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良川 |《资本论》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

涂良川 |《资本论》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

                                                                        

资   本

《资本论》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

涂良川| 文

  论               商

                              品              概

                           念

摘 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要素，商品在《资本论》中被界定为表征资本主义政治本质、批判资本逻辑宰制的经济学－哲学概念。马克思分别从资本主义的政治原象、政治逻辑及政治生命的角度，赋予商品以劳动产品、货币和劳动力这三个层次递进的内涵，描绘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与政治内涵，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特性与政治内涵，描绘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与政治内涵，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特性与政治本质，辩证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面，全面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因此，洞见与明晰马克思关于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是扬弃商品异化与驯服资本、驾驭财富与树立正确财富观念的思想前提。

关键词：《资本论》；劳动产品；货币；商品；劳动力；商品

 

近年来，国内外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开拓出一些重要的理论空间，从政治哲学的维度重新理解商品概念就是其中之一。针对作为资本主义“细胞”的商品概念，重新追问其表征的经济事实与政治内涵，直接叩问马克思相关阐释的政治指向与批判特质，是以上研究范式的基本理路。不论国外学者始于商品概念的叙述方法与逻辑特征而探析马克思政治讽喻的理论努力(参见卡弗，第69页)，还是国内学者基于商品拜物教批判来揭示人异化状态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路(参见唐正东)等，无不彰显出较强的学术生命力与实践价值。总之，马克思关于商品概念的研究，不是将万事万物皆变为“底布上绣成的花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0页)的逻辑范畴，即基于观念论的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和表征资本主义政治本质的“抽象的具体”，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叙事与哲学批判。

 

研究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如何以“抽象力”来把握资本主义的政治本质，呈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刻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存在状态，既是深入探究这一概念的理论需要，更是深刻理解与现实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践需要。在《资本论》中，商品的内涵从劳动产品到货币再到劳动力的逻辑递进，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原象、政治逻辑与政治生命。商品概念经济与政治的双重一致，既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与政治内涵的理论把握，又是对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哲学批判。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澄清了人与物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呈现了资本的文明性，关照了商品异化与驯服资本、创造财富与驾驭财富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对《资本论》中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重新作出梳理与论证，以期引起学界共鸣。

一、资本主义政治原象中的劳动产品

作为《资本论》的基础性概念，商品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描述，而且是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范畴与哲学范畴。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忽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追问与哲学反思，是因为它更倾向于对商品交换、商品价值、商品流通和财富分配等经济事实的直观讨论，忽略了关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政治哲学前提反思，进而难以洞见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在现实中具有的感性的与超感性的双重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入地追问了劳动产品如何成为商品，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交换价值如何支配使用价值，有用劳动(私人劳动)如何表现抽象劳动(社会劳动)等问题。究其实质，追问劳动产品如何成为商品的本质，就是探究商品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逻辑的政治本质，亦即揭示资本主义的政治形而上学。

 

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意味着:1.扬弃有用性即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均表现为交换价值;2.个人的即具体的私人劳动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皆成为普遍的社会劳动。上述两点直接说明了资本主义政治肇始于其经济的抽象齐一化。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这一事实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提与政治结果，其抽象的经济形而上学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原象。作为经济具象与政治抽象、物质与观念的结合体，商品形式上作为人类具体劳动的等量性和人类抽象劳动(劳动时间)的积累性而存在;内容上则是“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在;内容上则是“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的“量”取代使用价值的“质”，并主宰商品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及其整个过程，既是商品存在的经济方式，更是商品存在的政治方式:个人凭借在量上占有并积累———作为完成了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财富及其元素的———商品，能够支配他人劳动创造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换言之，生成人类本性、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沦为表现商品价值的手段。劳动在其存在论意义上的这一改变，是以物的方式对劳动的绝对抽象，使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绝对对立的政治事实得以凸显。反过来说，劳动产品的私有化及其绝对对立，进一步强化了商品作为财富的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商品不是劳动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对象化的物质财富，而是劳动社会本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象化的观念财富。

 

诚然，商品表征抽象劳动的观念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的前提，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与人类性价值;但是，这无法掩盖生产力增长生产率必然提高的逻辑结论与“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页)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在其文明的层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物质的繁荣，却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政治事实，使发达生产力非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与人类性价值，反而归附于资本主义积累财富的政治逻辑。

 

