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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时期藏书家的通俗小说阅读生态 ——以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及其交友圈为中心 张昊苏 摘要：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体现出乾嘉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治学理念和阅读生态。围绕在《阅红楼梦随笔》周边的早期读者多系周春同乡亲戚、学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通俗小说阅读、研究群体。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周春将治经治史之法折射入小说，形成其独特的索隐范式。而同乡学友间的交流与书籍传播，使浙西成为《红楼梦》阅读、研究的重镇，索隐方法蔚然成“派”。透过考察其索隐方法、观念之来源，辨析其治学理念之得失，文学思想之倾向，可以进一步挖掘本时期藏书家、考据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研究方式，以及通俗小说对本时期学术、文学诸核心问题的影响。 以往学界对清代藏书家、考据家之研究，往往特重其所编善本书目、藏书题跋，其原因是能够充分体现被研究者的学术精华与收藏旨趣，且乾嘉学人“生平得一异本，必传示知交，共相钞校，非私为己有者”[2]，在异本秘笈的收藏、传抄活动中解决学术问题，也是乾嘉时期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若说到基础性的学术偏好与知识结构，还应进一步考索当时学者可能阅读到的“一般书籍”，及交游群体的共同知识。对此则需要挖掘普通书目、书札及别集中所涉及的各类文献资料。其中，通俗小说由于素“不入流”，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但即使是对说部俗文不以为然的学者，亦常常花费较多时间阅读、评论小说，有的甚至撰写专书专文加以研究。可以说，其学术、文学、思想、观念，都深受通俗文艺之影响。详细解读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时的阅读情境和学术思想生态。 本文以乾嘉时期浙江藏书家、考据学者周春（1729-1815）的交游圈为中心，以其小说阅读、研究为切入个例，期以探索乾嘉时期藏书家的书籍阅读、收藏、传播诸问题，力求促进对本时期文化生态、学术风气的理解。 周春，字松霭，号芚兮、黍谷居士，浙江海宁人，乾嘉时期考据学家、藏书家，乾隆甲戌（1754）进士，后授广西岑谿知县（1766），顷因丁忧归乡，此后专心家居著书，不再谒选。周春于乾隆五十九年至乾隆六十年间（1794-1795）完成的《阅红楼梦随笔》，作为《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部专著，同时也是首部奠定了红学索隐范式的著作，素为红学史家所关注[3]。《阅红楼梦随笔》除包括周春所撰的《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及《附考》几篇文章外，还包括周春所撰《题红楼梦》七律四首、《再题红楼梦》七律四首，和俞思谦、钟大源（1763-1817）唱和的两首长诗。再结合今存的周春致好友吴骞（1733-1813）书札等资料[4]，可初步绘出以周春为中心的《红楼梦》及《阅红楼梦随笔》阅读圈：  以周春为中心的红学知识流向图[5]可见，以周春所居的浙西为地域中心，以其常交往的藏书家、考据家等学术同道为主要参与者，形成了《红楼梦》的阅读圈，并令成书于北京的曹雪芹《红楼梦》，出现了“红学始盛于浙西”（徐恭时语）这一特殊的现象。与类似的“圈”相同，友朋交往加强了对《红楼梦》的阅读、研究，使之形成一种共同的索隐观念，且影响直至近代；但另一方面，圈子内部的相近观念、相互称许与内部封闭性，又导致观念上的偏或执。其得失都应在复归历史语境的工作中加以细致研判。[6]  “红学始盛于浙西”，并非指《红楼梦》之阅读始于浙西，而是指早期《红楼梦》阅读、研究的重要成果，多见于乾嘉时期浙西学者之笔下。除海宁人周春及其同乡好友吴骞、俞思谦、钟大源等人之外，还有著《红楼梦偶得》的“钱塘六桥逸客徐凤仪”（生平不详），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留下序文的戚蓼生（德清人，1730-1792）和舒元炜（杭州人，1789序），和在《随园诗话》中宣扬了《红楼梦》的钱塘人袁枚（1716-1797）。他们的影响可能及于更晚的范锴（乌程人，1764-1845）《痴人说梦》、黄金台（平湖人，1789-1864）《红楼梦杂咏》、陈其泰（海盐人，1800-1864）《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等著作。可见，浙西红学的著作数量、代表人物之分量，几乎比《红楼梦》主要流行的北京更盛。 依照现有资料看，曹雪芹（？-1763？）《红楼梦》在刊印之前，主要在北京传抄，而周春的记载则提示了此书抄本进入江南视野的可能历程： 此处涉及的杨芬（畹耕）、徐嗣曾（雁隅，1790冬卒）均是周春母亲杨氏一族的亲戚，二人均为周春的表弟，三人交情极笃。