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功利主义，也是最被曲解的编码系统之一。并且其被曲解的程度，几近极端化。
功利主义思想，最早由英国思想家边沁在18世纪中叶奠基完成，其思想核心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功利主义思想，是与个体的觉醒和独立有关的，是力图把人从等级秩序和宗教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个体能够最大程度地摆脱依附性的盲目生存状态。或者说，人类历史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个体不断摆脱被“依附性建构”的进程。而这种努力，始终是与框架结构的建构逻辑相抵触的。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矛盾，个体的独立性程度，不得不取决于个体需求与框架结构逻辑不断博弈的结果。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需求同步的。因此，其盛行，取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于是，功利主义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且每个个体都同等重要，应该同等程度地对待每个人的利益，要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反对只是追求少数人的利益。只是，如今的功利主义，早已被定义为是一种自私自利，是一种不道德的价值观。而这种曲解的背后，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无私和奉献精神，试图以此达到对某种高风亮节道德标准的确立。用人性的视角看，原始的功利主义，是迎合人性的，是基于个体自我意识的建构的。而被曲解过的功利主义，则是违背人性的，是试图压制个体意识，并以宏观建构来使得个体被迫趋于一致化。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符号编码，是一种“有目的”的虚构现实。但虚构现实，只要能与现实真实发生关联，那么，虚构现实就能获得存在的依据。就功利主义而言，在等级制和宗教统治的时代，就是一种虚构现实，但其与最大多数的个体发生了关联，并且这种关联获得了巨大的回应和支持，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虚构能够进入到现实真实的土壤之中。我们常常把这种“关联”，叫做基于可实践理论的现世价值，是一种基于现实潜在需求的框架意义的建构。从历史来看，任何一种符号编码系统的出现，都是基于现实的种种障碍，也就是基于现实框架对于个体发展的阻碍。当被阻碍的个体规模越大，越说明既有框架已经滑入到持续性的狭隘和偏见之中。在功利主义而言，这种狭隘和偏见就是个体被深度地附属化，是作为附庸而存在的。当大多数人的幸福没有保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框架路径是堵塞的。在历史上，也往往是框架路径的堵塞，才能生成所谓的“尾大不掉”，以及各种类似“削藩”的棘手问题。其生成的底层逻辑，往往就是少数个体收缴了大多数个体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基于此，功利主义的出现，实质上是为了把自主权和决策权，还给大多数个体。篡改符号编码系统，往往是为了遮掩现有框架的真实诉求。如果说，一套符号编码系统的生成，往往是用来解决当时框架的某些矛盾的，那么，篡改符号编码系统，则更多地是为了遮掩现有框架结构的某些问题。功利主义思想，之所以在个体幸福的追求上，被极端化为一种自私自利，一种不道德的价值观，是因为，前者需要用个体的独立性，来达到商品最大程度的流通，而不是商品被极少数人所占有。而后者，却很大程度是因为要消弭所谓人人平等前提下，实际却出现分配悬殊的撕裂感。因此，在道德层面要求个体不要欲求太多，不能总想着自己的好处，而是要多为他人的着想，要多利他，这样才能大家相安无事。这种道德的规训逻辑，一如颂扬苦难，因为苦难才值得被颂扬，因此，个体去经历苦难，就成为一种荣耀。于是，很多本来是理性得赤裸裸的分配问题，却被用各种苦难形式，妆点成了痛哭流涕的赞歌。而这种对苦难的荣耀式曲解，本质不过是要掩盖分配矛盾，掩盖路径设计的过度偏好问题。就符号编码系统被曲解，或者被诬陷而言，始终有两大特征：第一、越是在当时有影响力的符号编码系统，越容易被有意曲解，这叫借力打力。也就是说，其原始编码能够收到多大效果，那么，其被成功曲解后的效果，也一定不会小。一如儒家文化思想，就像秦汉之后无文章，越往后，尤其是唐以后，儒家文化越被有意曲解和改造。而这种有意曲解和改造，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框架结构顺利运转的需求。因此，曲解和改造符号编码系统，实际山已经作为一种框架结构运转的心智操控手段。第二、越是在当时代表了大多数人利益的，越容易被纳入到有意曲解的符号编码范畴。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倒退”现象，也因此，历史的发展，被描述为螺旋式曲折发展。而要实现这种曲解，常常需要对个体的认知路径，进行分类和控制：一种是对教育群体的分类，一种是对教育内容的分类，还有一种是对教育程度的分类。往往最大多数的群体，在历史上呈现出的受教育的特点是：很难获得优质教育；获得的信息内容，多为辅助结构所需；对于高级别认知信息，几乎很难触及。而这种曲解，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实际上得到了较好的印证。◆◆◆ 关于阅读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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