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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编说 2017年12月20日，新中国教学论学科重要奠基人、著名教育理论家王策三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人民教育》杂志特组稿两篇文章，追忆先生往事，缅怀大师风骨。 王策三先生，是中国教育学界的泰斗，今天教学论领域的一大批学术人才都是他的学生，可这位学术成就很高的著名学者，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信息却很少。他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但是对于学术争论却从不吝言。他的学生——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华这样评价他：王策三先生的一生是孤傲高洁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学者品质、严谨学风、学科情怀，穿越了时光，流芳于后世。 谨以此文，向王策三先生致敬！
王策三先生的一生是孤傲高洁的一生，是为学术的一生。 站在人生的尽头，王老师评价自己是一位“比较真诚的学者”。对于生死，他看得很淡：“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丝孤傲存人间”。孤傲是他作为学者在浊世中的坚持。 01 “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学者品格 王老师是有口皆碑的教育理论大家。学术贡献之外，王老师留给人们的日常印象最鲜明的是他的严格严厉、“不近情理”，甚至“不识抬举”。 王老师有若干个“不”：不写序、不题字、不做传、不做生日、不报奖项、不申请课题、不与人合写文章、不拉帮结伙、不结党营私。退休后更是“不开会”“不讲课”“不作报告”“不参加论文开题答辩”，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绝不恋栈。”这样的特立独行、张扬疏狂，与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比如，有机构聘他做课题评审专家或职称评审专家，事先未做沟通而直接下聘书的，王老师一定会严词拒绝：“岂有此理！这是尊重人的做法吗？他们还觉得是抬举我！”依常人看来确实是“不识抬举”；某杂志未经同意擅自发表了王老师的一篇会议发言，且多处语句错误，王老师坚决要求杂志刊发道歉声明，在不理解的人看来也真是“不近人情”；某杂志约稿，王老师校对清样时，发现稿子多处被改动，便耐心与编辑沟通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写。 私下王老师和我说：“编辑太年轻了，不了解我。我的文章可不是随便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反复推敲、琢磨过的，每一个字都是有用意的。对于认真的作者，编辑是要尊重的。你也是编辑，一定要尊重原作者的意见，不能随意改动。如果真有要改的，也得征求作者的意见。” 偏偏这篇文章的编辑也很认真且有自己的理解，最终刊印时依然有几处依编辑的理解做了改动，例如：以常用的“相去甚远”替代了王老师自己的“相去愈远”。拿到杂志后，王老师马上就发现了，当然非常生气！虽然只一字之差，但意思差了很多，“我就是要表达越来越的意思！这个编辑怎么这么不尊重作者？”在一般人看来，一字之差，差别不大，如此反应，实是苛刻甚至是吹毛求疵。但在王老师那里，这是大事儿。因为他在乎。 王老师在乎学问，因而总是认真对待，认真到偏执、固执的地步。因为太认真、太在乎，便不能容忍别人不认真、不当回事儿。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邀请退休教师参加座谈会，讨论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等问题。座谈会纪要刊登在当年出版的教育学部通讯上，王老师的发言被摘要刊登，但有几处意思满拧，完全背离了王老师的本意。王老师大怒，当面批评时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时任院长曾是王老师学生，于是，批评就有着训导的意思，非常严厉）且要求登勘误说明。登勘误说明是个难题，因为没地方登。学部通讯一年发行一本，如果刊登也只能等到第二年。只能不了了之。 一位师兄劝王老师：“您这么想：谁在乎这事儿呢？学部通讯没多少人看，也没人真在乎您说了些什么。您也别当一回事儿了。”原本是为了让他消气儿的，结果王老师气之更甚。过后，王老师很无奈地说：“现在都是这么做事的？！谁都不在乎了？！事儿都不认真做了？！通讯怎么能错？！为什么不校对？！发表前为什么不让发言人审校？！简直岂有此理！” 这样一连串的问题，都指向最简单、最应该做的事儿。这些事做起来并不难，只要认真一点，就不会出错。问题是，没人在乎，没人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在做表面功夫。王老师像堂吉诃德一样，只自己与风车对战。他的呐喊，出了口便消了音，谁都听不到，只有在自己的内心轰鸣。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活成了只被尊敬却无人跟随的悲剧。王老师说：“金庸笔下有个独孤求败。我就是独孤求败啊！” 2010年我在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回顾主体教育实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文章，题目原为《主体教育实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新机制》，编辑强烈建议改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探索》，因为可以彰显意义、扩大影响。刊出后给王老师送了样刊。王老师看后，等不及当面反馈，电话先追过来说题目不好。听我讲了题目的前因后果，对我、对编辑都极为不满。不满于我不能坚持：“这不只是题目的事儿。”不满于编辑的自以为是：“不尊重作者，不尊重学问。” 再见面时，王老师依然耿耿于怀，纠结这篇文章的题目。