许隽超[8]指出徐嗣曾购得两个抄本的时间至晚应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乡试以前，如果结合《红楼梦》早期主要在北京流传这一假设来看，乾隆五十年徐嗣曾曾入京觐见，有可能借此机会在京购得《红楼梦》早期抄本，并将其携带至南方。“传为佳话”则证明因徐嗣曾身为福建巡抚的政治影响力，闽中对《红楼梦》应有一定了解。然从“重价”购买这一现象，及周春“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9]的自述看，《红楼梦》小说抄本应是一般南方读者的稀见读物。不过，周春在初期似乎没有抄、借《红楼梦》的打算，这可能与《红楼梦》是白话小说有关。 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萃文书屋活字本刊印之后，周春方才有机会购得新出版的《红楼梦》印本。然他所见到的版本是“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10]，所购买到的应是程甲本的翻印本[11]。苕估即以书船形式装载、售卖图书的书估，因其多出自湖州，境内有苕溪，故名。他们与周春等江浙藏书家多有密切的书籍买卖关系，周春《耄余诗话》卷八：“嘉庆戊辰，囊空需用，此书（指宋本《陶集》——引者）售于苕估。”[12] 周春正式研治《红楼梦》，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夏季。此时，周春长子周利亲已于一年前病逝[13]，其藏书先后十遭盗窃[14]，心绪萧条，此亦或为其研治《红楼梦》之一诱因。本年，周春与吴骞多次会面、通信。六月朔日，吴骞前往著书斋，与周春相叹图书遭窃之事。七月朔日，吴骞在日记中记录了“纳兰世系。周松霭以《八旗通志》《登科录》等考。”[15]日记中虽未明说周春为何要考索纳兰世系，但鉴于周春在《红楼梦记》（本年中元日完成）中点明“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16]，有极大可能是取之与《红楼梦》贾府世系对比。九月十八日，周春再次致信吴骞，言： 拙著《题红楼梦》诗及《书后》，绿饮托钱老广抄去，但曹楝亭墓铭行状及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祈查示知。[17]结合周春的作品及相关材料，该群体可能主要讨论的议题是： （1）《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履历及其家族背景；（2）《红楼梦》中贾府故事并非“明珠家事”；（3）《红楼梦》中贾府故事是“张侯家事”。也就是说，比起鉴赏《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文学情调，周春及其朋友圈更关心的是如何“索隐”小说本事及“考据”作者信息，这与他们的学者身份、江南籍贯都相因应，并为此后的红学研究建立了初步的范式。在既往研究中，学界对这一索隐倾向如何产生并成为风气，并未予以充分的挖掘，本文尝试续加发覆。 依照脂砚斋的评语（约1754-1774间）与裕瑞（1771-1838）《枣窗闲笔》的意见，《红楼梦》所写是曹家家事，贾宝玉对应曹家某位人物。然这一意见似乎仅在极小范围内流传，同时期读者多认为曹雪芹属“旁观者”而非“当事人”——如同样创作、刊印于江南的，还有逍遥子序《后红楼梦》（不晚于1796年成书[18]），伪托曹雪芹原笔，竟令作者之名直接在小说中出现，并称其与贾府中人为世交、至交，即代表了当时部分《红楼梦》读者的认知。 惟曹雪芹“旁观”哪个家族之事，读者之理解有较大差异。依周春的说法，“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应是最为流行之说。现有资料无法确证此说起源，作为参证的是舒坤（1772-1845）批点袁枚《随园诗话》的意见：“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19]舒坤为伍拉纳（1739-1795）之子，虽难以确定其信息来源是否权威，但可确认的是在《红楼梦》刊印之前，明珠家事这一索隐观点已经颇为流行。周春以“张侯家事说”否定“明珠家事说”，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的新说。 所谓“索隐”，意思是“索”解小说中所“隐”之事。“凡视文本为伪装，在文本内各意义单元和文本外各对象间建立映射关系，并将其推定到作者意图层面，以索解此意图为阐释之根本目标，即为索隐，亦方为索隐。”[20]从读者身份看，如读者与作者关系密切，则“隐”不需“索”即可知，只需要在批评过程中揭示答案；如读者与作者关系疏远，则不得不借助传言、轶事，及文本之内证，来加以研判。其索解有可能精确不磨，也有可能谬之千里。放在《红楼梦》索隐史上，如果依托于曹雪芹的亲友与脂批来“索隐”小说情节，那么大概率应得出“自叙传”的结论。明珠家事必是“圈外人”之推测，推测依据应是传言与部分故事的相似性。 更有意味的，则是明确称引、讨论“明珠家事”者（不论是否认同）的地域身份信息。兹就现有资料，略举有代表性的清人论述如下：  在这一背景下审视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对“明珠家事”与“张侯家事”的分说，其特征是相当清晰的： 其一，就地域特征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者多为江南人士。