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为什么就能如此轻易得到维持？
社会学家说得最多的词是“突变”（mutation）。到处都是“突变”：技术突变、媒体突变等，而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再生产机制强大到什么地步。同样，我们经常被最现象化的方面如反叛、颠覆、暴动、革命所震惊，而真正令人目瞪口呆、惊讶不已的东西恰恰相反：秩序如此经常地被遵守。成问题的恰恰是不成问题的东西。社会秩序怎么就能如此轻易地得到维持？而事实上如休谟所言，管理者很少，被管理者很多，有数量优势。正是这种惊讶构成我将进行的那类严密思考的出发点。
象征权力：力量关系与意义关系
我1977年发表的文章《论象征权力》，试图构建思考这种奇怪的效力时所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这种效力以舆论为基础，但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以信仰为基础。被统治者怎么就屈服了呢？信仰和服从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怎么就屈服了，并且就像休谟说的，怎么就如此轻易地屈服了？为了回答这个难题，需要超越知识传统之间的旧有对立，人们深深以为这些传统互不兼容。在我之前，没人尝试调和它们或者让它们结合—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自诩独特。我的研究并非出于教学或者学究气的目的，要将这些传统集于一身然后超越其对立；我是在推进中、在研究中慢慢形成这些超越不同传统间的对立的概念的——象征权力、象征资本、象征暴力——并且出于事后一些教学方面的理由，我指出应该将它们调和，以便思考“象征权力”。
该方法的第一点：我认为应该以力量关系是交流关系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也就是说，在物理主义视角、符号学或象征关系视角下的社会世界之间不存在对立。我们应该拒绝在令整个社会思想传统始终摇摆不定的两种模式之间选择，即物理主义模式和风靡一时的控制论模式。这种不恰当的二选一歪曲了事实。最粗暴的力量关系——休谟如是说——也同时是象征关系。力量关系与意义和交流关系不可分割，被统治者既知道也承认。
被统治者知道并承认：服从行为意味着一种认识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承认行为。在承认中，显然有“认识”的存在：也就是说屈服的人、服从的人、在一项命令或者一项纪律面前俯首的人，进行的是一种认知活动（action cognitive）。归顺和服从行为是认识行为，它们运用了一些认知结构、知觉范畴、知觉模式、观看与区分的原则，一整套被新康德主义传统摆在第一位的东西。我把涂尔干也归入这一新康德主义传统中，他从来不掩饰自己，他是新康德主义者，甚至是史上最一以贯之的新康德主义者。要想理解服从行为，就不能把社会行动者看作一个物理空间中的粒子，而是看作用心智结构和认知结构来思考其上级和下级的粒子。于是问题就来了：国家得以如此容易地就让自身获得承认这一事实，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有能力强加一些人们思考它时所依据的认知结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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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我认为要想理解国家持有的这种近乎巫术的功效，必须思考认知结构和国家在这些认知结构的制造中所起的作用。
我故意用了“巫术的”一词，取其技术层面的意义：一项命令即是一项巫术的行为，你在远方的某人身上起作用。你跟他说“起立”，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站起来了。如果你是一位正在读报的英国贵族——我借用的是英国语用学家奥斯丁举的例子——你说：“约翰，你不觉得有点冷吗？”约翰就会去关窗户。换言之，一句观察式的话，甚至都不是用命令的形式表达，也可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问题在于弄清这样一句话起作用的条件是哪些。这句话的力量是在句子内部，在其句法、形式之中吗？还是说也在它应用的条件之中？我们应该思考，谁说出了这句话，谁听到了这句话，听到这句话的人是按照什么接受范畴收到这个信息的。
作为分类原则制造者的国家
我觉得，当我们思考国家时，应该把它当成分类原则的制造者，也就是说可以被应用在世间所有事物尤其是社会事物之上的起建构作用的结构。
我们处在典型的新康德主义传统之中。你们可以参考恩斯特·卡西尔的著作，他把康德的形式概念泛化为“象征形式”（forme symbolique），将科学层面的构成形式和语言、神话以及艺术都囊括其中。对于那些仍然被学校一直传授的毫无价值的二元对立所禁锢的人，我要提醒你们，卡西尔在美国出版的最后一批著作之一《国家的神话》中有一条不起眼的注释，清清楚楚地写道：“当我说'象征形式’时，我说的就是涂尔干讲’原始分类形式'时说的那些东西”。我想这会让“纯粹的”哲学家震惊，但对于每个正常的头脑来说，这却显而易见。他说过这话，多少起到点证实作用。
这些象征形式是社会现实的构造原则：社会行动者不仅是被物理力量驱动的粒子，他们也是携带了认知结构的认知着的行动者。涂尔干为卡西尔带来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分类原则并非康德传统所认为的超验的、普遍的形式，而是与历史生产条件相关联的、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形式，因此具有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也就是说它们是约定俗成的而非必然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获得的。