不仅如此，随着劳动产品沦为商品，商品逐渐成为世间圣物，商品拜物教取代有神论宗教成为现实的无神论宗教，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原象的最突出表现，“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同上，第88页)作为财富形式和内容的商品与宗教世界中万能的神具有逻辑的同构性，总是能够在自我分化对立面、自我设定对立物的过程中不断地自由变换自己的身份。执着于商品交换探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忽略了劳动产品转变成商品的政治本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与宣扬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与自身属性的绝对分化，不能以自身的属性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本身就是神学的怪诞、形而上学的抽象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伎俩。“商品的语言”的神性特质与形上逻辑，既不在于交换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也不在于交换活动是人本质交换的方式，而在于商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实现的政治前提。商品生产社会创造并强化了一种不同于劳动产品自身属性的社会与政治同一性，并使商品成为表现这种同一性的物质载体、政治语言和财富观念。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生产劳动的特定的形式与内容、过程与目的、价值与规则，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为了交换的生产。这种生产是生成人本质与本性的劳动，一方面证明自己从属于社会的总体性，另一方面又证明自己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生产者必须首先将私人劳动固化在用于交换的商品中、体现在劳动产品对别人的有用性中、反映在可流通的交换价值中，即必须把个性化具体劳动的有用性兑换成交换价值的一般性。商品交换价值的对等性与同一性，是商品生产社会所独有的。商品生产社会中，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社会生产形式，使得人“自然地”把劳动产品作为商品、作为抽象的价值来看待，把具体的私人劳动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那个价值既是现实社会崇拜的圣物，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体。

 

在商品社会中，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之交换，是以“自由”的方式使抽象的一般劳动流转，鲸吞着人的劳动时间乃至生命时间，形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政治范式与思维方式。商品拜物教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形式。其基本机理是:首先，劳动产品具体的使用价值被稳定的交换价值置换，成为劳动产品(商品)的本质属性;其次，人在现实中的交换原则是“自由”，即自由地按照交换价值的比例进行交换;最后，社会与人都将观念意义上的交换价值———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具体内容。这一自我异化的环节既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社会效力的各种范畴与客观思维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又使商品拜物教以非神圣的形象自动循环起来，以“客观性”的逻辑与“现实性”的生活掩盖着宗教崇拜的事实。

 

总而言之，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原象。那么，商品的现实运动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就有赖于商品概念的第二重内涵: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

二、资本主义政治逻辑中的货币商品

从货币的产生过程来看，它是商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可是，这一历史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被占统治地位的普遍观念颠倒了过来:货币成为一般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这不仅变革了人们的财富观念，而且改变了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一般原则。因为，货币从特殊商品转变为一般商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页)，既改变了作为货币物的属性———使其具有了社会属性，又重新定义了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的逻辑规则:其一，在经济形式上，它使买与卖作为人们实现物质交换的主要方式;其二，在政治本质上，它赋予资本主义“为卖而买”的政治逻辑形式上的合理性;其三，它造就了一个世俗的崇拜对象，商品拜物教从物像崇拜延伸到抽象意识崇拜的货币拜物教，为资本“自我生产”的拜物教扫清了障碍。(参见仰海峰，2018年)

 

货币成为一般商品，既赋予了关于商品价值观念与想象的物质形式，又以价值尺度的方式呈现具体商品同质而不同量的社会规定，是对商品生产社会关系的本质揭示。马克思强调，货币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共同体”，是以自身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商品，是发达的生产要素，只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商品生产社会从商品流转完全转向货币流转，是货币成为一般商品的历史完成，是商品生产社会政治过程的经济建构。货币成为一般商品，重新定位了交换的存在方式与政治意义，使交换形式从“为买而卖”转向“为卖而买”，使交换内容从使用价值的转换到交换价值的积累，使交换目的从本质交换变成抽象认同。通过对买与卖逻辑的重新建构，货币从交换价值摇身一变，成为一种代表权利的一般商品，既使之从交换的工具与手段成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又以买与卖的程序正义行使了经济与政治的支配权。

 

首先，作为一种社会物质变换的过程，商品交换赋予了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的“物的坚硬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3页);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使社会物质变换从“因买而卖”转变为“因卖而买”。商品交换在其原初意义上是“为买而卖”，它作为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具体地呈现了现代交换方式的社会历史意义与人类性价值:使商品占有者既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成为个性化的劳动者;又使商品占有者通过交换获得多方面的社会需要，成为“类”性的存在者。然而，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过程，又变成了不受人们控制的“天然”社会过程，形成了以一般商品为起点和终点的买与卖。在商品的交换中，社会作为中介不仅造成了商品自身的二重化与对立，还造成商品交换者的二重化与对立。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则以表现商品价格的方式把这些对立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商品的整个流转过程。由此，“为买而卖”的产品交换就直接转变成“为卖而买”的货币流转。货币在“G-W-G”的运动过程中，不是商品内化与对象化的具体劳动，而是流通前的货币与流通后的货币之一般商品的抽象对立、自我流转与积累增殖。