“明珠家事说”大概率起于北京，但以文字方式认真研判该问题，并给出详细的立论或驳论者，则多在江南。从周春的表述中，可以窥见江南一带《红楼梦》的流行程度——在萃文书屋活字本印行后不久，吴门坊间即已迅速翻刻，正是读者阅读需求与书坊商业嗅觉叠加的产物。将《红楼梦》本事当作一个相对严肃的话题，用书面写作的方式来辨析、论证、传播，亦证明当地《红楼梦》阅读之广泛，以及读者对相关话题之关心。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中附有自己的《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八首七律，其诗艺虽不算佳，但在当时业已“绿饮托钱老广抄去”“杭、越友人多以为然，传抄颇广”，得到俞思谦、钟大源二人的唱和，并被管庭芬抄录入个人日记。而俞思谦的和诗因弁于陈钟麟《红楼梦传奇》卷首，故影响力更大。从创作说，其直接影响到更晚的谢兆珊《红楼梦歌》等作；从称引看，仁和缪艮《文章游戏》（道光四年刊，1824）初编卷六“潜山集古句歌咏其事，词意色举，且语语如自己出，堪与本传并传”[23]最显，直至民国仍有不少引用、背诵此诗者。 其二，就论者身份与论证方法看，参与者往往为藏书家，具考据背景，且“读《红》圈”与原有学术社群的吻合度颇高。周春颇负名望，“家富藏书，不下万余卷……浙西之学者无不知海昌有周先生”[24]。前引与《阅红楼梦随笔》及“张侯家事说”有关的周春好友如鲍廷博、钱馥、吴骞、俞思谦等人，亦多是在乾嘉考据风气下有成就的浙江学人，他们在考据学术和文献鉴藏方面的相互往还早已为学界所熟知，而对《红楼梦》等小说的阅读、评论、研究也同样密切；只是前者更常常见于各类学术著述及诗文题咏、笔记日记，后者则因小说地位较低，存世资料有限且不易详考。从现有资料看，在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周春致吴骞的“涉红书简”中，周春向吴骞讨论了多个话题，主要包括科考结果（为吴骞次子吴寿旸抱屈）、借阅书籍（殿版《十三经》，以便修订“拙著”[25]）、查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资料、完成《古文尚书冤词补正》、校勘《论印绝句》等书问题。可以看出的是，委托吴骞代查曹雪芹相关资料这一工作，是置于多个学术议题之间的——通俗小说地位虽低于经史，但无妨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问题，可运用相近的方法。从《红楼梦记》看，周春之引证多是江南流行文献，且与其交游、地望关系密切。此外，上表中之宋翔凤、管庭芬、俞樾、平步青等，均是藏书家兼学者，且相关信息亦是在师弟、友朋之间交流，其长篇论述不乏学术价值。 其三，具体到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来说，提倡“张侯家事说”至少有两大指向。首先，“明珠家事说”的背景必然发生于北京，而“张侯家事说”则将故事背景从北京挪至南京。在周春的视角中，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似缺乏了解，但对曹寅官任江宁织造这一信息是清楚的。在俞思谦《红楼梦传奇序》中则讲的更加直接——“记一金陵故家之事，隐其真姓，托之胶东，初自白门，迁于日下。”[26]故此与“金陵十二钗”这一书名相呼应。陈钟麟《红楼梦传奇》中《枉判》、《妒月》二折中，将贾府写在金陵，薛家在北京城中，这一安排与《红楼梦》小说完全相反，而可能与周春、俞思谦等人的观点有关。其次，同为“南京说”，《阅红楼梦随笔》明显有针对袁枚《随园诗话》之意。周春立论颇取资于《随园诗话》，但对袁枚最关键的“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之说，则批评云：“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在此基础上，周春并引用钱大昕“金陵张侯故宅，近年已为章攀桂所买。章曾任江苏道员”[27]，更可以看到明显的针对性。《阅红楼梦随笔》中提供了“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28]的童年印象，又通过钱大昕的表述，批评袁枚的自夸，这种论说方式、立场，都与当时考据学风是相合的。 可以说，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作为开红学索隐研究先河的个案，其社会价值和文学思想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这一倾向贯穿了整个清代，足以为清代《红楼梦》阅读史、研究史提供新的注脚——《红楼梦》索隐受乾嘉学风直接影响而形成，乃治经治史之法的折射，通过师友学术讨论及藏书家书籍流播而形成范式，并在作为考据学中心区域的江南地区广泛流传，直至近代。 陈维昭先生在研讨红学史的时候提出“索隐”不仅是传统经学的主要方法之一，且是乾嘉学派发挥到淋漓尽致之后的产物[29]。应该重点指出的是，“索隐”方法自古有之，但作者有意之“隐”，与读者对小说之系统“索隐”，都应该以乾嘉为一大关键时期。从《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说的索隐、研究史中，也能看出类似的现象。