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行日本汉字，主要指2010年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2136个汉字，也指2002年日本规格协会制定的10040个JIS汉字。从汉字变异角度看，其中包括大量的汉语俗字，如变体俗字、扩散性俗字、佚存俗字，也包括一部分和制异体字。考察日本俗字变迁史，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纠正现行辞书对日本俗字的不当判定，这对于近代汉字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正字”和“俗字”的理解，中日学界有所不同。在日本，《类聚名义抄》等古辞书，多承用《干禄字书》“俗”“通”“正”之说。[1]145－165至江户时期，中根元圭氏著《异体字辨》，首创“异体字”术语，随后广而用之。杉本つとむ先生《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煌煌20巨册，集日中俗字研究资料之大成。首卷所附“異体字とは何か”一文，阐述了“异体字”之出典、定义、性质、范围，以及日中“异体字”关系、日本“异体字”发展概略，等等。日本“异体字”范围，既包括颜元孙所指“俗体字”“通体字”，也包括了“假名”“省文”“讹字”、“借字”、“国字”等，与我国学界所论“俗字”范围大致相当。[2]337-391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指出：“凡是区别于正字的异体字，都可以认为是俗字。俗字可以是简化字，也可以是繁化字，可以是后起字，也可以是古体字。正俗的界限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3]6日本汉字发展史，既是汉字变异史，也是俗字变迁史。日本直接承用隶变后的“近代汉字”表记本国语言，甚至利用俗字原理创造“平假名”、“片假名”，将“俗字”推向极致。[4]369-393在汉字的变异过程中，既表现为汉字的部分变异，又体现为汉字的整体变异。一方面，继承汉唐俗体字形，同时又不断加工、改造、变异、创新，进而形成形式多样的变体俗字，以及独具风格的“和制异体字”；另一方面，为表达日本特殊概念，利用汉字部件，仿照传统“六书”，创造新了许多汉语所无、日本独有的“国字”或“和制汉字”。[5]32-57本文以现行日本汉字即2010年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2136个汉字，或2002年日本规格协会制定的10040个JIS汉字为中心，讨论汉字在日本的部分变异，即日本汉字中的汉语俗字及日式异体字。从汉字变异角度，讨论日语中的变体俗字、扩散性俗字、佚存俗字、和制异体字，以及汉语辞书中的回归字，考察日本俗字变迁史，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这有利于扩大近代汉字研究领域，丰富近代汉字学内涵，推动中日汉字比较研究。在近代日语新词研究中，往往将全新创造的结构新词称为“和制汉语”，而对于据古汉语对译西方新概念的语义新词，则称之为“侨词回归”或“回归词”。[6]26-27“回归词”中，有些是日本创制的“国字”，如“腺”、“膵”等，[5]633-695这可称之为“日源外来字”。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普及，随着中日韩等汉字信息资源的相互共享，现行日本汉字大量出现于计算机字库，因而也进入了大型汉语字书或国际化汉字词典。《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就是在汉字国际化背景下收录了大量的日本汉字。该字书在判别汉字国度或来源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比如，有些字虽然见于日本《常用汉字表》，但如果在中国古典字书或相关文献中已经出现，则视为汉语俗字。如：辞书。以上俗字所见文献，未必就是该字早见文献，但将见于《常用汉字表》的异体字列入汉语俗字范围，是恰当的。