说得更严谨一些，这些分类形式是社会性建构的社会形式，是任意的或者说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和被考察的群体的结构有关。如果我们顺着涂尔干的思路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对这些认知结构的社会起源提出疑问：我们不能再说这些结构是先验的、无来由的。
涂尔干在其另一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认为存在一种逻辑的谱系，而我们需要把在原始社会中观察到的分类原则与社会秩序本身的结构联系起来，心智结构正是在后者内部建立的。换言之，涂尔干的假设是非常强大的假设，十分冒险但也十分有力，他假设在心智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建构社会现实和物理现实所依赖的原则——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基因关系，群体间的对立被转译为逻辑对立。
我只是提了一下该传统的主线，我把我刚才讲的东西再和国家联系起来。顺着这一传统，我们可以说有一些思维形式是由社会形式的内化所生成的，而国家是作为制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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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用普遍性方式在某一领土管辖范围内强加一些观察和划分原则、一些象征形式、一些分类原则，我经常将这些称为一种规范（nomos）。
信仰效果和认知结构
国家最矛盾的效果便是信仰效果，对国家的普遍服从。比如说，绝大多数人看见红灯就停下来这件事太令人惊讶了。（我想告诉你们，我实在震惊于社会如此有条理，且这种秩序得来毫不费工夫。我们被混乱的惊人表现所震动，忘了大量活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可能杂乱无章，忘了日常的诸多活动让世界变得可以生存、可以预见，这样的世界让我们可以预想人们要做的事，除了意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所以说，国家是具有超凡权力的制度，能制造一个有序的社会世界而不必非得发号施令，也不用一直实行强制。就像人们常说的，不是每个司机后面都跟着个警察。这种近乎巫术的效果值得解释，所有其他效果——埃利亚斯提到的军事强制、蒂利提到的通过税收实现的经济强制——在我看来都是相对次要的。与（贫乏的）唯物主义传统相反，我认为原始积累是象征资本的原始积累：我整个研究的目的是创立一种有关象征的唯物主义理论，而人们传统上将象征与物质相对立。贫乏的唯物主义传统不涉及象征，如果不借助强制的概念，很难意识到这种普遍化的服从。另一方面，他们无法理解原始积累现象。马克思主义如此执着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并非偶然，因为我认为初级形式的积累是在象征层面上完成的：有一些人让别人服从自己、尊敬自己，因为他们是文人、修士、封圣者、圣徒、美人……总之，因为一堆让通常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不知所措的东西。但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意味着对最缥缈的事物不可以做唯物主义分析。
要想理解这种象征有效性的奇迹，理解政府进行统治这一事实，就应该立足于社会学化的康德传统，并且说国家向所有服从其管辖的行动者反复灌输类似的认知结构。
国家——我在这儿引用涂尔干——是一种“逻辑顺从”和一种“道德顺从”。被恰当地社会化了的社会行动者共有一些若非一模一样起码类似的逻辑结构，使得他们变成莱布尼茨单子，他们不一定非得交流、合作才能达成一致。社会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莱布尼茨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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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复灌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教育制度——暗中进行评价的的共同认知结构（我们说白与黑的时候必然暗含着白比黑好的意思），通过生产、再生产、让人们深深承认并内化这些认知结构，国家为象征秩序的再生产做出了根本的贡献，而象征秩序又以决定性作用参与社会秩序的形成及其再生产。
强加一些相同的认知和评价结构，便是建立一种关于世界意义的共识。
在现象学所说的常识世界里，人们意见一致而浑然不知，没有任何契约，甚至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确认了跟这个世界有关的某样东西。国家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工具的主要生产者，在区分程度不高或者没有区分的社会里，不存在国家，代替原始社会家进行所有操作的，是认定仪式（rites d'institution）——人们不恰当地称其为过渡仪式。认定仪式是一种在接受仪式和未接受仪式的人之间建立决定性区别的仪式。
教育：国家组织的一个祝圣场所
