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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发现震惊中国、震惊世界。而且这种震惊随着三星堆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而不断持续。通过对三星堆文物的不断研判，华夏文明史将会重塑。 一、读懂华夏文明史，必须要发掘、解读好三星堆文物，而要解读好三星堆文物，必须要研读好《山海经》，而要研读好《山海经》，则必须要确定《三海经》的观测原点，即《山海经》是从什么地方为始点来观测世界的。 《山海经》晦涩难懂，成书年代已不可考，包括司马迁、鲁迅等都认为其荒诞不经，不能作为信史的参考依据。但通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鸟神木树，印证了《山海经》中海外东经所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居，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而中原的殷商考古并没有发现类似的青铜太阳鸟神木树。晋代成书的《华阳国志》则记述了“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一直以来大家以为这是古人的臆想，也想像不出其目纵是什么形像，但没想到近二千年后却在三星堆发掘的实物考古让人见证了什么是纵目人的奇迹。因此《山海经》与三星堆有着内在的、神秘的联系。从《史记》就记载了《山海经》来看，《山海经》应成书于汉代以前，至于是殷商时代还是春秋战国时代，甚或是大禹时期，确实无证据判断，有待以后考古发现来确定。但《山海经》记载了三星堆文物中的太阳神鸟树，说明与三星堆文物的制作年代不太久远。同时，在《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兽鸟，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各种造型奇特的青铜兽鸟，尤其是青铜怪鸟，而殷商出土的青铜兽鸟则很少，这说明《山海经》与三星堆联系紧密，而与殷商出土文物联系不紧密。因此判断，《山海经》是解读三星堆文物的最好钥匙，而三星堆文物则是读懂《三海经》的最好具物。从它们互为印证和参照来分析，《山海经》的观测原点就在三星堆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一带。理由是。一、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其中山经又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而海经则分为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显然，《山海经》的观测角度是从中山经和海内经的角度由近及远来观测本地东南西北四周的，从观测内容看，其它经更显奇异和粗略，而中山经和海内经则更平实和详细，具体反咉在《山海经》“海内经”记述了以流沙、若水、江水、黑水为方位的地理单元的物产及周邻的国家，同时也记述该地方的历史传承，非常详细具体。从地理方位看，周边有巴国（重庆至宜昌一带）、朝云之国（云南一带）、司彘国（贵州一带）等，中间有流沙、若水、黑水、江水等水系，经对方位和古籍分析，流沙应是金沙江、若水应是雅龚江、黑水应是大渡河，江水则应是长江（以岷江为源），而在“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聚爰外，此草也，冬夏不死。”此实际反映了大渡河以西乐山到成都平原之间的地貌和物产，非常形象生动。从叙述此地的历史传承看，记述了黄帝和炎帝的家史，黄帝妻雷祖（嫘祖，传生于四川盐亭，华夏养蚕制丝之母）生子昌意和骆明。昌意降处若水，又生韩流，韩流又生帝颛顼。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中，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和后土，后土生噎鸣。同时记载了鲧、禹始布土，定九州的情况，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从黄帝到大禹的记叙基本与《山海经》同，说明这是一段信史。从这段文字，结合黄帝和炎帝的家族传承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鲧和大禹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而祝融是炎帝的直系后裔。2、此处所称的帝应是舜。3、文中所叙洪水滔天是指的黄河还是长江，虽然沒有明示，但从鲧、禹及杀鲧的祝融均生于长江流域看，此处的洪水滔天应是指的长江、甚至是岷江发大水，因为远古的中国人认为长江的正源是岷江。4、大禹定九州应是指大禹疏浚了九州的江河，致洪水不再泛滥成灾。5、《山海经》只记述了从黄帝、炎帝发韧到舜帝命鲧、大禹治水到大禹定九州就嗄然而止，根本没有提及殷商周，说明《山海经》成书的年代应大概在大禹定九州、建夏王朝时期，因为黄帝时期仓颉就已造字。而该书《海内经》叙述的地理范围则主要在流沙、若水、黑水、江水之间，即四川盆地内。因此，是否可以大胆推断，《山海经》就是以四川盆地为原点观测的天下地理，也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叙述中国的远古历史，即从炎黄二帝到大禹的生活足迹，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四川盆地进行的，因此，四川盆地应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二、三星堆是否是夏朝都城遗址。 