然而，有些字虽见于日本《常用汉字表》，而汉语辞书或文献却未见字源者，《中华字海》则判为日源汉字，如：X”释之，未涉字源，如“営、拡、気、挙、掲、剰、 、択、沖、拝、涼、舗、犠、搾”等。而在该字典“补遗”中，还收录了一些日本JIS俗字，如“涜、溂、軣、昿、砿、絋、珱、 、 、騨、蝋、疂、焔、賎、蝿”等。继《中华字海》之后，我国还出版了《汉字标准字典》（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国际标准汉字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等。而在判别汉字源流时，遇到许多尴尬之处。以下173字，见于此三辞书，不同地方标注有“见日本《常用汉字表》”或谓之“日本汉字”等。可是，据笔者调查，这些汉字在中国古籍中大多可以找到相同或近似字形。[7]117-165撇开“创字权”不论，单从汉字史角度看，其实暴露了汉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给汉字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姑且将这些早见于中国古籍，却因日本至今使用而收录于汉语字书的汉语俗字，称之为“回归字”。例如：透视《常用汉字表》及JIS汉字，可以窥见汉字在日本的传承和变异概貌。比较日本常用汉字和我国简化字，其简化字形相同或近似者有73个。根据《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简化字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及相关研究，这些字大多出现于汉唐文献中。例如，“虫、尔、麦、万”见于先秦；“当、盗、号、来、礼、随、堕、状、壮、挟、狭、寝、属、台、与、写”见于秦汉；“断、国、乱、痴、学、誉”见于魏晋南北朝；“宝、寿、庄、参、蚕、尽、双、旧”见于隋唐五代；“辞、独、声、区、担、胆、当、点、炉、党、灯、会、窃、体、条、医、湿、献、昼、装、潜、湾、变、画、称”见于宋辽金元。在《常用汉字表》中，有235个简体字与中国简化字不一样。这些简俗字，在域外变体并历代相传，而其源头大多存在于中国历史文献中。例如，关于日本新字体研究，日本虽然没有出版诸如《日本简体字探源》之类考证著作，但是，山田忠雄先生早在1958年著《当用漢字の新字体:制定の基盤をたづねる》（新生社，1958年），对当用汉字中的简俗字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可知，出现于《宋元以来俗字谱》传承俗字中，除《宋元以来俗字谱》外，山田氏还调查了日本俗字研究著作及室町末期写本，共涉及13种文献，揭示以下60字不见于《宋元以来俗字谱》，而见于日本汉籍写本：等30字，既不见于《宋元以来俗字谱》，也不见于日本文献。进而对这些字源不明的俗字进行了分析说明，认为“圧、価、気、茎、実、団、対、図、脳、浜、猟、桜、挙、焼、畳、弐”等16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谱》及日本俗字语料中，出现有近似字形，可以窥见字形之源。然后，重点对“壱、弐、芸、広、鉱、拡、伝、転、拝、予”等10字进行了字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尚未得出最后结论。显而易见，山田氏仅对照《宋元以来俗字谱》而判断其汉语来源，当然不够；调查13种日本文献，且集中于室町末期，也很有局限。但是，有一点很明白，即日本现行汉字中的新字体，虽然由于政府的颁布上升为“正字”，但大多属于我国的历代俗字。汉字始传日本，早见于王莽时代所铸“貨泉”及《后汉书》建武中元二年（57）所记“漢委奴國王”之金印。真正接触或使用汉字，主要通过来自百济的“渡来人”王仁等，学习《论语》《千字文》儒家典籍。从日本汉字史料看，《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文》（438年）、《隅田八幡镜铭》（503年）等金石文字，乃留存于日本的古代汉字的真实记录。根据《古京遗文》（勉誠社出版部,1968）、《日本上代金石文字典》(雄山閣出版，1991)、《汉字百科大事典》[9]241-245等，金石文字已出现诸多简俗字，例如：遠藤好英先生根据《别体字类》纂集《异体字集》，收2280个别体俗字。从现行汉字看，以下诸字均为六朝或唐代碑刻遗存：卋、亰、仏、灮、卆、啚（圖）、囯、圀、埊、塩、変、斈、皈、爱、荣、栖、叠、継、惣、閇、隠、隐、覇、霊、駈。[9]246-256正仓院文书，是研究日本天平年间汉字生活的珍贵文献。根据《汉字百科大事典》“正仓院文书异体字”，以下现代用字亦承继汉唐俗体：笔者查阅《正仓院古文书影印集成》第1-5册(八木书店，1988-91年)原件，发现以下现代用字亦已出现：謹、恵、単、乗、暁、穀、毎、曽、僧、来、弥、祢、頬、噐、継、為、練。平安初期，佛教普及，汉字使用仍然继承隋唐风习。如《东大寺讽诵文稿》（勉誠社,1976年），为平安朝初期墨宝。築島裕先生在《新字体寸考》一文中，指出其中已出现“无、珎、尺（釋）、仏、礼、万、弃、师、与、继、囯、门、问、闻”等简俗字。[10]30-37查阅影印原件，亦如正仓院文书，俗体满目，且多见于汉唐典籍。例如：平安末期至鎌仓初期，日本俗字渐显个性。