在我们的社会里，国家组织一大堆类似考试这样的认定仪式。整个教育制度的运转可以该视为一项巨大的认定仪式，尽管它很显然并不限于此：它也传递技能。但我们过于将教育制度视为分发技能和文凭并认可技能的场所，以至于得壮着胆子去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祝圣场所：一个在被祝圣者与未被祝圣者之间、在入选者与被淘汰者之间建立区别的场所。这些区分就像男性与女性的区分那样，属于社会巫术范畴，它们产生于一种构成行为，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分化持续、具有决定性、不可磨灭且往往难以逾越。因为它们铭刻在个体的身体之中，且社会世界不断向身体提醒这些划分的存在（例如胆怯，它在不同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分布很不均匀，人们要想摆脱它并非易事）。
国家在我们的社会中组织了重要认定仪式，就像封建社会中贵族受封骑士的仪式那样。我们的社会也充满了受封仪式：学位授予仪式、建筑物或教堂的祝圣仪式等。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何为被祝圣。我把这个练习留给你们。这些重要的认定仪式参与社会划分的再生产，强加并反复灌输观察社会和划分社会的原则，社会划分正是依据这些原则得以组织，国家通过这些仪式建立并强行让行动者接受一套知觉范畴，后者以普遍心智结构的形式使自己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被吸收，协调并组织行动者。
国家具备建立内部和平条件的工具，一种集体的理所当然，一国范围内普遍的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我在这里秉承的是新康德主义和涂尔干主义传统，我认为两者在确立象征秩序同时也是社会秩序时必不可少。我可以日历为例：当数座城市结盟时，公职人员、牧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共同的日历，将男人、女人、奴隶和不同城市的日历相统一，以便人们可以在时间划分原则上达成一致。日历象征着社会秩序的建立，后者同时也是时间秩序和认知秩序，因为要想让内在的时间经验相一致，就必须让这些经验服从公共时间的安排。国家之建立与共同时间参照之建立同步，与组成各种根本对立关系（日/夜、办公地点开放时间/休息时间、节假日/工作日、假期等）的范畴之建立同步。我后面将跟你们讲讲教学时间表：你们会发现组成客观秩序的这些对立关系也建构了大脑的结构，后者将任意的秩序当作自然。
这些东西促使我思考这一秩序的功能。如果我们仍持新康德主义或者涂尔干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社会整合的视角，我们就会意识到国家是一种社会整合工具，社会整合不仅以情感的团结为基础，也以作为认知和评价结构的心智结构的整合为基础。实际上，要想思考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的国家统治，要想思考它，哪怕方法不正确而只是思考它，就必须引入涂尔干传统。因为涂尔干有思考国家统治的更丰富理论工具……要理解这种比任何公开宣称的服从更强烈的立即的服从，要理解这种无服从行为的服从，无效忠行为的效忠，无信仰行为的信仰，要理解所有构成社会秩序基础的东西，就得跳出那种传统思考意识形态问题时所凭借的工具逻辑，它将意识形态视为强加给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个人利益普遍化的产物。
国家象征系统的连贯性效果
我认为必须借助结构主义传统才能超越新康德主义提供的生成解释，才能觉察到象征系统一个十分重要的属性，即“作为被建构的结构”的连贯性。我曾说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很好解释意识形态效果：因为在涂尔干的理论之上，还要加上结构主义的维度。意识形态的力量之一，尤其是理性的力量——例如理性的法律——正在于其连贯性所具有的象征性功效。
这种连贯性可以是理性的或伪理性的——正如理性行动者进行理性化的历史行动的产物，如法律。意识到象征系统既是认知形式也是具有连贯性的结构，便有办法去理解象征性功效最隐蔽、最难把握的方面之一，尤其是国家的象征秩序：连贯性效果、近乎系统性效果、类系统性效果。国家制造或编码的所有事物——教育制度、道路交通法、语言规则、语法等——其象征性功效的一大根源，就在于这种连贯性或类连贯性，在于这些理性或者类理性。象征系统行使一种建构权，因它们是被建构的，还行使一种象征性强制接受权、强夺信仰权，因为它们不是偶然建立的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勾勒出各个方向上的分叉。比如说，常人方法学时下在巴黎颇为流行，比美国晚了15年。和它身处其中而又浑然不知的新康德主义传统一样（它继承了现象学并身处构成主义传统之中），常人方法学将认识行为置于个体层面；并且谈论“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这是彼得 · L. 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吕克曼的著名标题。人们说是社会行动者建构了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话虽如此，但，是谁建构了建构者呢？是谁给了建构者建构工具呢？由此可见理论工作之困难。如果你处在一个提出国家问题的传统中，通常你不会读常人方法学，你考虑的都是宏观问题、世界问题。但要想恰当地提出国家问题，应该和那些提出世界问题的人——例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交流常人方法学。
为了交流，必须达到十分深入的、可称之为哲学的思考层面。而我们看到，常人方法学者从未想过国家是否建构了行动者用来建构社会世界的原则。鉴于他们思想的起源，这也可以理解。就像现象学者从来不考虑关于世界的信念经验产生的条件，常人方法学者也从不关心行动者怎么就把一些范畴运用到世界之上，而让世界看起来理所当然，于是就略过了这些范畴的起源问题。（年轻哲学家应该知道自己被哲学的高傲感剥夺了什么。）