以今天的学术研究水准来看，当时的小说研究成果多有明显局限，故面对这些作品时，论者或以为是索隐家研究态度不够严肃的结果。思考这一问题，应结合研究者的观念、水准加以考察。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的具体观点早已被红学研究者否定，但红学史家亦承认他在方法、材料，以及索隐结论的系统性上，都有一定贡献。理解《阅红楼梦随笔》之得失、特色，应结合周春本人的藏书家、考据学家身份，结合其全部著述加以考察。周春身为著名的乾隆甲戌科（1754）进士，其同榜多为乾嘉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本人亦勤奋力学，著述甚多，与诸多大儒硕学往还密切，在学术史上自有地位。然如平心而论，其著作常有明显硬伤，即使是最负盛名的《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今天看来亦常有强为之说处，“收录未免太泛，……所举诸例或失之穿凿”[30]。至于《十三经音略》《古文尚书冤词补正》等书，其本人自负颇高，但在当时即颇遭批评。 《阅红楼梦随笔》虽是不甚严肃的“随笔”，但上述学术特征，在《阅红楼梦随笔》中也有相当明显地体现，个人思维模式与知识积累，在不同类型的著作中都会有所展现。如《红楼梦约评》多处点明文字读音和六书方法，《题红楼梦》诗特标“窥也字”，均是展现其文字音韵学养功底的明确表现。而从学术方法上说，周春“张侯家事说”的主要缺陷是： 其一，佐证文献与核心观点的匹配度不高。比如，周春引为论据的《曝书亭集》《池北偶谈》《随园诗话》等书，虽然记录了靖逆侯张勇的家族事迹，但却难以看出与《红楼梦》中贾府人物情节的关系。而这些书，至少算不上是他人无法核验的稀见文献——当时著名的畅销书《随园诗话》，中有“夫人暗埋三十万金于后园，交其儿谦，始能袭职：其识力如此。夫人名景芳，父琦，为浙闽总督”[31]的信息，周春据此认为高景芳即《红楼梦》中史太君的原型，这些文献中提供的生平身份信息在小说中并无体现，而只好以“老太太极能诗，此书偏不说起，所谓半真半假”[32]来曲为之说，其间并无直接论证。 其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以各种“推测”式的语义转换方法索隐。比如，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反复提及的是“林”即“曹”，理由是“曹”的本字即隐藏了“林”字。以“高”为“史”，则是认为“阿房宫下可以建五丈旗，隐语高也”[33]，即《史记》最有名的谈“阿房宫”文字，明确提出了非常“高”（姓氏）的“旗”（旗人）。这一解释方法的任意性显然不足为训。 假如《阅红楼梦随笔》仅是“随笔”，那么这样的疏漏或有情可原。但从写作态度来看，《阅红楼梦随笔》写作的时间并不短（相比之下，其《古文尚书冤词》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写作），并且托好友代为查阅资料，不可轻易言其态度随意。书中亦明言“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34]“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异于市井之看小说者”[35]，盖自许态度严密，旨在用文献家之功夫保存资料。从《阅红楼梦随笔》的读者群体来看也是如此。我们已知阅读此书的“杭、越友人”，均是周春好友兼“学术同行”；较后读到本书的管庭芬等人，亦家富藏书并在学术考辨方面有造诣，且熟读《红楼梦》并过录周春之批语，并将相关信息写入个人日记。其间当然可能有左袒之意[36]，但既在私下场合表达的赞许态度，当亦与学术品味、思想观念都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阅红楼梦随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周春及其朋友圈的方法局限性，并由此引发我们对乾嘉考据学术的重新认知。 自梁启超以降，学术史研究者多称颂乾嘉考据学最近乎“科学”，但如果从学术生态的角度说，斯时考据学的平均水准究竟如何，对同时期的学术批评应该如何认知，还需要加以更细致地研判——固然不可否认乾嘉考据名著迭出，硕学巨儒考索谨严，但即使是周春这样在当时颇负声名的学者，也暴露了其研究方法的短板。洪亮吉曾经尖锐地指出“藏书家有数等”，其上等能够“推求本原，是正缺失”[37]，且认为第四等的黄丕烈、鲍廷博则主要长于版本鉴别，于作者之旨意往往认知有限。黄、鲍及其好友与周春之藏书颇有渊源，从学术水准来说，周春于音韵、经史方面造诣更深，但就“独嗜宋刻”等方面看，类型仍属相近。以周春的卫道之作《古文尚书冤词》看，其书宗旨主要在于证明“朱子何尝以《古文尚书》为伪”[38]，凡与之相背者均“谈经之蟊贼而先贤之罪人”，并未真正讨论、考辨《古文尚书》文本。但仅就学术史回顾看，周春的评论也甚显疏阔。参之《阅红楼梦随笔》可见，本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作家旨意的考据与分析，有时也会离之千里。 周春本人对《红楼梦》阅读、研究兴味甚浓，《阅红楼梦随笔》中亦已多次呈现出他对其他通俗文学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勾勒与周春共同研《红》好友的阅读情况，有助于建立对周春本人阅读情况及小说观念的认识。 