如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略体字、合体字甚多。考察观智院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291年写本），其俗字类型，应有尽有，或可窥见日本在吸收汉字文化过程中的传承和变异轨迹。简省：埠－垖 惠－恵 藏－蔵 厭－猒 部－卩 澄－氵 碍－㝵 圖－啚增繁：判－ 奪－ 瓜－苽 梁－樑 焦－燋 界－堺 園－薗部件更换：孩－姟 体－躰 磚－塼 節－莭 耕－ 淫－媱 雁－鳫结构变化：島－嶋 蘇－蘓 裔－ 鄰－隣 海－ 胸－胷 障－鄣 符号代替：歸－帰 圓－ 羅－ 繼－継书写变异：弓－方 因－囙 怪－恠 桑－桒 互－㸦 彦－ 安－鎌仓末期至室町时期，日本俗字十分活跃。现行日本汉字，其间几乎都能找到其历史踪迹。调查日本《尚书》抄本，如内野本（1322年抄）、足利本（室町时期写本）、上图天正本（1578年抄）等，不难看出日本新字体及JIS汉字的历史来源。例如：江户时期，异体字研究成一代风气。《异体字辨》《倭楷正讹》《同文通考》《正楷录》等，均为研究俗字之重要著作。特别是《同文通考》，从中日“书同文字”之汉字文化圈视角，从历时和共时层面，辨别俗字源流，具有里程碑价值。由于时代局限，《同文通考》等判为“倭俗”之字，其字源却大多出现于历代汉籍，虽不能苛求前人，却不得不引起注意。如“倭俗”中的“省文”部分，“学、旧、昼、独、炉、励、娄、数、楼、会、参、国、条”等，属于中日两国的现行通用字。“勧、歓、観、権、縄、歯、巣、継、続、霊、斉、楽、独、錬、倹、険、験、労、単、弾、悩、児、稲”等，源出中国，流行于日本，进入《常用汉字表》。“枣、篱、隐、罗、举、趋、边、阳、阴、虽、韵、录、斋、劳、荣、莹、萤、莺、区、欧、鸥、枢、驱、厉、砺、蛎、粝、欢”等，则成为中国现行使用的简化字。[7]110-112尽管如此，透过江户期异体字研究著作，可以窥见其时日本使用汉字的基本面貌，可以理解近世日本的正字观，以及隋唐字样在日本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江户期的异体字著作，是研究汉字变异的重要资料，也是探究明治以来日本汉字改革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现行的日本汉字中，许多俗字在中国原典古籍中可以找到用例，然而却没有被辞书收录，更无缘作为标准用字，甚至是昙花一现。这种文字现象，套用“词汇扩散”理论，或可名之曰“俗字扩散”或“俗字衍生”吧。例如：“”类：三点头，在日语中代表六类汉字偏旁。如“勞”作“労”，“單”作“単”，“樱”作“桜”，“巢”作“巣”，“鼠”作“鼡”，“覺”作“覚”。这种简省方式，源于草书楷化，汉语文献均有原型。简要举之，“労”见于居延汉简，“禅”“巣”“鼡”见于王羲之书法，“”见于唐碑，“覚”见于《淳化阁帖》，不一而足。[7]117-165“”类：日语中，品字形下半部分，往往用省文符号“”代替，如“澁”作“渋”，“壘”作“塁”。此类省写方式，金代《草书韵会》中习见，如“晶”作“”，“轟”字作“”。敦煌写本“”之左右之“糸”，亦有省为“”者，如“鸞”作“”。（P4692《望远行》）。《宋元以来俗字谱》引《古列女传》“樂”作“楽”、“幾”作“”。[11]30，129日本写本，品字结构下部省为“”，相当流行。[7]193-197据《四部丛刊》，日本摹宋写本《诚斋集》卷105《答枣阳虞军使》：“左拍子长之肩，右摩孟坚之塁。”同卷108《与本路运使权大卿》：“锦江玉塁，回岷峨晓日之旗；云栋雨帘，焕桑梓画衣之绣。”《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覆刻室町时期抄本，品字结构省作“”者，不胜枚举。此类俗字，源头在中国，发展在域外，是为扩散性俗字。诸如：虽然在汉语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同字形，但大规模的普遍使用，却存在于日本，特别是室町时期以后，因此必须从日本汉字发展的历史层面，作深层考察和分析，探求日本选择汉字形体的文化因素。在日本《常用汉字表》中，有些疑难俗字，经过仔细调查或数据库检索，在汉籍文献中找到了例证，如“壱、実、拝、挙、畳”等。然而，“壓、價、藝、團、應、邊、貳”省作“圧、価、芸、団、応、辺、弐”；新形声字“囲、釈、択、沢、訳、駅”，符号化新字“気、広、鉱、拡、伝（傳）、転、対、円、仮（假）”等，在中土文献中尚未发现用例，属于和制异体字，或和制俗字。顺便一提，此类“和制俗字”在中日版本辨别中，有时亦可起到辅助作用。如四部丛刊本《诚斋集》《春秋正义》，出现有“囲、釈、択、沢、応”等标志性日式简体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诚斋集》、《春秋正义》均为日本抄本。