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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父亲是安国县城一家粮店的学徒，母亲在乡下种地。 因为穷，孙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有孙犁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个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后来又患了惊风疾，是叔叔带着他去五仁桥扎针才扎好的。他念书时，家里人会嘱咐老师千万别打他，怕打坏了。其实老师从不打他，因为他太喜欢念书了。 1924年，11岁的孙犁被父亲抱上驴背，来到安国县城读高级小学。这学校的阅览室陈列有大量刊物，孙犁最喜欢的是鲁迅的作品。就喜欢到无论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杂文也好，只要拿在手里，不看作者名字就知道这是鲁迅。 孙犁后来投身抗战，写了不少像《荷花淀》那样的作品，这跟许多抗战作家笔下炮火连天叱咤风云的写法很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不是解放区的主流作家。别人是写战争场面，扔手榴弹打机枪什么的，他却写的是战争中的人情、人性，人的命运，人的生活的变化，人的追求，显得很另类。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第二天孙犁就随军入城，参加创办《天津日报》，从此五十余年如一日，没离开过天津，也没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当时的编辑阵容很厉害，规格很高，编辑部主任是郭小川。下边的文艺科长是方纪，就是写过《挥手之间》的作者。孙犁是副科长。 孙犁是三八式干部，和他一样资历的文人，像贺敬之、田间、郭小川，后来都坐到了高官的位置，但孙犁却始终没有。 他在副刊部工作，喜欢清静，轻易听不到他高声说话；也爱干净，每天戴着一幅袖套坐在那里看稿子。 送上来的稿子，经过了一审二审，是编辑修改过的。孙犁还是要看原稿，如果改得不对，他会改回去。他轻易不同意随便改作者的稿子，需要改的地方必须改得准，改得不准的地方，他会改回去。他的编辑原则是尊重作者。 在办报的同时，孙犁创作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等，还出版了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开始变得隔膜起来，不再纯净敞亮。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困扰着孙犁。就在这时，他的作品被批评有“小资情结”。 文艺政策越来越左，《光明日报》整版的批判他，《文艺报》也随声附和。周扬在1956年3月的中国作家协会上也批评孙犁，这个级别就高了。孙犁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但他内心是非常反抗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众多运动，唯有孙犁大多数的批判会他是不参加的。如果必须参加的会议，他会是少数不发言的作家中的一个。 有一次开会，诗人鲁藜也在座，在开会的进程中，公安局的人突然出现了，当场就把鲁藜带走了。 鲁藜被说成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带走他时给他上了手铐。孙犁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件事情，很感慨，说：这叫什么事儿。 1955年批胡风，19岁的作家宁希成了胡风分子，被逐出作家协会，下放工厂劳动。临行前，因手中还有稿件需要转交孙犁，他叩响孙犁家的房门，站在门外不敢进入，孙犁打开房门，连说“请进”，并说“以后有时间，到我这里来玩”。在宁希谁见谁躲的情况下，孙犁这种举动使宁希终身不忘。 1957年的那场运动，青年作家从维熙、刘绍棠、王蒙、邓友梅，也卷入其中，被称为中国文坛折了翅膀的四只黑天鹅。从维熙被打成右派后，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从维熙给孙犁写了一封信，因怕威胁到孙犁的生存，从维熙隐去了通信地址，还特意嘱咐孙犁不必寻找。 这封信孙犁一直保存着，到了80年代，从维熙出书的时候，孙犁把它写进了这本书的序言。其中还提到了他和老伴的对话，孙犁问：老伴啊，你还记得从维熙吗？老伴说：记得，是一个很腼腆老实的人，你们这行怎么这么不成全人呢？老伴话的意思是说，干你们这行太危险了。 1966年春夏之交，运动都如火如荼了，孙犁还在家中的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这一天，他刚过完53岁生日，大病初愈。并不知道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更不知道会被抄家六次，一度想要触电自杀。 六次抄家中，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孙犁被赶进一个名叫张园的大院，当晚就在造反派的推搡下，进入批判会场，遭受了平生没有过的侮辱。 最初，把他和领导放到一块儿揪斗，说他是周扬线上的黑作家。过去，他一直被称为孙犁同志，突然间就变成了批斗对象，而且排在第一的位置，双手被拧到后面，然后按住他的脖子，让他面对台下的群众，低头认罪。 当时的批斗场面，被摄影记者拍摄了下来，登在了第二天的造反小报上。孙犁看到自己被批斗的照片，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他当时就把书房台灯的灯泡拧了下来，直接把手伸了进去。幸亏电流的强大力量，将他的手弹了出来。 老伴被他的举动吓坏了，抱住他说：“咱可不能死呀，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了看高低，咱还得活着看世相。”他才没有再去自寻死路。 有次，北京来人外调诗人田间的事情，孙犁自始至终沉默不语，一字不说。 整个运动，孙犁没有发过违心之言，没有写过违心之文，没有做过违心之事。解放后的任何一次运动，他既不跟风也不逐浪，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跟风的东西。 他也绝不自己糟蹋自己。有个造反派要他坦白交代，他是怎么利用小说反党的。孙犁慢条斯理地问他，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看我哪篇小说是反党的？我是怎么反党的？弄得那个人哑口无言。 后来运动结束，孙犁又恢复了工作，搬回了原来住的地方，恢复了原有的待遇，威信荣誉又都有了。那个人有天到孙犁的邻居家串门，看见孙犁正在浇花，就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问候说：孙犁同志，你好。孙犁扭头看了看他，毫不理睬，便转身进屋去了。 十年动乱，下笔如神的孙犁，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维护了自己不说假话的良知。文革后，孙犁当初被抄家抄走的部分书籍被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利用夜晚休息时间，逐一包上书皮，修补残破的书页。 1976年底，停笔20年的孙犁开始恢复写作，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往往一挥而就。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了《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1982年，丁玲来到天津探望好友，其中就有住在多伦道的孙犁。 丁玲走的时候，孙犁破格送她。孙犁送人是三个层次，一般是道声走好，摆手而已。再就是站起来，送到房门口，握握手，道声慢走。礼遇最高的层次，是送出院门以外。除了丁玲，他从没这样送过别人。 2002年，89岁的孙犁走了，走得那样干干净净，清清白白。随着他的离去，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 他一生，不讲假话，不讲违心的话，不讲趋炎附势的话，不讲落井下石的话。 拿孙犁自己的话说：“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他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拉拢过什么人。他活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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