周春在《红楼梦评例》中，明确提出了对金圣叹评点的判断：“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39]将“评点”视为一种特殊体例，而并不特别区分不同性质著作，在乾嘉学者的评价中颇为常见。在义法层面，周春认为应参考何义门（焯，1661-1772）的批评义例，盖指以考据学术的独特眼光，洞察《红楼梦》文本中的关键内容，而对金圣叹的批评不以为然。周春之“索隐”张侯家事，正是着意于小说中特殊的“官话京腔”和“文献典故”，并认为必须洞悉《红楼梦》创作所运用之今典，方能区别于一般的“市井之看小说者”。《评例》中又称：“余所作七律八首、《记》一篇，杭、越友人多以为然，传抄颇广。有欲再用金喟批法付梓，势必尽发阴私，不必增此罪过矣”[40]，盖指自己的兴趣在于用笔记方法评论小说，可借此保存文献，故对“隐”事可点到为止；如运用金圣叹系统评点全书之方式梓行，将小说中的“隐意”全盘揭出，则属“尽发阴私”。[41]在评论《红楼梦》艺术手法之来源时，周春认为“此书于一切陈设排场，及每人穿着插戴，无不极意摹写，是学耐庵。”[42]这一点与金圣叹批《水浒》亦有关合。如《水浒传》第十九回详细描写刘唐穿戴，金批云“白笠黑袄，为月下出色，然在苍茫暮色中，更怕人”[43]。又第十四回写“但见阮小五斜戴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三只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荡中”，金圣叹批云：“恐人忘了蔡太师生辰日，故闲中记出三个字来。”“非写石碣村景，正记太师生辰，皆草蛇灰线之法也。”[44]《水浒传》前文述及蔡京生辰为六月十五日，晁盖等人于五月初谋划劫夺生辰纲之事，此处环境描写正合。“草蛇灰线”亦是《红楼梦》的典型笔法，金批不仅指出《水浒传》描摹细致入微，并且有意识地分析这些描写的叙事功能和隐微意味，可见其对周春或亦有启发、影响。 在讨论《红楼梦》全书宗旨时，周春亦常取其他小说作为参照。如《阅红楼梦随笔》中还提及“全书之微旨，异于《金瓶梅》、《玉娇梨》者在此”[45]。从《题红楼梦》诗及《红楼梦约评》中的表述来看，周春颇喜用“艳情”视角解读《红楼梦》——“专为两个妖精打架，成此《红楼梦》一书。”[46]又如“甄、贾两宝玉，从《西游记》两行者脱胎”[47]，乃以《西游》释《红楼》。由此我们可大致估计周春对通俗小说的阅读量及了解程度。 上述观念在周春好友俞思谦、钟大源的题咏中亦可见出端倪。就俞、钟二人今存诗作，尤其是题《红》诗作的风格来看，确对《红楼梦》情节非常熟悉，且与小说艺术精蕴和审美情调相当契合。从用典隶事及核心观点的相似程度来看，周、俞、钟在创作题《红》诗的过程中必有交流，故均认同《红楼梦》系写张侯家事且具有艳情成分。然与周春相比，俞思谦、钟大源二人的兴趣似更偏向于戏曲一面，且对《红楼梦》中的诗意、真情，有更深切的领悟。如俞思谦的“集古题词”因陈钟麟《红楼梦传奇》而广泛传播，其《红楼梦传奇序》则影响了嘉道间活动之姜宁（钱塘人）、祝崧三（海宁人）、陈榖曾（钱塘人）、杨承绪（海宁人）、蔡任（钱塘人）、海昌女史等人之题咏[48]；钟大源《东海半人诗钞》卷七有《题潜山丈感旧诗后六首》（乾隆六十年作，1795），虽不知俞思谦“感旧”为何，然诗中“芳踪结托倩谁偿，触忤前因泪几行。十斛明珠等闲事，只愁难觅返魂香”[49]，可见情调与《红楼梦》相近，颇似木石前盟之“还泪”。又卷八另有《题莳梅<瘗花乐府>后三绝句》（嘉庆元年作，1796），题咏内容可能即《红楼梦》“葬花”情节改编之戏曲。由此，可见出《红楼梦》对同时作家影响之深切、文学思想之关合。这一点，恰跟“曹雪芹泛交游圈”中人的情况颇为相契——部分学者已通过研判时人诗作与《红楼梦》在用词、情感等方面的相似程度，来判定哪些人可能是《红楼梦》的早期读者[50]。 同时，周春在《辽诗话》（乾隆壬午自序，1762）中有“染庄蛇”条，其内容出自《永平府志》，“堪入齐谐之志”[51]，大致情节说，契丹人因能力有限，将所养之蛇纵于野外，此蛇逐渐长大而食人，该契丹人与蛇叙旧、数罪，蛇遂俯首伏诛。《辽诗话》系周春搜集辽代史料文献的力作，然本故事与《聊斋志异·蛇人》中大青、二青故事颇为相近，可见类似具备“小说”特征的故事，亦在周春的阅读、著作视野之内。这与吴骞的阅读倾向甚为相近。如《桃溪客语》卷二《恨这关》明确批评关羽过五关之记载为“小说不经之语”[52]，《拜经楼诗话》卷三论“宋人小说，每多不可尽信”，均以考据学立场批评前人之“小说”。然吴骞所认可的具备“真实性”的作品，用现代眼光来看同样可疑。如《夜明竹记》，写邵孝子为父终生守孝，“墓忽生竹，入夜有光，久之乃寂。”吴骞除详细考其年代事迹外，尚亲得一枝夜明竹，“验之良然”[53]，可见采信。而另一部独特的文言小说《扶风传信录》（嘉庆十三年刻，1808），可见吴骞及其好友任安上（1742-1821）均将康熙年间宜兴许生遇狐仙胡淑贞的故事当作足以“传信”之内容，从而写定了日记体的文言小说，而另一共同好友鲍廷博，在小说史上的重要贡献则是协助严州知府赵起杲，出资刊印了著名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1766），时人称之“鲍本”，在现存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鲍廷博对“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54]等问题之关注，并高度评价其“聊斋胸次何超超”“奴命董狐仆干宝”[55]。 