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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在央视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第10期亮相的“主角”是《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故居在莒县浮来山上。 浮来山虽然算不上大山，但称为名山当之无愧。这里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别有奇趣。比如，围绕这座山的来历，民间一直流传着很多美丽的神话故事，听来令人心驰神往。山上，有一株树龄近4000年的“天下第一银杏树”，更是闻名遐迩。 银杏树旁、浮来峰下的定林寺，是浮来山上一处特别的景观。这座千年古刹，正是《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故居所在地。刘勰专注于读经著书，终生未婚娶。“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被学术界认为是现存最早且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一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  不婚娶与学经写书有关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韩泉欣说：“在漫长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著作了。” 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吸引着刘勰去构思并写出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 归结起来，主要与地域文化熏陶和重文化的家风传承、在学问方面“立家”的理想，以及专心致志精研文理等几重因素有关。 在地域文化熏陶和重文化的家风传承方面，刘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梁书·刘勰传》中的“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等记载可知，刘勰出生的家庭，可以说是书香门第。这种家庭环境，培养了他好学的习惯。同时，地域文化的熏陶，也让他的血脉中流淌着重文的基因。刘勰祖籍是东莞郡莒县，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莒县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这种历史文化氛围，影响了刘勰的祖辈，也传承到了刘勰身上，塑造着他的心性和气质。 在学问方面“立家”，应当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刘勰出身虽属书香之家，显然并非高门大族。在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下，他要想获得当政者的赏识，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他感觉到像他这样的人要立身扬名，除了著书立说似乎别无他途。”韩泉欣分析，“他本来打算给经书作注，但考虑到马融、郑玄这些儒学大师在这方面弘之已精，未易超越，所以就决定根据儒家学说来作文学批评，写下《文心雕龙》这部煌煌巨著。” 当然，刘勰生活的年代，虽然社会处于长期分裂与动荡之中，但社会思想空前活跃，文学艺术大放异彩，文学理论批评也进入自觉发展的阶段，这都成为《文心雕龙》产生的客观条件。同时，针对这个时代文学创作存在的形式主义等缺憾，刘勰写《文心雕龙》还有一个明确目的，就是“要以儒家的道统和文统，来对当时的文坛进行一次救偏补弊的努力”。 此外，刘勰专心于学问，也是写成《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前提。从《梁书·刘勰传》记载可知，刘勰博览经史，好学不辍。在定林寺中，他校订藏书，用心尤其勤苦。这也为他撰写《文心雕龙》打下坚实的基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刘勰终生未婚娶，应当与信佛有很大关系，更深层考虑的话，应当也与其立志向学紧密相关，而非史载“家贫”的原因。 按《梁书·刘勰传》中记载，刘勰“家贫不婚娶”。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认为，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刘勰个人思想等原因综合分析，刘勰之所以不婚娶，实际并非因为家贫，主要还是因为信佛。 杨明照分析：“舍人（指刘勰）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其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即家徒壁立，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名流多有不婚娶者，皆非因为出身寒素、家庭贫穷，而是出于寡欲、求志等各种原因。刘勰当然也非真是“家贫”。杨明照认为，“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效仿的因素不能不提。刘勰在定林寺所依之僧祐，亦是避婚为僧。有史书记载，僧祐“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与僧祐长期在一起生活，刘勰不会不知其经历，亦很难不受其影响。从常理推测，这应该更加坚定了刘勰效仿的心理。 客观而言，刘勰之所以自愿放弃一部分世俗生活，应该主要还是为了保证自己专心向学，包括写作《文心雕龙》。  探讨“为文之用心” 在评价《文心雕龙》时，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以“体大而虑周”来概括，这个观点被后世学者广泛赞同并频繁引用。 鲁迅先生的评价也常被学术界引用。他认为，《文心雕龙》的地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他在《诗论题记》中写道：“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这些评价，均显示《文心雕龙》体系之密，论述之精，价值之高，分量之重。 韩泉欣认为，拿《文心雕龙》跟同时和先后的文论著作比较，可以体会到这部专著体系严密、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等鲜明特色。比如，就全书体系之严密而言，韩泉欣说：“刘勰有意识地把五十篇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文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在中国文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文心雕龙》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有一个很大原因：无论是谁，只要读过此书，必有心得和收获。“开卷有益”一词用在这部书上，是非常贴切的。 《文心雕龙》能让所有读到的人有所收获，其实正与韩泉欣所言之“见解独到”特色密切关联。 例如，在《总术》篇中，刘勰讨论掌握文术的必要与重要。他说：“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他以博弈作为比喻，形象说明掌握创作规律和艺术技巧的重要性。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描述了写作达到的那种高超境界：“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显然，这种高超的境界，并非仅用技巧就能达到，然而若无技巧则肯定难以达到。  再如，在《情采》篇中，他讨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着重讨论了文学创作中两条路线的对立。他写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在这两条路线中，他是肯定“为情而造文”的，并且主张“为情者要约而写真”，反对“采滥忽真，远弃风雅”。 韩泉欣评价：“这种对文学真实性的强调，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大大突破了孔子、董仲舒、刘向等人关于文质关系的观点。” 特别有意思的是，《文心雕龙》这样一部好书，并非写出来就被大家知晓和看重的。刘勰为此还特别花了一番心思。 按照《梁书·刘勰传》记载：“既成，未为时流所称。”杨明照分析：“时舍人仍讬足桑门，身名未显，其不为时流所称也必矣。” 在这种情况下，刘勰想了一个办法。《梁书·刘勰传》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那时候，沈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刘勰于是带着《文心雕龙》书稿，装作货郎的模样，在沈约出行时，闯到车前求见。沈约命人取来一读，大为惊异，不禁对刘勰刮目相看。之后，沈约还经常把这部书摆放在案头，随时翻看。 沈约如此看重，其他人岂敢怠慢！自此后，《文心雕龙》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它，喜欢它，研究它。越来越多的人，从这部书中受益。（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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