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宗教发展简史

           

屈原流放时采松柏、含朝霞、餐秋菊，为后世道士所效仿

除了原始宗教，在后来的道教、佛教出现以前，是早期的道家人物，影响着湖南的信仰。

传说中的炎帝，从北方千里迢迢到了南方，一般认为是被黄帝打败的结果。炎帝葬于湖南的传说始于宋代，宋代发现炎帝陵，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杜撰成分，炎帝陵里是否真有一个炎帝，反而不重要了。

炎帝尝百草，本为治病，当百草的药用显现后，人们想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以求长生。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治病与养生成仙作为本草的双重功能，还提到了广为传知的丹砂。

后来的方仙道，以此为源泉，将食用百草以求长生的方法延伸到食用矿物质，出现了盛行千年的烧丹炼金、修道成仙的传统。

民国时期的汨罗屈原墓，其实是屈原的十二疑冢之一。

屈原大夫也是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冯友兰语）。屈原的诗中，大量的神仙意象，被后来的道教吸收，成为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一部分。一些神仙意象对后来方仙道的影响最大，其中还有的在屈原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如赤松子，成为后来学仙者的榜样。

这位苦吟的诗人，甚至有具体的修道措施。他流放后，“采松柏以合桂膏”，这是后来道教的主要养生术之一。松柏不畏严寒，四季常青，使人们联想到青春永驻，道士就吃松柏的叶、膏、根等，希望把松柏常青耐寒的特性“炼”入自己体内。

“吸风饮露”在庄子那里可能只是一种夸张的想象，但在屈原这里，有和后世道教一样的养生求仙术——服气。古人认为朝霞含有天地之灵气，长期把这些精气吸入体内，就会慢慢成为神仙，屈原也“含朝霞”。而道教食用菊花成仙的途经，也是屈原第一次提出，“夕餐秋菊之落英”，实际是屈大夫的生活。

儒、释、道之间的融合，出入佛老，成就了湖南人

东汉时期，道教正式形成，佛教传入中国。此时的湖南，还没有它们的踪迹。

湖湘佛教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起于西晋，它们微妙地和平相处。直到几百年后的陈朝，它们发生了最大的一次纷争。

南岳的僧人慧思，本也是先学仙，后融合佛道，将道教的长寿、神通与佛教的超度众生结合起来。但在他于568年到南岳后，佛道无法在这座山中调和。

南岳道士欧阳正则埋兵器于山上，诬告是慧思所为，说他欲结连外敌。《南岳志》中以一系列的神话附会，认为皇帝最终为异象所悟，察觉了是非。这些传说荒谬，但最终的结局是慧思向皇帝求情，从轻处罚欧阳正则，把他贬为仆役，侍奉南岳僧众。

而佛道共存，最突出的也是南岳。抗战时期，南岳佛道界共同成立了佛道救难协会，召集南岳青壮年僧侣、道士70多人，办军事训练班。今天，南岳大庙里佛家八寺与道教八观共存，僧人与道士共同看管香火。

长沙麓山寺。岳麓山儒（岳麓书院）、释（麓山寺）、道（云麓宫）共存。

此外，长沙岳麓山甚至是一个儒、释、道三家共存的典型，山顶为道观云麓宫、山腰为佛教麓山寺，山脚为儒家岳麓书院。

而儒、释、道之间的融合，出入佛老，却又能成就湖南人。

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有着舍生忘死、重道德节操的情怀，兼容并蓄、吐纳百家的开阔胸襟，而佛教秉承出世与入世相圆融的精神、重视心灵净化的德行情操和普度众生的悲心宏愿，它们相一致，相得益彰。

儒学大师周敦颐吸收佛学思想，铸成新儒学理论，成为宋明道学的开山祖和湖湘学派的先驱。这些，他自称“实启迪于南老，发明于佛印”，受佛教高僧的启发而来。《太极图说》本是依据佛教禅师的《阿黎耶识图》和道教陈抟老祖的《无极图》而成，在周敦颐的时代，儒、释、道有三教合一的趋势，周敦颐本人也是出入佛老。