又，清初小说《绣屏缘》中出现“駅”“釈”等日式简体字，这到底是汉语自己的简省写法，还是借用了日本汉字的写法？[12]33考之，古本小说集成《绣屏缘》，乃据荷兰汉文研究院藏日本钞本影印，不少字形已烙上日本俗字痕迹。又如天一版《绣屏缘》第二回“纸牌”左边有“カルタルイ”片假名训注，可资互证。[13]228-232笹原宏之先生在《国字の位相と展開》专著中，仿照“佚存书”提出“佚存文字”学术用语。笹原氏主要是为解决中日汉字创制权的矛盾而首创此文字术语。认为有的汉字本来是中国制造，但在中国几乎不使用，而且造字书证也已佚失，但由于这些文字早期传入日本，相关概念在日本文献中得以留存，此类文字称为“佚存文字”。[5]88-110“佚存文字”中，几乎均为“佚存俗字”，如“匁、匂、塀、搾、碗、賬”等。再举数例，以供讨论。実：“實”草书楷化作“実”。王羲之《澄清堂帖》作“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作“ ”。《四部丛刊》影明刊本《青阳先生文集》卷2《慈利州天门书院碑》：“士无以养，名存実废，靡所为教。”枩：“枩”为“松”的换位俗字。《四部丛刊》影明覆宋本《沈氏三先生文集云巢集》卷5《西禅新阁》：“齐山皓发客，逍遥老枩竹。”畳：“疊”,省作“畳”。《四部丛刊》影宋代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5《过宛陵陪汪枢密登双溪阁畳嶂楼游高斋望敬亭山诵谢元晖李太白诗用枢公游齐山韵》：“双溪风月壶觞里，畳嶂烟霞几案间。”同卷26《潇洒斋记》：“畳石百拳，凿沼一泓。”拝：“拜”又作“拝”，早见于汉代简帛。《四部丛刊》影明刊本《李文饶集》卷二《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明主雅闻奇志，将帅而拝将军。”又：“乃畴厥庸，特拝叶护司空。”以俗字为中心的中日汉字比较研究，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汉字传播与变异研究的重要内容。今后，在充分吸收两国前沿成果基础上，着力在以下诸方面拓展和深入，不断推动汉字圈的中日俗字比较研究。[7]111．加强日本古辞书专项研究。如《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下学集》《节用集》等。2．加强不同书写形式的日本汉籍专题调查。如木简、金石、抄本、刻本等。3．加强日本汉字的断代研究。如平安时代的文书佛典、镰仓室町时期的抄本汉籍、江户期间的汉字学研究等。4．加强动态的中日俗字比较研究。如六朝碑刻、唐代字样、宋元以来俗字对日本汉字变体的影响。5．加强中日字样学比较研究。如明治以来的汉字整理案与字体变迁、近代中日汉字改革比较、《康熙字典》对日本的影响等。6.加强“字志”研究。[5]848-854如就中日两国具有关联性的近现代新字形进行源流汇考等。（鸣谢：本文曾以“日中間における俗字の交流の歴史”为题，在早稻田大学第102次汉字汉语研讨会上日文发表。承蒙早稻田大学教授笹原宏之博士诸多指导，野村雅昭、陈力卫、荒川清秀等专家学者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1]田村夏紀．観智院本『類聚名義抄』と『龍龕手鑑』の正字·異体字の記載の比較［M］.鎌倉時代語研究，東京: 武蔵野書院，1997，20．[2]杉本つとむ.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M].東京:雄山閣出版，1973．[3]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5]笹原宏之.国字の位相と展開[M].東京:三省堂，2007.[6]俞忠鑫.回归词论［J］.词库建设通讯.1996(10)：26-27.[7]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丁锋.日本常用汉字特殊字形来源小考［J］.現代中国語研究，2004(6)：139-147.[9]佐藤喜代治.漢字百科大事典[M].東京:明治書院，1996.[10]築島裕.新字体寸考［J］.東京:言語生活，1961(10)：30-37.[11]刘复.宋元以来俗字谱［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12]周志锋.字词杂记［J］.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9（20）：33-34.[13]朱喜.《绣屏缘》非作者的杀青稿［J］.南京：明清小说研究.1995（3）：228-232.原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