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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毛主席 ——以此文献给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永远忘不了37年前，1976年的那个秋天。 那年秋天，我刚刚踏入小学校门。一天，迎着滂沱大雨，我随着学生和大人们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沿着崎岖泥泞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五六里地以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知道，那里是我们当地的一所中学）赶，听大人们说要去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我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不解的疑问，多年萦绕在我心头，成了我至今永远不会忘记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开学了，第一堂语文课是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来又学了一篇毛主席语录，“学生就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当时觉得“兼”这个字特别难写，因此印象也特别深刻。 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父亲没有上过学，就主动自学，如饥似渴，遇到不认识的字逢人便问。听父亲说，赶上解放后毛主席号召全国开展扫盲运动，自己有幸上了村里的夜校识字班，可惜只上了半个冬天，便因为家里穷、缺人手而辍学了。即便如此，后来我识字后，诧异地看到家里户口本上居然写着他小学文化程度---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文盲。父亲爱学习、能识字，肯钻研、勤动手，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学会了拉二胡，珠算盘打得很快，会做各种木匠石匠铁匠活，耕种犁耙更是不在话下；可能是因为老师奇缺，父亲还在村里当了两年代课老师（后来村主任告诉我）。由于这些，父亲在当地成了小有名气的“人才”，在小生产队当起了会计兼保管，负责修理生产队各种农机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茶余饭后，父亲不离口的就是背得烂熟的《三字经》、《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还有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我小时候关于毛主席的认知，除了书本，很多也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我长大后，有一次，父亲自信地跟我说，赶上现在的好形势，他上大学根本不费劲。 说实话，小时候家里生活是很苦的，吃糠咽菜是常有的事。我们一家八口人，母亲操持家务，姐弟六个，只有父亲一个人劳动。当时实行人五劳五或者人四劳六，我清楚地记得，尽管一天的工分才八分钱，但每到年底，父亲都要四处借钱买工分，为的是分到粮食吃。日子过得很艰难，再加上农村重男轻女，家贫的父母有不让女孩子念书的陋俗。但父亲深知自己不识字的苦头，坚持让我们姐弟六个都上学，而且从来没有因为交不起钱影响过我们上学。好处是，当时没有学费，书本费也就是每本几分钱，最多一、两毛钱。 自六十年代后期起，村里开始有了驻军，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负责开挖山洞，用以储存战备物资。后来家里来了一个解放军叔叔，姓侯，我家把当时最好的两间西屋腾出来给叔叔住，关系特别好。侯叔叔每天晚上都是吃一半留一半，用饭盒盛着，带回来给我吃。我因此每天特别盼望侯叔叔来，好打打牙祭，吃了不少偏饭。那香喷喷的饭菜，至今在我心里记忆犹新。当然，大人教育孩子，解放军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动的，尽管屋里屋外都有。记得有一次，我嘴馋，趁其不备，偷吃了一点东西，被父母好生训斥了一顿，并向叔叔当面道歉，军民之间浓浓的鱼水情可见一斑。侯叔叔老家山西，复员后还专门来过我家四次，每次都带很多好吃的东西，父母亲也总是以好礼相送。我长大后，多方打听，但始终没有取得联系，成为父亲和我终生的遗憾，我只能从心里默默祝福叔叔一切安好。叔叔走后，屋子里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墙上贴着的一幅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一开纸大小，红纸白字，是解放军叔叔用瓷油写在红纸上的，字写得很漂亮，很像“毛体”。我视如珍宝，有时被风刮破了，我就弄点浆糊重新把它粘好。每次放学后都要去欣赏一番，不知道自己看过多少遍，一直伴随着我长大。这可能也是我与毛主席的最近距离接触吧。 那时候，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助人为乐“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词汇， ”学雷锋、做好事“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像雷锋同志在日记里写得那样， ”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群众热情高涨，以苦为乐，干劲十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小学生们也争先恐后，捡到一分钱、一个螺丝钉或者其它什么东西，都高高兴兴地交给老师，或者自动放到教室讲台上的粉笔盒里。 我上学识字后，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看年画。