自佛道出现后，中国古人于在研究宇宙、社会、人生的学术思想上分为三大派：注重“天道”的道家，他们依赖自然，追求超脱与长寿；“人道”的儒家带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强调断除烦恼的佛家追求众生平等。

而周敦颐，将儒、释、道合为一体，成为庞大的理学体系。他对湖湘学派，对中国文化，居功至伟。

此后的湖湘学派，兼通儒、道、佛的不乏其人，有着异样的光彩。

对湖湘学派影响深远的朱熹，也自称“佛教最有精微动得人处”，“其克己，往往吾儒所不及”。甚至在他应举考试前，也在读佛书，最后还是用禅学应试，居然中举了。

曾国荃在南岳祝圣寺的五百罗汉中有一个寄附体

相比于学术的精深，一些诗僧、居士，更带有传奇色彩。

八指头陀（寄禅）幼时常遭到主人残酷的鞭打，昏死数次。“一日见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慨然动出尘想。”想起自己父母早亡，叹息人生如寄旅，人间犹如火宅，不可久住，终于在十八岁时投湘阴法华寺当了和尚。

1871年，21岁的寄禅在岐山参禅，到巴陵看望舅父，游岳阳楼，有人分韵赋诗，寄禅独自一人，纵目四顾，水天一色，得“洞庭波送一僧来”之句。归告诗人郭菊荪，郭因此劝他学诗，从此才成为诗僧。

只是，名扬天下的头陀，又有一种矛盾心理，“诗文小道尔，壮夫所不为”、“思量文字真糟粕”。

近代湖南居士、茶陵人谭云山，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24年远赴南洋留学、谋职，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一面就教于南洋华侨学校，一面致力于写作和学术研究，出任《华文日报》主笔。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泰戈尔。

谭云山告之泰翁，他是学佛的人，热爱印度文化。泰翁对这位中国青年也十分欣赏，毫无年龄差距的隔阂，由此建立起以后十五年的友谊。

泰戈尔诚挚邀请谭云山到印度工作。次年谭云山辞去在新加坡的教职，告别新婚妻子, 抱着 “白马投荒步昔贤” 的志愿，只身来到印度的圣地尼克坦，被国际大学聘为中文教授。

1933年夏，甘地为印度解放运动而绝食三星期，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视与同情。谭云山素来同情印度的解放运动，与甘地又有交谊，当时在南京的他，也宣布与甘地同时绝食，

1971年，谭云山年逾八十，到佛陀成道处的菩提伽耶，于1983年2月12日病逝。他被誉为“现代玄奘” 。

南岳祝融峰顶。到南岳进香，是民间信仰的典型体现。

底层百姓的宗教记忆，则深刻停留在民俗中。湖南民俗的丧葬、祭祀、四月八“佛诞日”、十二月腊八粥都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明清以来，湖南全省59个州县中，有40个州县的丧葬与佛教有关，38个州县与四月八佛诞日有关。

上世纪初，日本学者水野梅晓在《湖南佛教考察报告》中记述了那时的佛诞日情景：人们把水煮青豆、黄豆供在佛前礼拜，然后拿到大街上抛撒，口中喊“结缘”，路人会拾起吃下，他们认为，撒豆人与拾豆人前生有缘，彼此欢心而去。

而“盂兰盆节”或“中元节”与佛、道都有关联，只是对这个节日的意义各有不同的解释，道教强调孝道，佛教则着重于为那些从阴间放出来的无主孤魂做“普渡”。这时，人们在家门口或大道两旁列供品，祭祀孤魂野鬼，还放水灯，随流水而下，名为“度孤”。水灯，是为了给那些冤死鬼引路的。灯灭，水灯也就完成了把冤魂引过奈何桥的任务。

