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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马院博士生二作!她在三核《东岳论丛》发文: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形成逻辑——对马克思哲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考察

 老王abcd 2024-04-07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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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形成逻辑——对马克思哲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考察


孔明安、刘婵婵

摘要: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及其根本内容的理解。马克思早期立足于感性实践哲学将共产主义界定为私有财产之积极扬弃的感性解放运动,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唯物史观所开启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形成了从物质生产、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等层面言说社会历史运动的全新话语体系,继而生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观即科学社会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全面升华,是一种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1))的哲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作出了更为严密且科学的论证。尽管马克思在不同阶段对共产主义的言说方式和论证方法存在着差异,但其哲学思想的底蕴始终都是共产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更是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关键词:感性哲学;唯物史观;拜物教批判;科学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关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又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亲身参与现实工人运动和开展科学理论研究而总结出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长期以来,学界更多从横向即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维度来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而忽略了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本身的内在关联性。要想真正透彻地领会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纵深发展中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逻辑。从理论演进来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紧密关联。首先,马克思早期基于感性解放维度阐发的共产主义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深入到历史观维度系统言说和论证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形成了对共产主义内涵的新阐释即科学社会主义。最后,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全面升华,其科学社会主义观与之同步达到了最高水准。

一、感性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所形成的感性哲学,为后期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坚持将“感性”作为自然科学及其人的科学的基础和开端,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感性”是费尔巴哈批判思辨哲学的利器,它一方面指涉对象世界即现实的自然,而非被绝对精神所统摄的自然,另一方面指涉将理性、意志与爱作为内在本质的感性的人。马克思对此表示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一大功绩,但同时指出费尔巴哈的感性论容易陷入单纯直观的窠臼,因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第135页。'>2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没有囿于对“感性”直观的探讨,而是将其导向了人的对象性活动,分别从作为从事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即“感性的人”以及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客体即“感性的世界”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感性的人”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首先是拥有多重感性体验的人,其经验体系包含五官感觉系统以及思维、情感等精神系统;然而,仅仅言说“感性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对象性关系和对象性活动纳入进来。诚如马克思所言:“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对象性活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和确证。

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确立,使得马克思早期从感性解放维度阐发自己的共产主义观成为可能。面对现代工业笼罩之下人的感性异化问题,他讲道:“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这里很清楚,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扬弃人的感性异化的中介和途径。当然,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来看,他更多是将共产主义与扬弃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将共产主义的实现视为私有财产之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在马克思的感性哲学中,私有财产是贬抑人的感性的现实根源,或者说,它是另类的感性表现,即“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因为它使人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而无法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展开其丰富全面的感性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扬弃私有财产就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是对“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1,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将创造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其恒久现实。不难看出,对“感性”的凸显和探讨是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致思路径,其视野中的共产主义是对人的全部感性本质的占有和解放。

对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是马克思感性原则确立的现实来源,其中蕴含着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现实的人的历史运动的洞察,构成其后期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形成的重要前提。在《手稿》中,通过对机器大工业和私有财产运动的考察,马克思肯定了工业发展的客观历史力量,同时清楚地发现市民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一批判性分析为马克思继《德法年鉴》之后进一步确认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地位,并从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层面论证共产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此时期马克思阐释共产主义的理论框架主要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的复归”此类的表述说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多是从人的本质或类本质的视角去解读的。因此,尽管马克思以国民经济学为研究背景,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感性异化,提出以共产主义作为人的感性解放的中介环节,但终归只能从人道主义层面推出共产主义的应然性,而无法从科学层面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在感性原则的指导之下,马克思在《提纲》中进一步将实践纳入其哲学体系,实践观的提出是奠定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块里程碑。在《提纲》中,马克思将主体感性的作用逐渐延伸至社会历史之中,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第135页。'>2。尤其是《提纲》的最后两条,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为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他认为,传统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要把握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必须从马克思理解的感性实践来解读。传统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市民”是抽象的孤立的市民社会成员,而“新唯物主义重视的是市民社会中人们的感性活动,它的立脚点是人们感性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3)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3这里的“市民社会”指涉资产阶级社会,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形成的基本的感性活动,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未能真正介入“现实的人”在感性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感性冲突”,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为“新”就在于对传统哲学所依循的观念论之基础的根本超越,是从感性活动即实践出发切入资产阶级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揭示市民社会成员之间“感性冲突”的“历史实践”之维,且其价值立场指向未来理想世界——“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新唯物主义看来,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无情剥夺了人的丰富感性本质,社会、自然界、人自身,对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外在的、异己的存在,而一切传统哲学的批判都只是一种观念批判,对于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占有人的本质力量毫无助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哲学必须关联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社会现实,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完成摧毁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及其人类解放的目标。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科学社会主义构建

