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 起 由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的新《篆刻学》这部书相信印友们皆所耳闻，这是已故篆刻家马士达先生生前与李刚田先生合编的唯一一部篆刻理论著作，从筹备到出版耗时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谓呕心沥血之作。撰稿作者和编委近二十人，均为当代篆刻界领军人物，如马士达，王丹，朱培尔，许雄志，李刚田，崔志强，徐正廉，戴家妙等人，阵容超级强大。此书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全面，包含了篆刻艺术的历史渊源，形成与发展、篆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篆刻美学原理、篆刻技法原理、篆刻创作原理、篆刻批评原理以及篆刻教育等多方面。它初步建立了篆刻学科的理论框架，填补了篆刻理论界的一个空白，是印学者必备的篆刻丛书。
目前，市面上这部篆刻印学著作已成绝版，由于作者较多，重新统筹难度过大，再版可能性微乎其微，旧书网上单本旧书已经炒至上千元，可谓一书难求，因此，我们特设《篆刻学》选读这一专栏，摘录书中经典，与印友共飨。 ——金石君 第 印材变革是篆刻艺术兴起的契机
△ 米芾
比较之下，私印有相对的自由，印材不拘贵贱，如卫宏说:“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尽管如此，金价昂贵，好玉无价，能用得起的还是那些王公贵族，而流行在民间仍然是廉价的铜质及各类易得的杂质印材，所以，于私印一系印材同样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迄止宋代，由于战争原因，铜的供求关系异常紧张，于是“大中祥符五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易铜以木，以诏令的形式加以约束，这实际上就改变了民间用印在选材上的思路，有利于印材的拓展。宋代欧阳修、文同、苏轼、黄庭坚、赵明诚、周密、吴琚、姜夔、贾似道、文天祥等等所用印章印材都没有明文记载，无法确定。米芾在所著《画史》中曾涉及其鉴藏印和书画钤印的印材: 余家·....·玉印六枚:辛卵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自画古贤唯用玉印。 他在《画史》和《书史》中还提到同时人的收藏用印 王冀公家书画，用“太原钦若图书”，品少精者。余尝于蒋氏得此镀金大印，刘巨济借未还。 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惟印不可伪作，作者必异，王选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 可见，宋代文人用印有玉、有铜 (包括镀金) 及木等质的。米芾拥有各类自用印百余方，想必多数不是玉质的，罗随祖曾作过如下的分析:“细审米氏各印，尤其是朱文印，多笔画匀称柔韧，折角处每多圆笔，外框格时与文字相连，字与字之间亦有粘连之笔，一如宋人传世的图书印记，故可能推测其多为青铜印，亦与存世宋代官印相一致。”这一分析应与事实相符。由于铜印在宋代的一段时期内受到诏令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庶士之家的用印逐渐向木印以外的印材发展，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个品种以外，又以瓷器为印。陶质印材由来已久，唐代明器中也屡有用陶质印者，如官印中的“银州之印”、“相州之印”“尚书兵部之印”等均使用这类印材。陶与瓷究其性质属于一类，制作方法也很相近，故陶印对宋代的瓷印有直接的影响。宋代的名窑中，如景德镇、龙泉等均有瓷印烧制的情况。林乾良收藏并著录于《中国印风系列·隋唐卷》的“信物同至”“合同”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柯山叟”均系龙窑的。
△ 米芾之印
△ 米芾之印 当然，取材以玉、铜、木、瓷等，并非宋代文人用印取材的全部，后世文人篆刻艺术所主要采用的石质印材在宋代已经有所开发利用了。在南宋时期杜绾所著的《云林石谱》中，共汇载石品计116种，其中有3种已用作印材: 辰州石 辰州蛮溪水中出石，色黑，诸蛮取之磨刃，每洗涤水尽黑，因名黑石，扣之无声，仿佛如阶州者。土人琢为方解器物及印材，粗佳，亦堪制为砚，间有温润，不可多得。 石州石 石州产石深土中，色多青紫，或黄白，其质甚软，颇类桂州府滑石，微透明，土人……或雕刻图画印记字样，画极深妙。 浮光石 光州浮光山石，产土中，亦洁白，质微粗糙，望之透明，扣之无声，仿佛如阶州者，土人琢为方解器物及印材，粗佳。 从记载中得知，当时石州 (今山西离石)、辰州 (今湖南沅陵)、光州(今河南潢川) 等地都曾分别出产可作印材的石料，当地人把石料加工成印材，显然是投放到市场的，也就有了传播的途径和为人接受的可能，这二种印材，有透明、温润的品质，也就是说具备了观赏性，故而为杜绾《云林石谱》所收录。有了这样的铺垫，元代文人采用石材刻印应是毫无问题的，朱珠是刻碑能手，刻石印也是想象中事;而王冕用花乳石刻印更有史料记载，这都说明了石质印材已渐渐地进人了文人艺术世界。
