作底为衬托。摩羯是佛教故事中的神鱼，乃如来的化身。带翼的龙头鱼身纹是金代铜镜流行的纹样。摩羯侧身有铭文“陕西西路监造使”。在宋金时期有如此纹饰清晰、有铭文的铜镜是罕见的，弥足珍贵。 莲花形玻璃托盏 元代 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盏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玻璃托盏为晋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气泡。盏为七瓣莲花形，饼形足；托口为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盏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 阿文铜香炉明代炉高12.3厘米，宽21厘米，口径13.5厘米。铜呈金黄色，底有四半圆足。象鼻形耳，腹上下各一道弦纹，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炉底有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一方为“臣马大臣”。这件铜炉是明武宗赏赐给当时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长老的，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历史的珍贵器物。 “庄严妙相”象牙印明代印高6.5厘米，印台高2厘米，印面边长4.2厘米。下为仰覆莲瓣钮座，印面镌刻阳文九叠篆书“庄严妙相”。印背钮两边分别阴刻楷书“玄德二年□月□日”和“赐剌麻班丹领占”。班丹领占系岷州卫喇嘛，曾于玄德元年赴京贡马。明玄宗在玄德二年回赐财物，以示褒奖，印应为赐物之一。 瓷器生辉。宋元是中国制瓷业的高峰时期，瓷器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远销亚非欧很多国家，制瓷技术亦远传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今天，全国各窑口的瓷器在甘肃均有发现，反映出当时瓷器生产的兴盛与贸易的繁荣。 北宋明道元年（1032）磁州窑虎纹瓷枕，征集文物。 宋代八大窑系代表作。包括：越窑青瓷花瓣纹罐、南宋龙泉窑系青釉菊瓣大碗、宋定窑白釉龙首净瓶、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倒注壶、景德镇窑刻花葵口碗、宋建窑兔毫盏、钧窑宋月白釉出戟尊、磁州窑刻花褐彩梅瓶。 龙泉窑青釉瓷匜元代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高6.3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8.4厘米。直口，浅腹，矮圈足，白胎。器身扁圆，在下腹部有一槽形长方流。通体施青釉，造型优美。 官窑粉青釉多棱直颈瓶 南宋 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高15.5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8.8厘米。通体施粉青釉，釉质纯正晶莹，有细碎开片，器表棱角突出处，因釉薄而显出紫灰色胎骨，胎质淘洗精细。该器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中的精品。
元代铜牦牛。天祝县博物馆藏。  宋代花瓣口长颈瓶。灵台县博物馆藏。  西夏（公元1032-1227年）黑釉剔花牡丹纹罐。征集文物。  元代耀州窑白地黑花瓷坛。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出土。  《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之结束语。此展确实非常精彩，甘肃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的文明演变脉络清晰，各种文物多为精品，充分展现了甘肃古代历史文化的精髓。“丝绸古道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甘肃是我国远古神话传说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代“丝绸之路”甘肃段，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化遗存使甘肃位于全国文物大省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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