见王老师生气我便“和稀泥”：“王老师，您的文章编辑不能改一个字，我写的文章没那么重要，改就改了呗。”王老师跟我瞪眼，就差拍桌子：“这是什么话！王策三的文章不能改，郭华的文章也不能改！谁的都不能这么改！”依王老师的性格，自此便对这位编辑有了看法，只要事关此人，便要旧事重提数落一番。 王老师为此文写的读后感中还专门提到此事儿。“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想谈几点感想。第一点，这篇文章所采取的方法和体现的学风很好……第二点，有一丝缺憾感：题不副文或名实不符。文章主要研究论述的是教育改革实验，教师专业发展只是其重大成果之一。题目主要标示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关于教育改革实验本身及其对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意义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则相对淡化了；而且，即使就教师专业发展而言，文章不是一般谈论，其可贵之处在于探讨了新的机制即重点在于机制，而题目也未能突出出来，把它遮蔽了，减弱了文章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涉及内容很广，从不同视角研究者众多。这篇文章尽管很突出，也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而题目标上'我国……’这种字样，有勉强拔高、大而不当之嫌。这些，可能是作者与编辑沟通不够，共同推敲不够！科学是严格的，应该力争实事求是，但愿并相信广大读者能看得出来并予理解……” 某天遇到文章编辑，我笑问他对王老师的批评有何感想，觉不觉得老头儿小题大做？他说：“王老师说得有道理。王老师这么详细写出来，我才真正意识到题目确实改得不好。”于是，我们俩凑一起共同感叹佩服了一番王老师。不久，《新华文摘》对这篇文章做了论点摘编，摘编的题目用了“主体教育实验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编辑再见我时，兴奋地高声大气：“王老师就是厉害，牛啊！新华文摘也是用了原来的题目！”你看，王老师对他有意见有批评，他非但没有抱怨，还感激他。 对于自己的特立独行，王老师晚年时也时有反思，反省自己的做法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不近人情”。王老师常说“中国智慧的精华是中庸”“什么是'中庸’？我认同冯友兰的说法：'中庸’就是'恰到好处’”。但是，如果做不到中庸呢？“宁为狂狷，毋为乡愿”。 02 “如履如临，临事而惧”的严谨学风 王老师特别在意教育学研究的好学风。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好学风的样本。他从来不谈虚空的问题而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致力于解决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不唯书不唯上，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不夜郎自大抱残守缺，不用浪漫主义的幻想去躲避现实的问题；他从不故作高深，从不用夺人眼球的标题、华丽繁复的语句，只用朴实的“大白话”，把研究成果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他的文章没有一篇是无病呻吟，每一篇都是不平则鸣，都是“我要说”，都言之有物。“文革”过后，王老师这一代历经坎坷的学者终于可以追寻教育规律解决中国实践问题了，但学风依然是个大问题。 在1988年的《教学论十年》中，王老师就明确提出了学风问题，提到教学论研究要“继续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长官意志’对教学研究的消极影响”。主张“反对醉心舶来品，搞屠龙之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做法。 1992年3月，在安阳人民大道小学全体教师工作会议上谈“对小学生主体性发展实验的一些认识”。这个发言，体现了王老师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进行教育研究的学风。他说：“我们想探索一条新的思路：不打乱现有的教材体系和教学秩序，而是以教育主体（或主体教育）思想来运用现有的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方法，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研究、调整、改革和创造。” 为什么呢？因为：其一，什么样的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我们并不知道，正是需要研究的；其二，要实事求是地评估现行的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方法对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作用，它们还不完全适应但又不是完全适应。“我们认为，不需要、也不应该在没有多大把握的情况下，去主观构想那'另外的一套’”，因为没有这一套，另外的一套也没有出处。这样的研究思路，与动辄要进行“革命”、主张“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的思路相比，既显不出新意又“胆小”谨慎，既不光鲜夺目又无法鼓动宣传，但是，这是真正研究的路子，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严谨学风。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新名词新举措层出不穷，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却并无真正的进展，学风建设依然紧迫。王老师有多篇文章提到学风问题，甚至专列一节谈学风。