△ 祝融之后
△ 米芾元章之印 人们运用大自然赐予的石料来制成工具或器物的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而石质印材也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找到若干例证，到了汉代，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但无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石印，还是秦汉时期的石印，几乎都是用作随葬的。现实生活中有金、银、、玉等优良物质作为印材根本就排不上石料，石质印材在当时只不过用作随葬，是这些优良印材的替代物而已，完全是自发和不得已的行为。石质印材可以解决文人篆刻在物质方面的一大难题，但其进入文人天地却并非一件易事，必须首先克服“贵玉而贱氓”的旧有观念，继而认识石质的性能和拾高它的地位，让人们去接受它、运用它。撇开其他印材，仅就石质印材而言，其品类也是相当丰富的。从理论上讲，所有可刻、可碾的石材都可用作印材，质软的如滑石、石膏，质硬的如石英(水晶)、玉石等。玉石有一般石材所没有的自然属性，其硬度一般在摩氏4 至6.5之间，比其他石材的分子结构紧密，所以，其以美、坚、纯等自然属性而被赋予了“君子比德”的人文价值，玉的身价也在这一认识中得到了提高，故“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先秦以至两汉，实用印中也有用玉质者，用意非常明确，并“取君子佩玉之意”。所以，许慎《说文解字》对“玉”的解说也沿用了儒家的观点，除了用“石之美概括之外，也给了其人文色彩方面的解释。玉石被高人雅士赋予了人文价值，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但作为印材，其硬度又不是人人所能随心所欲的，迄至宋代，书画家用印尚能见到玉石，但寻找和开发其他石质印材已成为宋元之际文人篆刻家们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 柯山野叟（宋代瓷印） 前文已经谈到，任何石材都可作为印石，但其前提是硬度适中，联想到中世纪的砚材使用情况，开初不也是什么石料都可以磨制砚台吗?当时走的是因地取材的道路，后经过优胜劣汰，最后集中到端、戴、跳等优质石种。同样，当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文人篆刻家在玉石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时，便避开玉石，而采用一般的石材，也许当时是非常廉价的石材，杜绾在《云林石谱》中涉及的印石就属于这一类。从地域看，南北都有，而且出于同一种原因，《云林石谱》中没有提到的石质印材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而元代更为普遍，从文献看，除了王冕用花乳石有记载外，其他如天台卢仲章，元陈基《夷白斋稿》 有赠诗序称其“能刻金石印”等等。这些都是元代文人刻石印的情况，而朱等的篆刻创作，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资料说明他们用何种性质的印材，但流风使然，他们很可能也已涉及到了石质印材。到了明代，印石才逐渐集中到浙江青田石、福建寿山石上，而这两类印石又被筛选出许多名品，诸如鱼脑冻、白果冻、牛角冻、羊脂冻、白芙蓉、田黄、金银地等等，所以，尽管石质印材主要集中到青田和寿山两处，但印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更深了，分类也更细了，对印石的自然质和它的经济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明人吴名世《序《翰苑印林)》说:“石宜青田，质泽理疏，能以书法行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力，令人忘刀而见笔者石之从志也，所以可贵也。”吴氏在此把石质印材的性能透彻地加以了分析，文人所以钟情于此，是因为其可纵情所致，这是玉石所无可比拟的。印石的经济价值也随着人们的认识加深而扶摇直上，有的竟与黄金等价有的则超乎黄金价格之上，沈野《印谈》说:“灯光之价，直凌玉上，色泽温润真是可爱”。他们对于上等石印的钟爱已达到了忘情的地步。
△ 信物同至（宋代瓷印） 从私印的立场出发，石质印材取代金属、玉石等坚硬的物质，扫除了文人篆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文人篆刻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元代文人篆刻有序的发展和明代文人篆刻宏大场面的出现，都依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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