这些都反映出了周春及其好友的小说观念较为相近，也从侧面呈现出其对通俗文艺作品之了解。而上述诸人之后辈，不仅同样对通俗小说阅读、评点深感兴味，甚至俞思谦之子俞宝华还撰写了另一部《后红楼梦》。这就形成了小说阅读的传承。 对《阅红楼梦随笔》一书的清代流传，可以从著录与实物两方面加以研究。实物层面，《阅红楼梦随笔》最重要的抄本今存上海图书馆，与徐凤仪《红楼梦偶得》合抄一册，其版心题“拜经楼钞本”，虽因《红楼梦偶得》时代不明，无确凿证据确定该册抄成的具体时间，但吴骞对周春的研《红》心得颇为了解，拜经楼曾传抄此书盖属顺理成章。 此外，见于著录的《阅红楼梦随笔》尚有两种。一是周春原稿。1924-1926年，《社会日报》“生春红”副刊曾分10期连载《阅红楼梦随笔》，内容包括今存《阅红楼梦随笔》的全部内容，而不及徐凤仪《红楼梦偶得》。其所据之版本是“松霭先生手写原本，吴伯迂万华盦所藏。”[56]吴伯迂为吴骞四世从孙，究心搜罗先世前辈手泽，如鉴藏信息无误，则可证明周春原稿与拜经楼抄本差别不大。另一种是“松霭前辈评本”。道光四年（1824）八月初一日，管庭芬的表侄兼书友胡尔荥（蕉窗，海宁人）将个人收藏的“松霭前辈评本”二十四册《红楼梦》（其分册与程甲本相同）寄给管庭芬，并交流了“张侯家事说”。九月初九日，管庭芬将相关批语摘录一册，十一日抄录完成，十九日将原书奉还给胡尔荥。此次抄录形成了单独一册的《红楼梦评语》，到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初五日，已登进士第的杭州人许乃钊（恂甫，1799-1878？）还专门借阅管庭芬摘录的《红楼梦评语》，事均见管氏日记。 此外，还有前文业已提及、单篇流传的《红楼梦记》及《题红楼梦》组诗。除周春同时好友单独抄阅之外，管庭芬同样见到了单行文本，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初七日特别将《红楼梦记》与八首《题红楼梦》七律抄录入日记，认为能“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此时周春刚刚去世一年，其来源大概率是与周春有关的同乡先贤。就行文看，除能确定管庭芬读到了《红楼梦记》，还可推测他此时见到了《红楼梦约评》第二十八则里的评论“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57]，故支持周春称“而袁简斋以为即随园者，更属可笑”[58]，重点加以批判。 也就是说，清代人阅读周春的红学观点，可能见到的有三种不同的文本形态： 其一，《红楼梦记》及《题红楼梦》单篇文字。其二，《阅红楼梦随笔》专书。（或与《红楼梦偶得》合抄）其三，附着于《红楼梦》之上的周春评语，其内容可能与今存《红楼梦约评》对应。前两类文本应主要在周春交友圈中流传。有机会阅览相关内容者，往往是研《红》的“同道中人”，其最初的文献形制大概率同于周春的写作形态。从“单篇”到“专书”，与周春的写作过程是相因应的。这与同时期学术著作的交流形式也有相似之处——就某一研究成果多次交流传播，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版本。 而第三类文本可能更特别。当评语与《红楼梦》原书一并流行之后，则由“专书”变成了《红楼梦》小说的“副文本”，变成了帮助读者理解原书的工具，其功能可能发生变化。今存周春的《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有可能类似于周春评点本的“凡例”与“眉批”，但就现稿状况来看，其篇幅相对有限，似不足以成为系统的小说评点——管庭芬仅用两天时间即能将评语抄录完毕，过录为一册，也足以证明批语数量不多，基本跟《红楼梦约评》的体量能够对应。同时，《红楼梦约评》往往是专题性质的，系针对小说特定问题加以“评点”，无法直接转化为随文评论，周春本人似亦没有系统评点全书的意图。 可见，胡尔荥向管庭芬所“寄《红楼梦》二十四册”[59]并非同时刊印了《红楼梦》及周春的评语，而很有可能是在某一印本《红楼梦》上过录的周春评点，并由书商加以售卖。这一现象与清代书籍流转形式亦相切合：其中原因既可能涉及书商之伪托、制造，亦有可能是过录者仅将书中内容转写到自家藏本之上。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文献流转都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作者、抄者除了可将零散评语汇总形成专书之外，还可将已成之单书再与小说原文对应，以制造一种新的评点形态；二是周春的关注者可能既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又是当地富于收藏的藏家、学者。他们接受了周春对《红楼梦》的索隐观点，对考据学、地方文献的兴趣与通俗小说阅读再次会通。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个案。其价值绝不仅限于这是红学史上的“首部专书”或“索隐著作”，而在于透过对《阅红楼梦随笔》的文本细读与相关文献信息的考察，我们可以对一系列关键问题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这既是乾嘉两朝的“时代问题”，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 从学术理路的角度，区别于以往对小说研究持批评为主的态度，本文希望提出：尽管古代藏书家、考据学者往往不会专力研究小说，并对通俗文学常常颇加鄙夷，但对小说的阅读品位、文化视野、研究方法，与其面对经史文献时的态度存在同构性，故小说观念亦可以折射其学术水准。