那天店铺也都关门，把街道让给鬼。街道的正中，每过百步就摆一张香案，香案上供着新鲜瓜果和一种“鬼包子”，桌后有道士唱人们都听不懂的祭鬼歌，这种仪式叫“施歌儿”。

而源于信佛的祈愿，不仅在普通百姓家，即便如曾国藩家族也未能免俗。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在南京重建被太平军烧毁的金山寺，在记文中，说金山“处江山之交，而据东南之胜，其兴与废，乃尤与世之治乱相为消息”，把佛事的兴废看做与江山治乱息息相关。在菩萨和有灵气的石头、树木上寄附体，则是为了“辟邪”、“延寿”，曾国荃即在南岳祝圣寺的五百罗汉中有一个寄附体。

教会开办女中，通过影响未来母亲传播上帝福音

伊斯兰教于宋末元初开始传入湖南，元朝时期，曾有少数穆斯林朝廷命官入湘。明洪武年间，有大量回维族穆斯林将士入湘定居。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了一批从戎入湘的穆斯林将领，他们分别落籍于宝庆和常德两地，这些明初入湘的穆斯林将领及其带领的穆斯林士兵成为伊斯兰教传入湖南的主要渊源。明末清初又有许多穆斯林商贩、避难逃荒者随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来湘，迁至长沙、常德、益阳及沅陵、泸溪等地定居。抗日战争期间，又有大批穆斯林因战乱迁徙湖南。

湖南现有回维族穆斯林14.3万余人，在邵阳（近4万人）、常德（6万余人）、益阳（1.2万余人）三个穆斯林相对聚居的市，建立有隆回山界、桃源枫树、桃源青林、桃江鲊埠、汉寿毛家滩、鼎城区许家桥等6个穆斯林民族乡。

基督教会在明代就已传入中国、湖南，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政府宽容或严禁后，到19世纪初，传教在中国又成为非法，直到近代中国被打开国门，它们才陆续传播开来。

相比基督教（新教），天主教进入湖南稍早，1856年，罗马教廷将湖广代牧区分设湖北代牧区和湖南代牧区。1879年，湖南教区分为湘南、湘北两大教区，分别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和西班牙奥斯汀会负责。

湘南教区首任主教为范怀德，1892年上任，驻扎衡阳北门外黄沙湾。1900年7月，庚子衡州教案爆发。3万余人冲入黄沙湾天主教总堂，打伤副主教任德高，烧死董哲西神甫，烧毁了总堂和育婴堂。正在耒阳的主教范怀德乘船返衡，被痛欧致死，并焚尸灭迹。这是湖南教会遭遇的最严重的教案。

１９２５年后，天主教会逐步在湖南设立４个主教区和５个监牧区，分属意大利、匈牙利方济各会、美国苦难会和西班牙奥斯汀会的传教范围，有教堂３６ ４处，办中、小学２４所，医院诊所３１处，慈善机构１５个，教徒近６万人.

位于韭菜园老省政府院内的湖南圣经学校旧址

基督教最早进入湖南的宣教师为华中循道会创始人郭修礼牧师，1863年他由岳阳旅行至湘潭。1877年，内陆会宣教师连续来湖南旅行，终于建立了固定的宣教事业。

1898年，葛荫华博士在茶陵租得房屋一所，居住仅六个月，茶陵人民暴动，住屋被毁，葛荫华幸免于难。他并于于1917年租得长沙韭菜园几栋民房创办湖南圣经学校。

1897年，宣道会之查平、布朗在常德赁屋传教。从那时起，除去义和团暴动的日子外，常德就对各项宣教事业敞开了门户。1898年，宣道会之亚历山大来到长沙，为基督教事业打开了长沙的大门。

1900-1910年间，进入湖南传教的新教达12个差会之多，到1918年，湖南新教教堂及布道区共472处，受洗信徒逾万。

教会学校及医院，是他们带给中国最直观的慈善事业。20世纪初，大规模的教会办学在湖南开展，到1922年，这个省有8026名小学生和659名中学生在教会学校读书，另外教会还有两所大学和两所师范学校。

 教会还在湖南开设女子中学，像福湘女中、懿德女中、贞信女校等，不仅授国文、英文、算学、舆地等知识，还有家室、缝纫、手艺等课程，以使女子自食其力，获得解放。当然，教会也是带着他们的目的，他们想，“女子温柔性成，教育小孩，事半功倍”，这样，通过影响未来母亲传播上帝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