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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我”与“小我”、“公”与“私”及耻感文化，这些都是中国人的重要概念，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观。尽管“自我”也是西方符号互动论的重要议题，但是这种基于个体行动的自我观能否解释中国人的自我？请看翟学伟教授从关系的自我角度，辨析中西方自我理论基点的差异，深刻剖析中国人的自我观。  你是否思考过什么是“自我”？“自我”这一概念指涉身体、个体、人格、灵魂、精神、意志以及个人主义等，完全是一个外来词。那么这个不属于中国文化的非原生性概念，一旦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与现实世界，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让我们来看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老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儒家式的自我”与“关系取向的自我”。 翟学伟老师认为，尽管国内学者们将中国人的自我分为儒家、道家与佛家三大层面，但这些国内研究所呈现的特点表明，所谓中国人自我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儒家层面上说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儒家自我观念的认识与探讨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基本认识。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本文将这一方面的自我研究称之为儒家式的自我。 儒家的自我观原属于人文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开始转入本土心理学的讨论。从这一视角来讨论儒家的自我，可以建立一种新的解读视角。目前比较接近于这一视角的理论大致有心理社会稳态论、互依我、焦点-区域式自我及华人自我四元论，其共性都在表明儒家的自我是在关系中得到理解的。本着这样的基本观点，关系取向的自我的研究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儒家式的自我。关系取向的自我，其意指儒家所预设的关系是自我的前提，进而导致每个个体的“现实我”总是需要遵循关系性的“伦理我”。而对于这一自我构成的理解，需要借助于观念与社会等级轴与亲疏远近轴之坐标所建立的自我模式加以确立，由此也可以解释大我与小我、公与私、耻感以及人情与面子等现象。  我十分赞同儒家式的自我或者中国人的自我是关系取向的自我，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人的关系研究框架内有两个内在问题没有讨论清楚：1.儒家的自我预设在哪里？2.与其中可能存在的内在矛盾性。 很多学者都认为儒家式的自我需要放入关系中来理解。这点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如果进一步思考一下，这样的理解足够解决我们对儒家式自我的认识吗？ 其实，以关系来理解自我也是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在关于中国人的自我讨论中，了解符号互动论的学者都倾向认为该理论最接近儒家学说。但我认为，依照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虽然自我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但出于互动中的个人存在却是从其生物性——身体、动作、姿势开始的。这样的理论逻辑是首先预设一个个体的存在，然后才可以在其社会关系中逐步发展出自我。由于在大框架下用符号互动论来开启儒家自我的形成有诸多的合理性，于是主观我与客观我也就经常被套用。 可是，儒家对此问题的预设应该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儒家思考的自我形成与实践，是先有关系的存在，然后才有人之自我的出现。自我在儒家的观念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概念。当关系作为人的讨论前提时，自我的含义及运行从一开始将沿着关系的限定来运行。 即使从关系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但共识中还是存在一些结论上的矛盾。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应着西方的“团体格局”，提出了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此概念的本身也是关系性的。他所观察到的差序格局与中国人自我主义，一方面同儒家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现实却是儒家的反面。 如何理解关系取向的自我预设？如何化解其中的矛盾？ 我认为，儒家式的自我所关注的自我张力不在主观我与客观我的关系中，而应该在现实我与伦理我的张力中。主观我与客观我的关系是在个人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而分离出来的两种自我，而现实我与伦理我则是在关系取向的个人与他人关系中被事先预定好的一套设定，也就是说儒家文化预先在关系上建立一套共享的关系法则（此法则开始是礼制的，后来演化成内在的、有境界高低的，而非仅仅是典章的），然后再把现实的我放进去，看看谁能够达到并将自我融合进去，由此而分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那么现实我与伦理我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是一种被放入关系中的自我所受到的束缚。这样的自我应该在两条主轴上呈现：一条是纵向轴，指各种观念和社会等级上的关系连接；一条是横向轴，是各种亲疏远近构成的关系连接。这里的两条轴线构成的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面。它旋转起来应该是一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同心圆圈。此时的自我位于这个球体的中心，但这不意味着自我是费孝通所谓自私的，而只意味着它是一种与周边关系的位置及其处理这些关系的视角，换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讲，就中国人常说的上有老，下有小，两边还有兄弟姐妹甚至七大姑八大姨。这样的自我有一个可参考的图示就是中国传统上的“五服”图。 五服图 图片来源：百度网 在这张图中，这些自发性的自我几乎是被规定性的关系所锁定。此时的自我是一个要考虑方方面面关系的自我，其自我表达要充分考虑具体情境。同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架构中，中国人的自我不单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被构念出一种天人之际的思想。这进而导致中国人的自我也不是理性占上峰，而有对命理和命运的敬畏与遵从，也有对神仙鬼怪的认识以及寻求对逝去祖先的庇护或为其争光等含义。 儒家式的自我 “大我”与“小我”、“公”与“私”及耻感文化，这些都是中国人的重要概念。当我们在此将关系取向的自我研究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借此模式对它们进行重新探讨和认识。可以这么说，所有关于人情和面子中的运作，都是在纵向的等级轴和横向的亲疏轴中发生的，而不是像戈夫曼的戏剧理论那样是在个体身上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人情和面子为关系取向自我运行的外在化表现。它保护了权威者的自尊，保证了一个人不能自以为是，并强化了个人的内在需要与相关他者之间必须维系感情和社会交换，当然也造成一个人都顾及着他人感受，也常被他人的意愿所左右。而一旦我们从自我的构成中抽去这两条轴，那么自我将变得自由而完整，一切讨论将回归到西方的自我研究中去，包括从中所看到的社会互动与自我形成的关系。可惜，儒家式的自我不是这样的自我，唯有给出这两条纵横轴线，中国人随处可见的自我表现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本文整理于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翟学伟：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本土心理学的研究》 文案 | 冯 倩 美编 | 薛雅文 责编 | 从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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