透过对周春著述的考察，可以清晰看出索隐红学显系乾嘉治经之法的折射，在考据学大背景下得以完善，并通过同地域、同领域学者的交流，形成一种普遍观念，乃至流派。 从文学思想的角度，通过《阅红楼梦随笔》与相关人士诗文、笔记等著述的对读，我们可以看出考据学家对小说的基本认知，以及其作品、观念与通俗文学的互文性。这一点，与旗人阅读《红楼梦》的现象颇为相近——曹雪芹好友敦敏（1729-1796）、敦诚（1734-1792），虽未明说阅读过《红楼梦》，但均在诗中寄寓了相同的艺术情调，其作品与《红楼梦》之诗心、诗风颇有合榫之处。 本文引言业已论及，在此前对乾嘉学人藏书规模、阅读生态、著述模式的研究成果中，学界对有代表性的善本书目、藏书题跋有较深入地考索，对其阅读的“一般书籍”较少细致梳理，对其小说阅读则因资料所限常付阙如。然仅就乾嘉时期小说史来看，足以占据一席之地的纪昀（1724-1805，著《阅微草堂笔记》）、夏敬渠（1705-1787，著《野叟曝言》）、李汝珍（约1763-1830，著《镜花缘》）、屠绅（1744-1801，著《蟫史》）等，多有藏书活动、考据背景，并将个人知识与学术思想融入小说创作，成为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本文所列及的周春及其朋友圈中人，似可确证通俗小说阅读在乾嘉时期的重要影响。从文学思想研究应会通雅俗文学这一立场出发[61]，这当然是一个绝佳的个案。在未来，如能对相关文献展开系统的文献考辨，大概还有一种可以继续开掘的研究思路：即使仅是为了理解考据学术或文言诗文创作，也应该充分考虑到通俗文艺的巨大影响——焦循（1763-1820）之治戏曲乃另一著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批准号：18BZW098）。 [1] 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序第10页。 [2] 钱泰吉：《拜经楼藏书题跋序》，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 相关研究参见李虹：《兴会的羽翼——<红楼梦>研究中的本事与索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 [4] 说详张昊苏：《乾嘉时期<红楼梦>笔记研究》第二章，待刊。 [5] 此图仅是简单的描述，箭头代表了红学知识传播的方向，实线和虚线则分别代表有直接依据和有可能的关联。 [6] 本处表述承广西师范大学刘敬指正。 [7]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黄霖编：《历代小说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06页。 [8] 许隽超：《<红楼梦>百二十回钞本流布时间再探讨》，《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2期。 [9]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6页。 [10]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6页。 [11] 这在当时可能是普遍现象，如范锴《痴人说梦》所引用的《红楼梦》小说文本，大概率亦是程甲本的某个翻印本，故引述文字时有小异。 [12] 周春：《周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55页。 [13] 周春：《周春集》，第763页。 [14] 吴骞：《吴兔床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15] 吴骞：《吴兔床日记》，第103页。 [16]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6页。 [17] 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64-165页。 [18]其作者暂无定论，一说认为系“毘陵七子”之一吕星垣（1753-1821），一说认为系武进钱维屏之子钱中锡（1745-1810）。 [19]袁枚：《随园诗话·附录》，《袁枚全集新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12页。 [20]孙勇进：《索隐、考证以及索隐派红学》，《南开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21]祖父辈始迁居湘潭。此处及后文部分内容，由余一泓提示。 [22]相关人士的籍贯当然不可能“清一色”归属江南，但仍能就现有资料发现上述代表人物与江南的关联。如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之刊印乃在杭州任上。俞思谦《红楼梦题词》在收入陈钟麟（元和人）《红楼梦传奇》卷首后，亦通过该书的广东汗青斋刻本，影响到当地的读者。 [23]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49页。 [24]秦瀛：《周松霭诗序》，秦瀛：《小岘山人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9-510页。 [25]似指周春《十三经音略》。 [26]俞思谦：《红楼梦传奇序》，转引自郑志良：《<红楼梦传奇序并题词>考述》，《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3期。 [27]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9页。 [28]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6页。 [29]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30]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46页。 [31]袁枚：《随园诗话》，第92页。 [32]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14页。 [33]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10页。 [34]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8页。 [35]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8页。 [36]类似例子如吴骞虽然并不认可周春《古文尚书冤词》的核心观点，但在序言中并不明言；周广业日常虽属“诋《古文尚书》者”，却在跋语中称述此书“窃喜与鄙意相符”。参见吴骞：《吴兔床日记》，第109页；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第160页。周春：《周春集》，第3-4页、第32页。 [37]洪亮吉：《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71页。 [38]周春：《周春集》，第12页。 [39]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8页。 [40]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8页。 [41]本部分内容承华南师范大学杨耀翔、中国矿业大学顾一凡指正。 [42]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09页。 [43]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75页。 [44]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第274页。 [45]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10页。 [46]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16页。 [47]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17页。 [48]说详郑志良：《<红楼梦传奇序并题词>考述》，《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3期。 [49]钟大源：《东海半人诗钞》卷七，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第10a-10b页。 [50]相关研究参刘晓江《明义题红诗研究》（香港：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此类研究难成“定论”，但确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51]周春：《周春集》，第677页。 [52]吴骞：《吴骞集》第四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53]吴骞：《吴骞集》第三册，第46页。 [54]刘尚恒：《鲍廷博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34页。 [55]周生杰、杨瑞：《鲍廷博评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78页。 [56]《社会日报》1924年11月24日。 [57]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第212页。 [58]管庭芬：《管庭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3页。 [59]管庭芬：《管庭芬日记》，第267页。 [60]值得顺带一提的是，这些颇有文献价值的内容，在以往对藏书家的研究和年谱编纂中常常易被忽略。 [61]参见张昊苏：《乾嘉文学思想研究（1736-1820）》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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