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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断代史畅销读本《元朝原来是这样》里面这么写到： 元朝究竟算不算中国？答案是肯定的。 要分开大蒙古国政权和元朝。前者，始自铁木真1206年称汗，止于1260年忽必烈称汗，前后凡五十四年。元朝始自元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称皇帝，理由很简单：一来，他所统治地域中汉人或汉化的诸族群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二来，他认为自己是中国的领袖，称谓便是皇帝。 忽必烈不仅称帝，还很早就设立了中国皇帝与其他国家政权所完全不同的或其他国家政权从来没有的特殊标志－年号（日本、越南、朝鲜等汉文化圈除外）。直到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北遁蒙古高原，年号一直在使用。 当然，不仅仅是元世祖，元朝历代皇帝都自称是中国皇帝，这并不影响他们同时兼任蒙古高原诸部和其他藩属国的共主－大汗。 元朝设立了与历代中国王朝完全一致的祭祀礼仪典制，建立宗庙、摆设神主牌位来供奉中国历代王朝皇帝，以及元朝历代皇帝。元延的宗庙祭祀里所奏的《威成之曲》中唱道：“惠孚中国，威靖边庭。”元朝不仅对内以中国王朝面目出现，在对外交往中也自称中国。元朝致日本的国书中说：“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元史》载，元世祖征伐越南，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建言：“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朝国名是“China”（中国），并不是“Mongolia”（蒙古）。 元顺帝时期，中书右丞相脱脱和阿鲁图相继主持撰写《宋史》。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标志之一，后朝为前朝编史，是中国封建王朝责无旁贷的义务，元朝以此证明自己是标准的中国王朝。不仅如此，《宋史》在体例、行文诸方面与前朝国史毫无二致，并且篇幅浩大，是二十四史中字数最多者。此外，元朝还修撰了《辽史》和《金史》。 元仁宗“延祐开科”，权臣伯颜出于一己之私罢停科举，期间对汉儒参加科举考试有人数、录取比例等诸多限制，但终究是按照汉文明的选才制度，而非蒙古人在游牧时期实施的勋贵继承制或怯薛继承制。 北宋宰相富弼，曾评价蒙古人的近亲契丹人及其建立的辽朝：“称中国（中原）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辽史》记载：“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后周）宋（北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 元朝的官制与中原相同，并未承袭唐制，而是几乎全盘照搬宋、金体系。元朝官制分为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中央政权下设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正一品，佩银印；亦有所谓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属，或置或不置。若置，则或开府或不开府）、中书省（设中书令一名）、六部（吏、户、理、兵、刑、工。六部各置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枢密院（类似今天的国防部，职级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职级从一品。下设有殿中司、察院、行御史台、肃政 廉访司等官署）、大宗正府、宣政院、太禧宗裡院和储政院等；地方政权下设行中书省（基本职责类同中央政府之中书省）、宣慰使司（职同中央宣政院）、诸路万户府、诸路总管府、散府、诸州、诸县和诸军。 同样地、传国玉玺在元朝皇帝里代代流传，甚至在正统意义上的元朝灭亡后（1368年），甚至北元都灭亡以后的17世纪40年代，彪悍的满洲骑兵一直在追赶黄金家族后裔、蒙古末代林丹，就是为了拿到皇帝宝玺。远遁漠北的蒙古大汗，天天手心里攥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标志物，用汉字篆刻的玉玺，为什么还要说他们是外国人？ 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聚居、融合的国度，以汉民族为主体，以各少数族群为共同体，大家一起打造、弘扬了中华文明。中国与西方国家以血统、相貌、种族为标志物来划分国族所不同的是，中国从来不是以民族甚至种族划分的，而是以文明礼仪作为族属的主要标志，所谓“蛮夷入华夏则华夏之”，就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国族、文明演进的独特特征。关于多源流族群的相融共生，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清代魏源曾论述道：“（元）世祖·····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他们对元朝的华夏化、汉化有着清晰准确的认知。 清世宗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专门针对华夷之辨，讲述了自己的见解：“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因此，当我们回望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沧桑的时候，不应该无视元朝，不应该忽视元朝，而应努力客观、真实地不断认识元朝，通过对古代典籍的再学习，通过对文物的再发现、再研究，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学习，努力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的真面目，将最客观、最新颖的研究成果公布于大众，这才是历史学者的应有之义和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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