例如2002年的《一次很好的学习》，2003年的《一份宝贵的教育学遗产》，2004年的《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 王老师说：“一些含混模糊的提法或理论之所以流行，除了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论的理论建设不足的原因，也与学风建设不足有关。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形成和总结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各项事业，包括教育改革创新事业，都必须从各式各样的土教条、洋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能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能撇开社会条件和轻视知识来设想和谈论学生的个人发展；不能再受某种思维定式的束缚：笼而统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好的学风是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极为紧迫。 在2002年的《一次很好的学习》一文中，王老师特别提到了教育研究者的责任与能力。“因为事关国家民族的教育大计，责任重大。我们写文章，作报告，提口号，发表言论，要慎重，要负责，既要敢于负责又要有能力负责……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确承担着'特殊责任’，不可不慎重，不可轻言失败的风险。古人云：如履如临，临事而惧，应是箴言。”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要善待不同意见。这既是民主作风，也是科学态度和方法。因为一方面，教育现象极其复杂，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要研究和说清楚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是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另一方面，任何个人总是有局限的，一叶障目而不见南山，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几乎是难免的常有的事。因此必须靠群体的力量，充分重视（不可小看）教育学已有成果（它是多少代群体的力量结晶），特别是要耐心听取不同的、相反的意见。不能一听到不同的、相反的意见就不高兴。姑且不说不同的、相反的意见多少有可取之处而自己倒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即使它是错误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促进思考，防止片面性。”这篇文章发表在那场始于2004年的“论战”之前。 在那场人所皆知的著名“论战”中，王老师如他所说，“如履如临，临事而惧”，对于论战一方的观点和意见极为重视。对于这场争论，他常说的是“争论不是为了争个我高你低谁胜谁败”“好的学术争论是能够促进学术发展的”“真理越辩越明”“我相信钟老师（指钟启泉教授）的质疑是从学术出发的”“对方的批判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他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常识的东西，对方会批判？”他很自信“说到大天去，人类也得有教学”，但“教学认识论确实需要正视这些问题”。 正是在王老师的引导下，我们能够以客观的立场看待这场争论，并通过这场争论提升对教学认识论的再认识。我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2期发表的《带领学生进入历史：“两次倒转”教学机制的理论意义》一文，就是从这场争论中获得的对教学认识论的新认识。这篇文章写作时，王老师虽已在病中，但依然认真地看了全文、提了意见并甚感欣慰，认为是对教学认识论的一个提升。 03 “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学科情怀 现在的大学躁动不安，像娱乐圈一样有各种排行榜，有各种“大咖”“大腕”“大佬”。对于这种现象，王老师总问：“没人安心做学问了吗？”既是无奈的问询又是痛心的谴责。早些年，还没有如今这么热闹的五花八门打榜，但有学科排名。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的教育学科，校外被拿来比较，校内用来激发教师发文章做课题申奖项。对于这种事情，王老师非常看不上。 王老师常说：“第一第二重要吗？重要的是整个教育学科的水平！不要说与历史、文学、哲学相比，教育学的整体水平是太低了，就是与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教育学的水平也低很多。”对于整天算计排名的人和事，王老师是“刻薄”的：“鼠目寸光、眼光短浅、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有时，王老师会为身为教育人感到尴尬和羞愧：“我们的理论研究实在不够，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理论还很薄弱……举国大讲素质教育，却没有也不能回答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这个问题。这是很说不过去、令人尴尬的事情……”整体水平这么低，心思仅仅放在排名上，没意义。 王老师说：“风物长宜放眼量。眼光要放长远，不要盯着排名，应该盯着教育问题，盯着基本理论研究。被别人超过，是件好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会为这个学科的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有了学科的发展，这个学科的从业者才会有尊严，也才会吸引更有才能的人进入这个学科。没有学科的发展，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封大神，自娱自乐，确实没什么意思。 终究，王老师对教育学科还是满情深情、寄予希望的。他常喟叹：“不信东风唤不回！”他对教育学科水平提升的诉求与贡献，除了自己“夜半犹啼血”的研究，很大一部分表现在对学生的严厉要求上。