因此人们并未对这些建构原则自身的建构条件提出疑问。而基于这一判定，我们可以从我正在提出的问题的角度，指出最精彩的常人方法学研究有哪些局限性。但这不妨碍我读常人方法学者的著作，并在其中找到亮点。例如，西库里尔（Aaron Cicourel）的著作研究行政规章，研究何为行政表格，将平庸之物去平庸化，引人入胜；但依我之见，这些研究由于没有提出我提出的问题，早早就止步了……
信念的产生
我们看到，分析统治的时候，引人新康德主义和涂尔干主义思维模式让我们明白了一个根本事实：规范，即观察世界和划分世界的原则，以十分强有力的方式推行，远超过人们通过一份契约所赞同的东西。我正在讲的一切和所有契约理论都完全相反。最保险的契约是心照不宣的、无意识的契约。涂尔干已经说得很好，“契约规定的东西并不都在契约之内”，也就是说，重要的东西往往在契约之外。但还应该更进一步：最好的契约是没有签字、不被视为契约的契约。社会秩序建立在由无意识批准的规范之上，以至于基本上是内化的强制在起作用。相较马克思，韦伯可贵地提出了休谟式问题：为什么统治者能实行统治？韦伯运用了对正当性的承认这个他自己建立的社会学概念。从我此刻描述的视角来看，对正当性的承认是一种认识行为，且不仅于此：这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信念式服从行为。人们总是将认识、逻辑或者理论与实践对立。有些认识行为并非习惯意义上的认知行为。比如说游戏：一个足球运动员每时每刻都做出认知行为，但却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行为。这是身体的、意识之下、语言之下的认识行为：我们应该从这类认识行为出发来理解对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承认。这是已完全变为无意识的内化的认知结构，与客观结构之间达成一致，以此为根基，人们就世界的意义、信仰、观点以及休谟所谓的信念达成共识。
然而，我们也不该忘记，这一信念是一种正统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的生成问题十分重要：今日成为信念之物——时间表、道路交通法等——往往是斗争的产物；它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完结时建立的，并且不乏反对者——例如税收。
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直至今日成为理所当然之物，没有一样不携悲剧而来：
一切都是争夺的结果。但历史变革的力量不是将被排除的旁侧的可能性推向遗忘，而是推向无意识。国家是其管辖范围内普遍传播的这些范畴的建立原则，对其历史起源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理解对国家的信念式依附，同时明白这种信念是一种正统观念，它代表一个特殊的观点，代表统治者的观点，代表那些通过统治国家实行统治的人的观点，代表那些参与构建国家以便能够实行统治的人的观点，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以构建国家为目的。
这就将我们带入了另一理论传统，即韦伯的传统。韦伯为正当性问题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但信念，并非对正当性的承认，而是一种原-正当性。另一方面，韦伯强调所有象征系统——他用的不是这个词。他和结构主义者不同，他不关心象征系统的内在逻辑，而是关心象征行动者（主要是宗教行动者）一一必须联系到其生产者的位置，即我所谓的宗教场。他的贡献是将宗教行动者、法律行动者、文化行动者。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存在具有这种指向的文本的话——如恩格斯在文章中写道，要想理解法律，就不能忘记法学家这个团体——这一传统一直对特殊生产者的存在和特殊生产领域的存在不那么关注，而要想理解象征现象，则必须意识到这些领域和行动者的存在，并理解其运转的自主逻辑。
我换个简单的说法：韦伯的一大贡献是提醒我们，要想理解宗教，不能只研究宗教这类象征形式，只研究精神效果的内在结构，无论是宗教还是神话；应该思考谁是神话的制造者，他们如何形成，利益何在，处在何种竞争空间之中，彼此如何斗争，先知用什么武器除名，牧师如何将好的先知封圣，将其他先知除名。要理解象征系统，就必须理解围绕象征系统展开斗争的行动者的系统。
国家也是一样：要想理解国家，就得明白它具有象征性功能。要理解国家效果的象征维度，就得理解制造国家言论的国家公务人员——法律专家、法学家——其领域的运行逻辑。理解他们这一类人相对于其他类别的人有什么利益，以及根据他们在自身斗争空间中位置的不同，各自又有什么特殊利益
要想全面理解，要想解释理性效果，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希望赋予自身特利益一种普遍的形式。为什么法学家、法律顾问提出公共服务理论、公共秩序理论，论述国家相对于王朝的不可化约，论述共和国超越于在某一刻代表它的社会行动者，哪怕后者是国王；他们有特权，有资本（罗马法），他们做这一切有什么好处，他们运作的逻辑是什么，招收新成员的逻辑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
理解了这一切，我们就会理解，他们如何通过生产一种能够证明他们所处位置合理性的“意识形态”，构建国家、国家思维、公共思维模式；而这种公共思维模式与他们的特殊思维模式吻合，符合他们的特殊利益，直到某一刻具有了特殊的力量，而这恰恰因为它是公共的、共和的，具有普遍性的外表。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野生后花园。上述文本选自布迪厄《论国家》第217-235页，内容有所删减，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