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桥三条胡同：明末忠烈和移居大洋彼岸的王府银安殿

上个星期，北京的疫情有所缓解。前天早晨与老妻一起各刷了一台单车，去胡同里体验老北京的早餐，我们来到了东直门北小街，在马路西侧，草园胡同和北新桥三条胡同东口之间，首先看到一组比较显眼的仿古建筑门脸和后面高高的现代风格的主体建筑，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由中国侨联首任主席陈嘉庚先生于1960年提出倡议，2005年7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建设，2011年9月6日奠基，2014年10月21日建成开放。免费参观。

转过街角，就进入了北新桥三条胡同。看到了墙上的胡同简介：北新桥三条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北小街，西至雍和宫大街，南与酱房东夹道、酱房西夹道相通，并有支巷通北新桥二条、草园胡同，北与前永康一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相通。明朝属北居贤坊，明朝称王大人胡同，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沿称。宣统雅化地名时东段称赵公府，西段称王大人胡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时期(1947年)称王大人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八仙巷并入，改称北新桥三条。属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管辖。胡同宽8米，全长731米。

进入胡同不远，路北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明朝末年为秉笔太监王承恩府邸，清朝时为理郡王府），简称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国性人民团体，隶属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管辖。

它的前身是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侨青年较多的陕北公学设立“华侨救国联合会”。1946年3月12日，延安侨联在延安王家坪大礼堂召开会员大会，大会决定改“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为“延安华侨联合会”。1950年7月8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委会。1956年10月5日，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

中国侨联的西院，这是我国两大新闻通讯社之一的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由于工作分工的关系，在大陆的人更熟悉新华社，而不太熟悉它。中新社是1952年10月1日，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当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新机构定名为“中国新闻社”，定位“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是以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廖承志是中新社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中新社的前身是由范长江、胡愈之等抗战时期于1938年在长沙开始发稿、于桂林正式成立的国际新闻社。 中新社编辑出版《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报、《世界华文传媒年鉴》 《中国慈善家》等报刊。《中国新闻周刊》除发行中文版外，外文版共发行美国版、英国版、日文版、韩文版、意大利文版、南亚版、法文版、俄文版和阿拉伯文版七个语种九本杂志。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各国有广泛影响。它也是中国最早上网的新闻机构。

中国新闻社的对面是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最早的红十字运动开始于1894年的甲午海战后。1904年2月，老牌帝国--沙皇俄国与新兴帝国--日本帝国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战场，进行了一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不义之战，为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出于义愤，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和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1950年进行了协商改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52年，中国红十字会恢复了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履行法定职责，发挥了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的斜对面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华侨饭店（明代广恩寺旧址）。

我们走到位于胡同中部的汇全居门前，看到门口的广告牌，感觉有点小时候的味道，遂走入了店内，马上传来老北京特有的招呼声，“您好，吃点什么，您请里边坐”，一通介绍。屋里不大，只有五张桌子，我们坐到了里边的第三张桌子旁，点了一碗炒肝，一个油饼，一根油条，一碗豆腐脑，夹了一点儿免费的咸菜，慢慢的吃着，体会着胡同里平房小时候的感觉。

这时听到一老者在门口大声说道，“给我来碗豆浆、油条”，服务员一边回应着，一边打包递了出去，还不忘说一句，“您慢走”。一听就是街坊，只有在胡同里才能体会到这种烟火气十足的感觉。

吃完，手机刷单，出门一抬头，哦，北京第二幼儿园，刚才被广告吸引，没有往对面看，原来赫赫有名的北京第二幼儿园在这条胡同里。这可是北京最早的幼儿园之一，当年是机关干部子女优先噢。

胡同里还有这样一所大学，可见前二三十年北京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程度了吧。

在胡同的最西端，面向雍和宫大街，是中国索道协会。它成立于2003年8月1日，是一个行业组织。受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市场管理总局指导。

据他的网站介绍“积极维护索道行业利益，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探索交流索道安全运营和管理经验，坚持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索道行业的综合管理和技术水平，保障索道运营安全，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推动索道行业安全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当然，胡同里最多的还是这样的民居---今天的大杂院。看着一座座的各种大门和当年与之配套的一排排倒座房，还依稀能感觉到当年房屋的气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真是如此啊。