2006年10月，王老师向郭华赠送《教学论稿》手稿作为她的40岁生日礼物 王老师的学生，没有不被王老师骂过的。当我们都工作以后，王老师也老了、骂不动了，与王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最常提起的就是当时是怎么被王老师骂的、缘何被骂。王老师很不解：“我真是那样不通情理的人吗？”我们笑对：当然，就是这么不通情理。奇怪的是，大家回忆“被骂”，竟然都是怀念、开心。被王老师骂，似乎成为一种荣耀，因为“还值得被骂”相当于“可造之材”，而不是“不可救药”。 我第一次被王老师骂是在1996年的春天，那时我跟着王老师做访问学者。通常，访问学者相比研究生来说，与导师的关系要远一些，因为访问学者并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导师也就不必太认真太严格，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在王老师那里，学生都是一样的。涉及学问，他是一点都不迁就的。 记忆中应该是一天下午，我正看书，宿舍喇叭喊有我电话。到楼下门卫室接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就听到王老师声如洪钟气性十足的命令：“你现在过来一趟！”心里惴惴不知是什么事情，但一刻不敢耽搁，骑车飞奔至王老师家。一进门，看到王老师手里拿着我写的一篇论文，心想必是与论文有关。果然，没有任何铺垫，王老师劈头盖脸就“骂”问：“你给我说说，班级授课制和讲授法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当头棒喝的感觉，记忆最是深刻。 王老师就是这样，能为论文里的一句话、一个词大发其火。对于不热爱学问的人，对于视学问为儿戏的人，会觉得王老师小题大做，不近人情，刻薄苛刻。但为什么被骂过的人不记恨他呢？因为他的“骂”不是泄私愤，而是对学生负责，对学问认真，从他的“骂”里能够获得最直接的启示，豁然开朗。那天，王老师棒喝之后，就认真地讲为什么班级授课制和讲授法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搞理论，要抠概念。” 现在的博士生延期答辩已是常态，但20多年前，推迟答辩对博士生来说，是天大的事儿，甚至是一件耻辱的事儿。那时候没有匿名评审、没有抽查，是否答辩全靠导师判断。导师担着巨大的学术责任，同时也有可能为不得罪学生而“放水”。 在北师大，王老师是第一个让博士生延期答辩的导师。被推迟答辩的那篇论文，与别的论文比起来，不仅不差，甚至还要更好一些。但就是因为没有达到王老师认为应该达到的水平，就被推迟。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王老师是有点太严厉了。王老师说：“以后她会知道，我是为了她好。”这种“好”，不仅是对学生的未来，也是对着学科的未来。 2005年开始，王老师觉得教学认识论有了再修订的基础和必要，但王老师自己不再参与，因为“这个事儿终究得由你们来完成”。王老师的工作，就是把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和观点，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电脑，做成电子版的摘录卡片，并在每一段摘要后面标出对这段话的理解、阐释，供我们借鉴、使用。他说：“我现在是没有精力做大文章了，我至少还有眼光，有判断力，可以帮你们出出主意，帮着找找资料。” 王老师身后，人们纷纷想起他的“好”来，自发地封他为学者楷模、教育良心、教育学界的担当。若王老师地下有知，他会做何应对？王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这么评价胡克英：他“是不是一位教育家？是不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是不是一位教育思想家？是不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我以为都可以这样称呼他。但我宁愿称呼他是一位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被收入什么教育家大辞典，或者什么名人大辞典了。如果已经收入了，那当然很好；如果还没有，那也不是最重要的。当今，教育家的头衔和称誉使用得相当广泛。有的是名实相符的，但毋庸讳言，也有的浅化了乃至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我想，真正的学者，主要追求真理，讲的是真才实学，即使形式上没有被称为某某家，收入某某大辞典，他也会被收入真正的'辞典’，那就是经过大浪淘沙，人类科学文明精华中留下了他的一份贡献。” 这份评价，也可以用来评价王老师自己，或者说，王老师心目中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经过大浪淘沙，人类科学文明精华中留下了他的一份贡献”。王老师最欣赏的历史名人是谁？张载。为什么？因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老师说：“张载的口气真大！孟子的口气也不小。”王老师还欣赏“两个司马（司马迁、司马光）、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2017年12月20日上午，王老师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多希望他去了一个平行空间。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王老师能够看得到，能够像以往一样，跟我交流。如果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也许会听到他说：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浪费时间。快去干正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 《人民教育》2018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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