舜将帝位禅让给众望所归、治水定九州的大禹，大禹老后将王位传给了自已的儿子启，开启了中国家天下的时代，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王朝 。虽然中国传说、古典史书都认可夏的存在，《史记》更是明确夏的存在，但由于沒有文字和实物印证，因此夏朝是否存一直存在争议。从《史记》记录的黄帝、炎帝到舜一直看不出都城在哪里，是因为黄帝，炎帝一直到尧舜都是部落联盟，而首领都是推举德高望重、有贤能的人担任，没有进入家天下的王国时代，因此修建都城不属于必须，因为你不知道了这个首领能当多久。而进入家天下的王时代，王是世代继承的，王需要被保护，这就有了筑都扈的动力和需求，因此筑都城是从夏开始的，但《史记》都没有记述夏朝的都城在哪里，而《山海经》只记录了大禹奉舜帝命定九州，根本没提大禹建夏朝的事，更别提其建立家天下，传位与其子启的事了。因此，夏朝的首都的确切位置从史书看无从知晓。但夏都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因为没有都城就无法建立和保护家天下。从《史记》记载，大禹下令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要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以外为绥服，绥服以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为荒服，从而建立了天子的纳税制、采邑制、警卫制和声威教化。但这个都城在哪里呢？应该是富裕之地，才有财才建都城，应该是大禹或启熟悉之地，才能便于其统治，大禹建立的五服制度，实际正是《山海经》观测的范围。处于观测范围中心的实际这就是大禹的家乡，即海内经所提西南黑水之间的都广之地。因此三星堆极大可能是夏王朝的都城。从现在三星堆发掘文物看，大部分都是祭祀用青铜器，多是人和动物造型，没有文字，更没有象征国家的鼎，这恰恰反映国家最初形成的原始状态，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王“一言九鼎”的外在表现具征。至于青铜器上没有文字，有可能说明一是文字本身可能并不成熟，二是青铜器上铸造文字的技术可能也不成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及其它文物量极大，达一万多件，可能还远远不止，没有丰厚的财力和经久累月的技木积累和传承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纵观数千年前的中国，能有此条件的屈指可数，因此从炎黄二帝到颛顼到大禹到启，甚至启的若干后代，才有如此的财富和技术积累。也许，蚕丛、鱼凫、杜宇就是从颛顼到启及后代王中的几位也不无可能。史书记载杜宇王善治水，与大禹本领相似，其奉舜命外出治水定九州十三年，蜀人思念他，把他幻化为杜娟鸟呼喊“归去”也未谓可知，更何况大禹和杜宇读音都很相似，只是北方和古蜀读音有一定区别而已。 三、三星堆是中华文明肇始之一，而非外来文明。 因三星堆出土人物青铜像或怪异或像异域人，而被有些人分析为外来文明甚至是外星文明。但认真进行分析，却是地道的本土文明，只是带有明显的蜀地特征罢了。一、有玉璋筹备玉器出土，说明就是华夏文明，因为从全世界各地出土的文物，只有中华对玉文化情有独钟，而其他文明沒有这种爱好，也没有出土文物反映出这种爱好。二、巜山海经》提及神桑木及具体形态、巜华阳国志》提及蜀侯纵目，这些都是本土的古书，却被考古的实物一一印证，因此不可能是外来文明。三、远古时，四川、河南等地都大量生活着大象，因此金沙遗址，三星堆都出土了大量象牙就不足为奇。更何况，《山海经》就提及蜀国之周有巴国、朝云国等，以四川的蜀丝通过比北丝绸之路还古老许多的南丝绸之路，从云南（朝云国）换回象牙、贝壳等也是完全正常的。四、从史书记载得知，华夏族是炎黄等古羌人从西北南迁形成，古羌人从现在甘肃、川西等地的羌人还依稀可见其原始的面貌，即面立体，高鼻深目阔嘴。因此三星堆的青铜人与川西的羌人、藏人、彝人相似，而与西亚人并不相同。 四、三星堆青铜器与殷商青铜器孰前孰后，水平孰高孰低？ 三星堆青铜器出土后，因量大、造型奇异、无铭文，而引来与殷商青铜器的比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里需要厘清几个问题：1、蜀地是否具有生产制作青铜器的条件，即具有生产青铜器的原料和相应技术条件？2、如是从外地运回的，这么大的规模，在远古的那个条件下，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工具运回的？3、三星堆青铜器与殷商青铜器是否有联系，是否相互有影响？4、孰前孰后，是否只有碳14测定一条路，是否完全准确？5、水平高低是否以外观更精致来判断，有无更内在的冶炼标准？由于三星堆青铜器文物正在持续出土中，与中原殷商青铜器文物还在不断比较研究中，不断妄论，但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落后的向先进的学习，那么落后的东西身上必然带有先进东西身上的某种痕迹，比如殷商青铜器上有铭文，那么如果三星堆青铜器制作是向其学习的，那么其身上必然有铭文痕迹，如果没有，只能说明后者必然比前者出现早。但愿考古研究能尽早解开这些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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