 

其次，“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同上，第137页)，是积累交换价值、使货币转变成资本的流通。在货币流通中，货币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即“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同上，第180页)然而，这一流通过程绝非同义反复。一方面，货币作为一般商品，虽然有具体商品的外在形式，但是却具有吞噬具体商品物质性的内在本性，是包裹特定目的、客观公认的观念符号。因此，货币的不断流动一直被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国家繁荣的表现。另一方面，虽然在初始意义上只有使用价值的余额转化为货币，但是商品一旦转换成货币形式，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就成为了目的本身。货币的不断流通，既是社会财富流动的直接形式，更是一般商品———货币———绝对权力的表达方式。“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同上，第155页)然而，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在质的方面是无限的，在量的方面又是有限的。静态的贮存，或者说传统的“多卖少买”的贮存逻辑，并不能真正掩盖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的内在矛盾，于是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就只能不断地循环，“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为了卖的目的本身。”(同上，第160页)这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商品流通的过程与目的。由此产生观念性的一般商品———信用货币。信用货币通行其道，意味着必须积累大量的货币，否则流通必然垮塌。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不再是货币的贮藏，而是支付手段的积聚。“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同上，第170页)

 

最后，货币成为一般商品，抽空了生产与交换的历史内容与人类价值，是现代孤立政治个人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证的政治现象学。在资本主义逻辑中，货币是经济上的流通手段、社会上的财富对象、政治上的社会权力、价值上的自我认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是为交换而生的，特别是为资本主义的交换而生的。货币作为与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具有代表、象征和表达劳动产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权，是个体私人占有、劳动时间和支配权力的社会表达。作为人存在前提与结果的经常性社会生产，不再直接生产满足人需要的对象，而是生产一般商品———货币;不再生产历史的现实的个人，而是生产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主导着生产社会化、产品普遍交换的经济政治过程。一般商品的流通逻辑，使直接交换摆脱了偶然性，造就了普遍交换的必然性，建构了以物的方式来表达相互联系、个体本质的现实性。“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人的本质、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都必须在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之交换与流通中才可能生成、确立与建构。人与物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具有现实与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但是货币成为一般商品的抽象性却在资本主义逻辑中获得了主体性，成为了主人，成为统治现实的绝对力量，成为私人权力的“普遍权力”，“同他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9页)因此，货币拜物教把货币作为现实异化的圣物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与历史必然。

 

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的流通虽然呈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现实逻辑，逻辑化了劳动产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具体化了价值运行物化逻辑对人关系的宰制。但是，一般商品的流通并没有使货币的价值量发生任何变化。然而，货币商品却在为卖而买的流通中，找到了一种可以使一般商品价值增殖的商品———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以经济的方式证成了商品必然从劳动产品转变为货币商品，进而使劳动买卖成为现实的政治事实。

三、资本主义政治生命中的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维系政治生命的经济创造。这一历史事件建构了一种外观具有永恒性的历史性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创制了一种由里及外的绝对控制的生命政治。劳动力商品化的完成，并在流通领域内自由交换，是资本生成的经济－政治前提与社会历史必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8页)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作为经济前提支撑资本主义的运行，还作为政治前提赋予资本主义宰制逻辑以合理性。一旦马克思真正呈现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他以商品概念来还原资本主义的政治原象与批判资本主义生命宰制的哲学批判，就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界。(参见仰海峰，2015年)

 

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将雇佣劳动的经济客观性与政治合理性当作既定事实，没有反思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经济事实与政治现实的原因，因而只能在交换价值流通的意义上去探讨财富增殖的秘密。“劳动”“劳动一般”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描述性概念，虽然被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提升为人的本质规定，但是从抽象劳动或一般劳动来理解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理论范式却从未被超越过，也从来没有人深入到资本主义控制逻辑本身。然而，马克思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阈反思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把握了雇佣劳动立足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事实，将商品的内涵拓展到劳动力这一本质维度。这既为破解资本增殖的秘密找到了现实的政治根据与历史的社会根源，也为突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找到了理论出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并在私有化劳动者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的过程中，造就了必须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0页)劳动者被驱逐离开土地，一方面离开了基于土地的自然的或政治的共同体，成为孤立的个人;另一方面离开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以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1页)资本主义不仅现实地创造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而且还创造了劳动力商品流通和再生产的规则。充斥于劳资市场上的劳动力被资本组织、规训、挑拣，使其以自由流通和平等交换的方式从属于资本的专制。劳动力一旦作为商品在资本主义逻辑中流通起来，就不再受劳动力提供者———工人的控制，必然受资本逻辑的控制。而资本增殖在于可变资本———活的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无论资本构成如何变化，劳动力的数量与价格都与资本增殖直接相关。调节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购买与使用、价值与价格，既不会关照劳动力提供者的生存状态，也不会关心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而是有效压榨劳动力使用价值、提高资本效率的手段与方式。

