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魇》与
张爱玲的“自传”
2013-01-09 11:28:26 来源：文汇报
■汪成法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唯一的学术专著。“十年一觉迷考据”，张爱玲以著名新文学小说家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必然会结合个人创作经验来解读小说，应该属于“红学家”中身份相对比较特殊的一类。但她既已认定“除了考据，都是空口白说”（《红楼梦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7页，后引文页码出同书），在解读中就自觉遵守考据规范，以大量的笔墨来分析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及其变迁因由，丝毫没有向空虚构的小说笔法，因而属于严谨的学术论著。
《红楼梦魇》1977年8月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中《初详红楼梦》1969年4月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三详红楼梦》一篇后署“一九七六年九、十月改写”，最后一篇言及中国大陆揭批“四人帮”的时事，即系写于1976年10月以后。但并不是说她对《红楼梦》的关注也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段。本书《自序》称《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并且声言：“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参照书中对各种“稍微眼生点的字”的一一辨析，她的确没有夸大其词。
但以其阅读经历，以其创作经历，张爱玲的解读必然具备了更多的“了解之同情”，因而在“考据”之外，书中对《红楼梦》文思技巧的发现揭示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非如其所谓“空口白说”。比如书中随处可见的这样一些论断：“作者原意，大概是将袭人与黛玉晴雯一例看待，没有形象的描写，尽量留着空白，使每一个读者联想到自己生命里的女性。”（第58页）“想来也是开始写作的时候富于模仿性，当然遵照章回小说惯例，成熟后较有试验性，首创现代化一章的结法，炉火纯青后又觉得不必在细节上标新立异。”（第86页）“秦氏领他（宝玉）到她房中午睡，被她的风姿与她的卧室淫艳的气氛所诱惑，他入睡后做了个绮梦，而这梦又关合他的人生哲学，梦中又预知他爱慕的这些女子一个个的凄哀的命运。这造意不但不像十八世纪中国有的，实在超越了一切时空的限制。——一说梦游太虚是暗示秦氏与宝玉这天下午发生了关系，这论争不在本文范围内，不过纯粹作为艺术来看，那暗示远不及上述的经过，也有天渊之别。”（第97—98页）“早本是白日梦的成份较多，所以能容许一二十岁的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万红丛中一点绿。越写下去越觉不妥，惟有将宝黛的年龄一次次减低。”（第155页）
妙论实在太多，忍不住多抄了几段。其实略抄两段就可以显示此书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红楼梦魇》是一位高明的小说艺术家在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解析《红楼梦》的写作进程。张爱玲更多地关注的，是《红楼梦》作者究竟怎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写作、修改小说。
同样是“红学”研究，无论旧的“索隐派”还是新的“自传说”其实都是在研究《红楼梦》究竟写了什么，只不过一方说《红楼梦》的“本事”是别人家的故事，一方说《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自己家的故事。“自传说”其实也是一种史实的“索隐”，于是“红学”中衍生出“曹学”。当然，“索隐派”如胡適所评是在“猜笨谜”（《<红楼梦>考证》），“曹学”研究有更多实证依据，猜的是“巧”谜。无论哪种“索隐”，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都征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因而其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研究。而《红楼梦魇》一书则属于地地道道的文学研究。或者换一个说法，“索隐派”进行的是文学外部研究，张爱玲展开的是文学内部研究，并且主要是在各种《红楼梦》抄本之间的内部研究。
但更有意味的或者还是以张爱玲看待《红楼梦》的眼光来反观她自己的小说创作。
“新红学”诞生以来，“《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胡適《<红楼梦>考证》）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张爱玲在书中坚称“《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第190页），简直是对整个“新红学”的彻底否定。然而细读书中论述，随处可见确认《红楼梦》小说情节与曹雪芹家事关系密切之处。事实上她所坚持否定的只是将小说一切情节、细节都与曹家故事印证的做法，真正否定的只是指认小说完全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因而最终还是可以从其论证中得到与其说法相悖的结论：《红楼梦》是一部以曹雪芹家事为故事原型的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
而张爱玲之所以坚持强调小说与作者家事之间的距离，或者也与她对自己小说读者的期待有关。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尽管也有家族亲朋的故事原型，但总体上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没有自叙色彩。她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当然是与《红楼梦魇》几乎同时写出但在她生前一直没有出版的《小团圆》。没有出版正是因为其中明显的自叙色彩，而小说出版之后最引起世间热议的恰恰就是小说与张爱玲真实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张爱玲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要张爱玲明确表态，相信她必然要说的也就是：《小团圆》“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事实，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这都不能构成自传性小说的条件”（第169页）。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一再指出：“为了文字狱的威胁，将时代背景移到一个不确定的前朝。”（第95页）“一七五五年添写秦氏托梦预言抄家，但是看来一七五四年本已经决定写抄没，不过在作者自己抄过家的人，这实在是个危险的题材。”（第179页）“由于作者的家史，抄没是此书禁忌的中心，本来百般规避，终于为了故事的合理化，不得不添写籍没。”（第232—233页）其实她自己的《小团圆》之所以一改再改而终于没有在生前出版，正如她在与宋淇夫妇通信中所表达的，也是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触及家国万绪的“禁忌”，因为这对她而言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题材”。尽管这与曹雪芹时代的禁忌、危险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张爱玲这样一个身份敏感的作家而言，却不能不小心提防。《红楼梦魇》出版之后，短篇小说《色·戒》1977年12月在台湾《皇冠》杂志发表，外界舆论强大的威力终于向她证实了此前担心的并不多余。
“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这是《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的名言，移以审视《红楼梦魇》，似也不无可以相互印证之处。是耶非耶，谨贡献于“红学”、“张学”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