尽管马克思早期的感性哲学包含诸多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的因素,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唯物史观的范式转换,“共产主义”也更多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扬弃和人的感性本质之复归的运动形式而出场的,即使在《提纲》中引入了实践的观点,也还不是关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共产主义观的成熟表述。随着马克思哲学发生了历史革命——唯物史观的确立,以及由此生成的从物质生产、消灭分工、阶级斗争等层面言说社会历史运动的全新话语体系,马克思才得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形成科学的共产主义观即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一系列基于科学抽象之上建构的唯物史观范畴,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视野中的“物”不是物理实体意义上的“物”,而是“由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构成”的社会存在“物”(4)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第五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6页。'>4,即生产力、交往关系、生产方式等。这些特殊的“物”非感性直观所能把握,而是需要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抽象和提升才能形成认识的一种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科学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现实运动的内在逻辑,能够在社会诸种要素和结构关系充分展开的运动过程中发现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从而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本质的、历史的把握。依循这一致思路径,马克思确立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基础性地位,揭示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是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一矛盾运动所必然引发的社会革命中、在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制度,它是物质力量发展之必然走向,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如果说《手稿》言说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由“类”“类本质”“感性”“复归”等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哲学术语所统摄,那么《形态》言说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则是由“生产力”“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历史活动”等一系列进行了科学抽象的哲学范畴所主导,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分析的体现。

其次,以社会分工取代异化来考察私有制问题,继而将消灭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相比早期在感性哲学中生成的共产主义观,马克思《形态》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显然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形态》明确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5,即二者是同义语,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对人类社会演进轨迹的分析之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由分工的扩大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从分工入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异化现实的批判。一方面,“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第173页,第446页。'>6,私有制和分工的产生使得一部分人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另一部分人成为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以劳动谋生的被剥削积极,阶级对立由此产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工是对人的强制性束缚,分工越细化,个人的劳动技能越单一化,越成为畸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正是立足于对分工的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将消灭分工作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形式,这不仅是阶级矛盾斗争的客观要求,也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由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已然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阶级矛盾达至顶点,故而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态跃迁成为可能。至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出的“历史之谜”才真正得到了解答,即作为分工和私有制之消灭的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7的彻底解决。

再次,在解开“历史之谜”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建基于新的交往形式之上的人的自主活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并明确意识到未来理想社会的到来不是“弥赛亚降临的许诺”,而是生产力巨大发展及阶级联合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结果。正是出于对分工所导致的异化现实的痛恨,马克思提出要消灭限制个人发展的分工形式,并以未来真正共同体中的人的自主活动取代私有制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8,人本身的活动彰显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兴趣偏好,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个体的自愿性和主动性,在这一意义上,自主活动作为理想劳动范式弥合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出现的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分裂。然而,马克思视野中的“共产主义”不只朝向“未来”,更指向“当下”,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义并不在于指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般方向,而在于找出当下展开现实运动的可行路径。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是物质力量的极大丰富,若无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共产主义社会便不具备坚实的物质根基,人类仍有陷入贫困的可能,因此未来社会要充分继承和利用既往历史创造的生产力成果。同时,依靠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无产阶级运动逐步摆脱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性而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革命行动,实现对生产力总和的自觉支配和驾驭,从而为人的自主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第173页,第446页。'>6

最后,马克思在《形态》中更多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矛盾展开科学社会主义论证,并从中探寻革命实践的现实可能性,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性则得到了集中体现。关于阶级斗争这一点,马克思在《宣言》中阐明了其首要任务和最终指向。《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9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明确将“夺取政权”规定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根本遵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重点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第173页,第446页。'>6,具体说来,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及生成于其上的“人对人的剥削”,消灭由此衍生出的“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消灭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之上的观念结构和意识形态。面对无产阶级斗争如何从自发行动转向自觉行动、从单个的工人斗争转向工人的普遍联合这一实践难题,马克思突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教育作用;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也只能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所完成,这源于共产党是在实践上最坚决、理论上最先进的政党。伴随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结构的解体,生成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第155页。'>10。这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综上所述,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将其哲学思想推进到了新的境界,《形态》和《宣言》深入到历史观维度系统言说和论证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形成了对共产主义内涵的新阐释即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义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理论依据和原理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第155页。'>10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实践和革命的哲学,它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作为其目的和旨归,并通过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实践将自身确立为具有革命性的哲学。就此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以“改变世界”为主旨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向度,或者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

三、拜物教批判视域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厦的成型

通过唯物史观所开启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总体历史发展的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论证,然而一旦进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从一般历史观层面作出的理论说明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也不足以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消亡的科学证明。鉴于此,致力于剖析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是如何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的,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融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现了全面升华,其科学社会主义观与之同步达到最高水准。