 

劳动力成为商品，表征了资本主义自由与平等的经济内涵与政治实质，代表着资产阶级标榜的普遍人权。由前述分析可知，货币占有者必然能够在市场上“幸运”地发现能自我增殖的商品———劳动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造就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买者(货币占有者)与卖者(劳动力所有者)都是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个人。此处的平等只意味着买卖双方都是特定商品的拥有者。买方占有具有支配权力的一般商品———货币，卖方拥有而且只拥有在一定期限内可以被“自由”出卖的劳动力。其二，买者与卖者特别是卖者是“自由”的个人:一方面，工人是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人，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主体条件，由法律规定和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工人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只能出卖劳动力，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现实、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政治“成就”。自由不过是工人被选择、资本家选择的自由;平等不过是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平等;所有权不过是劳动力可以被出售、资本可以购买劳动力的所有权。基于这种普遍人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基于劳动力自由买卖的社会生产不过是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过程与政治控制。因此，经由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经济转换，资本主义完成了政治主体与政治逻辑的社会建构。

 

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平等买卖，是对资本主义政治主体的经济－政治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个性的政治个体，必须由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经济独立性与经济个性来进行政治定义。人的独立性与个性被资本的一般性与所有权的排他性所取代。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平等买卖，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劳动力的价值并不表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8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对人的经济直观与政治判断。虽然“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9页)，但是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却只关心支出的价值能否支配相应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而言，如若劳动力卖不出去、不被支配，那么不仅劳动力毫无价值而且生存堪忧。“平等”地卖与“平等”地买、“自由”地卖与“自由”地买，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平等”地卖与“平等”地买、“自由”地卖与“自由”地买，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

 

劳动力成为商品在经济上重新界定了所有权、在政治上造就了绝对支配权。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流通在工人方面表现为“W-G-G-W”，在资本方面则表现为“G-W-W-G”。劳动力作为商品，是“现存的非价值”，是与全部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劳动，是工人唯一的所有权。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工人出卖劳动力，是劳动力“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同上)的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但是表面的等价交换并不能掩盖所有权的转移与支配权的形成。因为，一方面，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本身是其他劳动力对象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劳动力一旦被资本购买就既要补偿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直接支出，还必须创造资本的剩余额。劳动力公平买卖的实质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同上，第673页)所有权不再以劳动的创造为基础，而以资本的占有为基础;占有财富的方式也从劳动创造转变为让渡商品的公平买卖。虽然劳动力作为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必须遵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规律:“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同上，第675页)资本家获得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就同时获得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4页)通过购买并使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资本自然地将社会划分成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两个阵营。劳动力成为商品，使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资本)成为现实的社会力量与政治权力。

 

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是资本增殖的前提又被资本增殖强化，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资本主义现实地生产了全方位控制的生命政治。在劳动力作为既成商品的层面，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直接占有与支配即是对工人劳动时间、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完全占有。“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和管控;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把劳动力本身由‘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王庆丰，第36页)制造、雕琢、规训、惩戒、支配是维系“死劳动”吮吸“活劳动”的控制手段，是资本对待劳动力商品的生命政治是维系“死劳动”吮吸“活劳动”的控制手段，是资本对待劳动力商品的生命政治。

 

此外，劳动力成为商品还蕴涵着一种生命生产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去生产客体———人们一般就是这样去理解商品生产的，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哈特、奈格里，第3页)资本主义按照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质来进行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资本主义不仅要生产满足雇佣条件的劳动者，而且还要生产维持劳动力买卖供求关系和价格规律的相对过剩人口。主体生命的自然属性被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剪裁与编辑，主体生命的社会属性被资本的增殖逻辑修正与篡改，主体生命的个体属性被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定制与剪辑。资本主义以商品存在及其生产的“客观性”与“超越性”、“现实性”与“历史性”、“世俗性”与“价值性”的“完美交织”实现着全方位的生命控制与价值宰制。工人只是劳动力商品的生命容器，不断地被资本逻辑复制、改造，再复制、再改造。工人不仅成为生产环节与生产工具的附属物，而且成为资本逻辑的直接创造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

[3]哈特、奈格里，2015年:《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卡弗，2009年:《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唐正东，2017年:《马克思的两种商品概念及其哲学启示》，载《哲学研究》第4期。

[6]王庆丰，2018年:《〈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载《哲学研究》第8期。

[7]仰海峰，2015年:《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关于〈资本论〉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期。

[8]仰海峰，2018年:《马克思的货币哲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