胡同西头的墙壁上也有一块简介，知道了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王大人”，明末最后一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的住宅就是胡同东口的中国侨联的位置，感慨颇多。王承恩为明朝末任司礼秉笔太监。出身寒微，从小入宫，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皇帝的身边，得到皇帝的信任。据《明史》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督察城守。十六年，监督京营。十七年三月，提督京营，又受命整顿内官亲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后，王公大臣都躲藏起来，崇祯皇帝四处找不到人，身边只剩一个太监王承恩，只好跑到景山上自缢。王承恩跟着崇祯跑到景山上，并随崇祯自缢。

在大明朝最后时刻，他始终陪伴着崇祯皇帝。王承恩以死效主，为明朝“殉节”的行为，不仅南明（明朝的残存部分，逐渐南退，最后退入缅甸，为吴三桂所灭）为之立祠，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对王承恩此举大加褒奖，不但将他陪葬崇祯陵侧，还在崇祯帝的思陵旁为他修墓立碑，将其事迹写入了《明史》。

王承恩生前的府邸，清代康熙朝，就被赐给了废太子后人成为“理郡王府”。理郡王弘皙（1694—1742），是康熙朝太子胤礽第二子，康熙帝皇长孙。胤礽初立为皇太子，后废，死后追封理密亲王。弘皙康熙六十一年（1722）祖父驾崩第二天，即被雍正帝封为郡王，累加多罗理郡王爵；雍正八年晋理亲王。雍正元年五月，雍正敕命理郡王弘皙移居到康熙末年即已完工的昌平郑家庄王府（平西府），从此以后弘晰在此居住直至乾隆四年时被拘执，长达17年。传到清末，已降为辅国公。

进入到民国，理郡王家族荣光不再，此时整个家族已经分为四大支，各自占有原王府的部分房产。为了生计，理郡王家族里的人，与当时北京城里落魄的满清权贵一样，开始打起各自的算盘，琢磨着变卖祖宅来换取钱物。1928年2月，国民党二次北伐，6月，白崇禧率军进入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更名北京为北平。这时，美国费城博物馆看准中国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派出亚洲艺术分馆负责人贺瑞思·杰恩来到北平，开启了费城博物馆在中国的“购买之旅”。已经破败的理郡王府银安殿一下子被他相中，经商讨，贺瑞思只花费了8200美元（约合今天的10多万美元）便买下了大殿，这里面还包括了拆卸、打包装箱和关税的费用。

贺瑞思还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不是别人，正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伊莎贝尔·任萨姆。在她的帮助下，贺瑞思于1928年10月初步完成了购买任务，大殿被拆卸后，部件运抵费城。

费城艺术博物馆准备在博物馆内重建这座大殿，不过1929年10月，突如其来的大萧条袭卷美国，王府大殿重建之事便被搁置下来。这期间，始建于1919年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也停止了其他的工程。1935年博物馆向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寻求帮助，当年11月王府大殿重建工程得以开展。

1937年，理郡王府的银安殿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馆内开始了重建。重建工程经历了很多坎坷。首先是大殿的两根主梁，每根都有近2000斤重，其它的柱子，每根也有近1000斤重，拼装这些建筑部件着实费了一番力气。可能是忙乱中顾不上细致，博物馆最终拼接成的王府大殿，有两根大梁错了位，这也是后来在进行照片对比时发现的问题，可是想要重新调换位置已经不大可能了。

原王府大殿面阔五间，但由于是被组装在博物馆二层的翼楼中，没有足够的空间，因此最终方案是将大殿最两侧的两间改换位置，作为亚洲馆的入口和出口。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中看到的理郡王府大殿，实际上面阔三间。1940年4月5日，费城博物馆亚洲馆和其内所陈设的理郡王府大殿正式对外开放。从此，原本位于北新桥三条胡同内的王府大殿，就这样在大洋彼岸“安家落户”！悲乎，喜乎，真是五味杂陈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都把这座府邸误认为是明代大太监魏忠贤的府邸，甚至自对外展览开始后，解说词上一直是这样写的。直到近几年他们才将这个错误更正过来，确认是理郡王府。但是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大殿究竟属于理郡王府的正殿（前殿）或是寝殿（后殿），博物馆没有弄清楚，毕竟当年贺瑞思在信件中并没有谈及。

后来有人考证，将1928年的大殿资料照片和绘制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对比之后判断，这座大殿应当是理郡王府的正殿：银安殿。

世事沧桑，胡同里的古今建筑，凝固的语言，无声地讲述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逛北京胡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历史，了解北京历史，丰富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