首先,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把在《形态》中已经揭示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落脚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加以科学论证的方法论原则,它完整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拜物逻辑,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之谜,继而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超历史的永恒形态的神话,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构成拜物教批判出发点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商品是直接具有现实可感性的“物”,一旦从价值角度出发,价值就成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物”,“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11,马克思称之为“幽灵般的对象性”。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不是对作为商品之物理实体面向的考察,而是对商品之“幽灵般的对象性”即价值面向的剖析。商品的价值之所以幽灵般不可捉摸,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于物质实体自身属性之中,其本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内嵌着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但这一社会关系不会自动呈现,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实体即产品的形式出场,故而劳动的社会性质又必然表现为物。在商品价值关系获得普遍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及其在生产中结成的一切关系,“是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的关系”(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12,易言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这即是商品拜物教之谜。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所派生出的一种更为“明显”且“耀眼”的形式,货币一经产生就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成为“有形的神明”,在以物为依赖的资本主义世界,谁拥有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即货币,谁就潜在地拥有支配世界的权力。当货币被用来雇佣劳动,货币就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将“G-W-G’”称为“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13,在这里,资本自行增殖的魔力达至“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狂”(1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页。'>14,它作为“物神”的完美化身使人对其顶礼膜拜。在“着了魔”一样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物的客观效力和强大魔力,人们沉浸在“物”的意识形态中,无法直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结构,商品、货币和资本背后所掩藏的社会关系及其人的物化境遇就此被遮蔽了。作为一种“颠倒的观念”的拜物教,其产生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有其历史前提,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商品交换获得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物统治人”这一现象,因此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有形式。这反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类似宗教的天然存在的荒谬言论,披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独特性和历史性。因此,通过对拜物逻辑的总体呈现,马克思不仅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和抽象化现实,而且戳穿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存在的幻象。

其次,拜物教批判的要义不仅是客观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及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还在于将拜物教所隐藏的剥削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为科学社会主义行动主体打破拜物教的魔咒、形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意识提供理论指引。资本主义社会用“物的关系”将“人的关系”掩盖起来,拜物教世界由此呈现为一种自由平等的假象:劳动力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交换价值就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从商品交换这一领域来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都作为法律平等且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进行了等价交换。以此为依据,资本主义经济学将货币流通领域中完成的劳动力买卖视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然而问题是一旦进入生产领域,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量远超自身的交换价值,其中由无偿劳动产生的价值量就是剩余价值即资本,它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合理”占有。“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15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形式完美掩盖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问题,使得资本这一特殊之“物”自行增殖的特征愈加固化。通过揭示资本拜物教性质的根源,马克思所要展示的是资本逻辑之下的阶级对立关系及其对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观照,为无产阶级识破各种颠倒观念的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破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好幻想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引导无产阶级以自觉的方式打破拜物教的枷锁、展开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无情的批判”。由此可见,《资本论》中的经济哲学思想蕴含着明确的政治导向和现实意义,即在对资本主义内在运行机制的透析中引出阶级斗争。正是在此意义上,柯尔施坚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16)[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梅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16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义所在。

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深入考察表明,拜物教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人类劳动史上某一阶段特有的形式,其历史性和暂时性决定了超越拜物逻辑的可能性,唯有超越拜物逻辑方有可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个“诊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17由于颠倒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使得“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愈加遮蔽,商品和货币不再是普通之物,而是具有颠倒乾坤之力的抽象之物,随着资本拜物教的完成,社会关系物化和抽象化的程度达至巅峰。马克思从人的历史发展出发,将受抽象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界定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式,并阐明这绝不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状态,继而勾画出“自由个性”之实现的第三大社会形式。对于如何走出受商品、货币、资本等抽象力量所宰制的物化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必须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实行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据此形成的新社会即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并不是要将此“旧社会”简单地作“灰飞烟灭”了之,“新社会”的生成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普遍全面的社会联系为基础的,而建基在拜物逻辑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悖论性地在“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18。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拜物逻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出现,也是因为其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完全成熟。这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运思之“辩证”面向,亦即其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面向。在科学社会主义动态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之后,私有制及其拜物教才会消匿不见,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理想国度,人们“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19。可见,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旨趣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不仅要在“祛魅”和“解构”的意义上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更要在“建构”和“解放”的意义上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建构可谓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的“一体两面”。

四、结 语

马克思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为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提供了基本依据。马克思哲学不是建立在抽象形而上学体系之上的思辨哲学,而是奠基于一切科学之现实基础的人的“感性活动”,扎根于对客观世界和社会规律的总体认识之上,是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依托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内在贯通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哲学蕴含着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性,承担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双重使命,是一种彻底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辩证统一的科学力量。立足于逐步发展、深化和彻底的批判,马克思哲学依次经历了从感性哲学到唯物史观再到以拜物教批判为核心的经济哲学的演进过程,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由作为私有财产之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到深入历史观维度揭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再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进行科学解读之后推论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尤其是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马克思哲学呈现为一种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形成的“科学的方法论”(20)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20,而这一“科学的方法论”的根本内容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所有意蕴与旨趣,即以唯物史观与经济哲学为总体框架,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规律的揭示,论证以拜“物”逻辑为内在依据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勾勒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理想模型,为科学社会主义行动主体即无产阶级的历史革命活动提供清晰可循的目标指引。总之,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这一根本内容,哲学在马克思“改变世界”的视域中就不再具有实践品格;离开了作为科学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的深刻内涵就无法得到澄明。



注释

1[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梅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第103页,第125-126页,第77-78页,第78页,第81页,第8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第135页。

4(3)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5(4)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第五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6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第173页,第446页。

8(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1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第155页。

12(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3(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14(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15(1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页。

16(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17(16)[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梅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8(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19(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20(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21(20)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作者简介:孔明安(1963—),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刘婵婵(1993—),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哲学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1)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2024,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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