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汉南：历史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反对者一心想把政制拉入更趋专制的模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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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说，“未来的法西斯将会以反法西斯的面目出现”，历史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多年累计的矛盾和摩擦开始以文化冲突或战争的方式出现，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化？

“自由”成为一种政治制度何其不容易，但却有人要毁坏把人重新装在套子里。回想10多年前历史学家汉南写的《自由的基因》，他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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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历史学家丹尼尔.汉南先生在他的《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一书的开篇就追述了自己在秘鲁的成长经历：秘鲁在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它属于基督教文明体，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坚守理性、科学、民主与民权，然而秘鲁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

他进而分析了原因，说到底这还是同一个文明体不同文化影响的结果，由于北美是由“英语文化”影响与塑造，而南美是受“西班牙语文化”影响。说到底，什么是“西方文明”？他引用丘吉尔的话就是：第一，法治原则。第二，个人自由。第三，代议制政府，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汉南写到他在199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后，这个问题就在脑海萦绕。欧盟建立的前提是，28个成员国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理论上，尽管各国文化会有差异，但所有成员国都签字承诺共享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汉南认为现实并非如此。法治原则、民主政府、个人自由----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三个原则，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当欧盟采取集体行动时，这三个原则随时都会被置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之下。

汉南说民主也一样。《欧盟宪法条约》，后来叫《里斯本条约》，在各国全民公投中不断遭到否决。

至于个人应当尽可能自由而不受国家的强迫这个想法，则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盎格鲁圈的固执己见，或者被批评为“岛国心态”。

显然，“欧洲主义”也就是大陆主义与“英国自由主义”在文化认同上有着显然的差异，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

信奉自由市场的国家都倾向于“小政府”，相反拥抱“大陆主义”的国家则倾向于集体主义与中央集权。

在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这片自由大陆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撒切尔夫人曾也不无自豪地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后来的冷战中，都是欧洲极右翼与左翼挑起事端，但每次都是由“英语国家”的人去解决事端。

虽然事实如此，但撒切尔夫人则冒犯了欧洲的“政治正确”，这不仅激起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反感也让英国的左派人士反感，我们不得不说，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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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近现代的战争与冲突中，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文明体中不同的政治文化间的冲突，“欧盟”这种超国家联盟看似弥合了经济上的纷争，但在各文化体内部却出现了分裂，英国“脱欧”其实是拥抱“欧洲文化价值”与英国保守主义文化传统回潮的一次较量。

汉南写道：20世纪以降，鼓吹英美历史的爱国主义观渐趋过时，马克思主义、反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开始流行，编年史学登上舞台。那些为盎格鲁-美利坚政治里程碑大唱赞歌的历史学家成了众矢之的，他们被斥为文化傲慢主义者。

如今，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把清算自己的历史传统当做了一种时髦，所以这些国家的年轻人，自然把他们珍视的自由很大程度上限制在英语世界范围内，而他们本国的反对者则一心想把政制拉入更趋于专制的国外模式中去。

不列颠的智识精英将盎格鲁圈的价值视为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绊脚石。他们的澳大利亚盟友则认为盎格鲁价值是本国返回亚洲政策的离心力。在美国，盎格鲁意识形态也被认为是欧洲男性“白死人”留下的遗产，是殖民主义者一场不愿醒来的宿醉。而今在每个讲英语的国家，多元文化格局使得学校不敢再教导小孩他们是单一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这就使得绝大多数英语国家在逐步抛弃“辉格党在光荣革命之前的原则”：法律的出台无需议会通过，只要采取行政命令方式即可办到；征税也可不经民众同意，银行救市即可暗度陈仓等等。

从汉南的观点，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英国就“脱欧”公投，几乎是一半对一半，有大量的媒体、精英人士、执政党与年轻人愿意“拥欧”，而大量的保守人士愿意回归“本土价值”。

我们不妨回顾，二战本身给欧洲造成的分裂，加之此后的各种主义与运动，让自由内部近乎“崩溃”，诺奖作家莱辛在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中，就探究了造成“我们现代文明分裂”的各种成因。

她塑造了一位“自由女性”，她用不同的笔记来记录自己支离破碎的思想，这也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束缚。自由。善。恶。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是影射人总是把人群通过不同分类置于斗争、对立中，最后造成人群撕裂和国与国的战争、冲突。

而这种“紊乱”几乎构成了上个世纪动荡的根源，莱辛在写作《金色笔记》前言中说，要想触摸20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搏，你就得置身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论争都是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中展开的。在各种运动、战争或革命的参与者眼中，这些运动无论前进、或停滞不前，或倒退，都属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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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共产主义者”，莱辛亲历过各种社会运动，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或许已“过时”，但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各种支派已将其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并被吸收。在近10年，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念叨的社会观并成为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经过反殖民主义、性自由、多元文化价值等各种社会运动形成一种主导的力量，从而左右年轻人的思想。就如同《金色笔记》中的年轻人，他们不自觉地走上“反白人文化”的道路，要与“昔日帝国”划清界限，愿意投身到南非的“种族斗争”与本国的“工人运动”中。

在莱辛看来，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发生在西伯利亚的某个事件会影响到生活在波茨瓦纳的某个人。“我以为，除了有效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世界性思维、世界性伦理的首次尝试。”

尽管这种尝试失败了，但对于世界整体的认知方式则在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的脑子中形成，这也是欧洲重集体主义的根源。

鉴于过去300年间，盎格鲁圈总体上比其他文明技术更领先的事实，这就使得颂扬盎格鲁文化成就变得尴尬，莱辛从自身经历出发，审视了他们这些左翼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处。用汉南的说法是，他们会假想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殖民者的傲慢的阴影，用奥威尔的说法就是一种文化受虐心理。

这种受虐心理发展到后来产生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即站在对方立场看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文化相对主义仅局限在校园和学者的小圈子，但现在已影响到校园外的大量年轻人，他们现在普遍是带着愧疚去学习自己的历史，这就造成了英国年轻人的“欧洲主义”心态与去“盎格鲁文化”的自觉性，这种文化的分裂还将进一步影响英国与欧洲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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