每逢跟着大人串门，或者过年走亲戚，看到家家户户屋里都贴着毛主席像，家家户户都贴着年画。尽管许多墙壁是黑旧的、坑坑洼洼的，但年画是新鲜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有古代故事，有当代电影，更多的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杜鹃山》、《沙家浜》等等，可能这就是那时农村群众的一种赶时髦、一种精神追求吧。大人们说话的时候，我则静静地看着这些年画，默默地读着下面的文字，有时高处还要踩着凳子才能看到，深入其中，旁若无人，如痴如醉，受益颇深。 少年生活是有趣的。上学从来没有学习压力，而且边学习边劳动，拾麦穗、摘棉花、割羊草（当时学校养羊，勤工俭学）是常有的事。放学后，除了帮大人做些家务外，就是玩游戏。游戏名字千奇百怪、花样繁多、数不胜数，很多是土语，不知道怎么用汉字打出来；而且不用花一分钱，全部就地取材，什么石子、坷垃、树叶、粉笔头，全都拿来当作工具，既益智又健体，小伙伴们经常因为输赢争得面红耳赤，玩得不亦乐乎。 老家门前有一条小溪，几乎一年四季泉水淙淙，清澈见底，冬送暖意，夏送清凉。小溪两边是生长茂密的杨柳，水里满是小鱼小虾、泥鳅蝌蚪，或许是鱼虾太小，我们当地是不吃的，却成了鸭子的美餐。大人们在水旁洗衣涮菜，小伙伴们则在水边嬉戏，或去小溪汇成的大坝里洗澡；冬天结冰后，这里又成了溜冰场。这方水土给村里少年儿童带去了无尽的欢乐，里面的故事数也数不清。 哦，家乡的小溪，你是农民的福音，你是山村的根基，你是儿童的乐园，你是我永远的情愫。我思之恋之，想之念之，尽管我不能时时守候在你身旁，但你已经深埋我的脑海，融入我的血液，须臾不曾离去。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据老人们讲，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集体大会战，在村东面筑起了大坝，砌垒了沟渠，浇灌土地100余亩，在干旱年份成了群众的救命水。再加上集体打的一眼机井，在地里挖的到处都是的水窖，实现了全村人均半亩水浇地。村里有苹果园，每个生产队都有菜园，定期不定期地将收获的蔬菜分给每家每户，基本保证了群众生活。“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时农村的粮食蔬菜全部都施土杂肥，没有化肥一说，质量没得说。尤其是春节吃的猪肉，在农村属于“奢侈品”，那真叫“香”。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村里开始陆续有了拖拉机、播种机、抽水机等各种农机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民们开始填饱肚子，结束挨饿的历史了。干活是大人们的事，小孩们也经常乐在其中。记得有一年秋收，大人们白天干活，晚上生产队组织劳动，挑灯夜战，剥玉米，剥下来的玉米皮归自己，半夜里免费吃大锅饭，有面条、馒头、南瓜菜。晚饭后，队里的男女老少都去了，忙碌了一个通宵。大人们是为了干活，小孩们干活是假，凑热闹是真，况且还有好饭吃，岂有不去之理？ 村子三面环山，山上树木茂密，处处鸟语花香。据老人说，山上大部分树木是五十年代末，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植树造林运动时，村里集体栽植的。在艰苦的岁月里，山是丰富的宝藏，是农民的命根子。人们靠挖野菜充饥果腹，靠割野草喂养牲畜，靠拾山柴烧火做饭。山上还有很多柿子树，遇到欠收年份，人们用柿子做窝窝头、摊煎饼，成了群众的救命粮。秋天，山林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这里不仅可以吃到酸甜可口的酸枣、吃梨、托盘等“奇珍异果“，有时还能捉上一窝山鸡蛋，如获至宝地拿回家里邀功请赏。小时候，鸡蛋是不肯让孩子吃的，要攒起来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钱来补贴家用，尽管鸡蛋不到五分钱一个。 最引以为豪的是我小时候看电影。因为村里住着部队，经常放映电影。打记事起，只要部队放电影，我便拿着马扎，早早地坐在荧幕前面，等着看电影，这成了我最重要的事儿，一次不曾缺席。电影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带来了我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时候全是演打仗片。所以，从那时起，中国上演的大部分现代战争片我都看过了，百看不厌，像潘冬子、李向阳、小兵张嘎等一个个光辉的形象，至今历历在目，当然也忘不了切齿痛恨的胡汉三、黄世仁、南霸天等坏分子，以至于形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战争片情结。如今，人到中年，闲暇之余，我依然乐于找出以前的老战争片来观看。至于毛主席的形象，因为年龄小，印象并不深，但也与毛主席重视人民战争的力量、不突出宣传领袖个人有直接关系吧。 七十年代末期，部队走了，看电影的机会少了，村里年末岁初开始演戏，几根木桩、几领苇席，一个戏台就扎成了。所有演员都是村里的群众，演的都是群众身边的事，男女老少齐上阵，而且没有人想过报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真可谓“家家夜不闭户，处处莺歌燕舞“，是毛主席时代群众文娱活动的继续。我当演员还不够格，自然成了一个台前幕后忙活的“小义务工作者”。在小时候盼望过年解馋的同时，还能享受到看戏这个“文化大餐”，真是幸福无比。农闲时节，村里经常有来说书的，靠各家各户自愿捐献点粮食，说书人则吃住到一些热心人家里。每天晚饭后，我就跟大人们一起去听书，直到深夜，听到说书人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才依依不舍渐渐散去。每天早晨，睡意朦胧中，“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接着播放那支名曲“东方红”，百听不厌，始终伴随着我快乐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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