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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名字几乎不被提起过的平凡人，却在国家危机时刻化身为决策风暴中的司令官，成为陈毅、傅作义的重要助手。 随着时间流逝，当其他人的职位不断提升时，他的职位却逐渐降低，甚至不幸入狱。  从领导仅有7人的游击队，再发展至一个团的规模，他原本应获的中将军衔却被翻旧账而与之擦肩而过。 他究竟是谁？ 投身革命，路途坎坷 周骏鸣是新四军的杰出将领，其军事生涯横跨了北伐、宁都起义、半塔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曾历任红五军团团长、新四军八团团长等职。 30年军旅生涯中，他屡立战功，面对困境从未退缩，其人生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周骏鸣17岁时，曾羡慕铁路警察的威严，梦想加入警队。然而，他的人生轨迹远比这更加曲折，多次离家出走，最终被家人送往上海当兵。 在那里，他对军阀部队的腐败深感不齿，遂离开，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成为二十六路军的一名营长。 周骏鸣原寄望于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但很快发现自己所在的部队也被卷入了对苏区的军事行动中。  面对国民党军队对苏区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屠杀，他心生不忍，最终选择休假，远离了部队。 这一决定，也成为了他人生转折点，最终引领他步入了新四军，开始了一段传奇的军旅生涯。 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二十六路军起义，史称“宁都兵暴”，周骏鸣加入了起义行列，不久后，二十六路军被编入红五军团，周骏鸣晋升为团长。 起义军进入苏区，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刘伯坚及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对起义表示高度评价，周骏鸣深受感动，认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光明道路。  可当时，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盛行，许多勇敢的起义将士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他们虽然满怀革命理想，却被冷眼相待，有的甚至遭到了“肃反”，被迫离开队伍。 周骏鸣当时身患疾病，也未能幸免于此，被迫遣返回家。 在这艰难的时刻，朱德的一份批准为他们每人提供了60元的回家路费，这也是朱老总对战士们的疼爱与无奈。  在周骏鸣离开的前夕，朱德将军深情地告诉他：“中国只有干革命，旁无出路。” 面对周骏鸣关于如何在家乡继续革命的迷惑，朱德简单而又直接地回答：“打土豪分田地嘛。” 这简短的对话，深刻揭示了革命的本质——为了民生，为了正义。 1937年，周骏鸣踏上延安的土地，再次见到了朱德。 那时，他才得知自己被遣返的真正原因。  朱德坦诚地讲述了当时的内部争论，一些教条主义者引用列宁的话认为“白军军官不能用”，而朱德和刘伯承则坚决反驳，他们认为中国的军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官有着本质的不同，许多都是来自穷苦农民。 他们的论点当时虽未被采纳，但周骏鸣的经历和贡献，已是对这种偏见最有力的反驳。 仅有7人的游击队 1932年，周骏鸣回到家乡确山，但当地已无法找到党的组织。 经过一年多的寻找未果，他一时冲动，带领几十人起义，很快被国民党镇压。  后来是通过一位护兵，他终于在驻马店附近找到了中共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并被派往汝南水屯工作，不久后成为确山县委书记。 1934年，周骏鸣晋升河南省委委员和军委书记，后负责鄂豫边军事工作。因党内人员被捕，他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他形容这如同“失去了灵魂”。 随后，他选择铁幕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成功建立了3个党支部和一个区委  在1936年寒冷的1月4日，鄂豫边地区的王老庄西北的小石岭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仅由7名成员组成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此成立。 在这支队伍中，王国富担任了游击队队长，而周骏鸣则肩负起了指导员的重任，他们共同承载着一份为抵抗外敌、寻求解放而战的坚定信念。 仅仅一个月后，这支年轻的游击队便在确山县老乐山区域展开了行动。 然而，运气似乎并不在他们这边，一个不期而遇的遂平县保安队对他们发起了突然袭击，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中游击队长王国富英勇牺牲。  紧接着，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省委书记张星江也在一次袭击中壮烈牺牲，周骏鸣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 这些连续的打击使得队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陈香斋作为新任游击队长，他的腿部也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在敌人的持续“追剿”中，游击队不得不采取分散活动的策略，周骏鸣带领着剩余的几名队员在确山县周边地区艰难生存。 到了1936年的8月或9月，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国华被选举为鄂豫边区的省委书记。 陈香斋伤愈归队，继续担任游击队队长的职责，而周骏鸣则继续担任指导员。  他们没有放弃，反而将分散的游击队员重新集结，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到了年底，队伍已经壮大到100余人，游击活动区域也得到了扩展，昔日严峻的局势在他们的坚持与勇敢下得到了逆转。 从1934年末起，鄂豫边地区的游击队与中央失去联系，无法获得上级的具体指令，只能依靠自行判断采取行动。到了1937年初，鄂豫边终于恢复了与北方局的联络。 本应是利好消息，却因北方局要求游击队停止活动，改为地方民团，引发了领导层的困惑。  为此，周骏鸣被派往延安，向中央了解具体政策。到达延安后，他参与了重要会议，并再次会见了朱德。面对周骏鸣关于游击队未来的询问，朱德建议其积极发展力量，直至国民党无法忽视。 周骏鸣回鄂豫边时，游击队人数已减至40余人，北方局的指示差点导致游击队解散。周骏鸣回忆说，若他回来晚一个月，游击队就可能不复存在。 队伍壮大，新四军八团 在游击队历经艰难险阻之际，周骏鸣依照中央的指令，全力加强武装力量。 正值此关键时刻，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两次派出精兵强将支援，与游击队并肩作战，共同攻克了数个敌占土围子。 这些胜利有效地缓解了鄂豫边区的困境，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地，通过吸纳地方武装力量，队伍规模膨胀至1200余人。 随着队伍的迅速扩大，到了1937年冬，游击队升级为豫南抗日独立团。 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1938年1月，部队正式编入新四军，成为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荣任团长。 1938年3月8日，八团经过整训，在邢集举办了庄严的誓师大会。 周骏鸣在大会上发出铿锵誓言，表明了坚决抗战、驱逐侵略者、肃清汉奸的决心，随后带领部队东进，奔赴抗日前线。 尽管八团面临装备匮乏的困境——许多战士仅穿草鞋，缺少统一军装，缺枪少弹，甚至有战士手持大刀长矛上阵，子弹带里不得不塞入秸秆做的假子弹以迷惑敌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简陋的部队，却拥有着无比坚定的意志和高昂的士气，战士们口中高唱《大刀进行曲》，勇往直前。 1939年末，周骏鸣和方毅在津浦路西与刘少奇合作。 一天，刘少奇急促回来，嘱咐他们准备应对敌人的“摩擦”，强调只有反击才能保住根据地。周骏鸣立刻动身，不久，西侧战斗爆发。 紧接着，东侧也爆发了半塔保卫战，得名于其地理标志的半塔集，战略位置极其关键。韩德勤调动大军向该地发起攻击，目的是夺取半塔集的控制权。 在紧张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局中，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罗炳辉、张云逸的带领下紧急驰援路西，而半塔的守军仅由教导队、游击队及特务连组成，总兵力大约1000人，包括未曾实战的学生兵和女兵。 1940年3月21日凌晨，半塔保卫战爆发。 敌军因缺乏战斗意志，在半塔集东门外的坟地卧倒胡乱开火，无意中“通报”了自己的位置。 周骏鸣回忆，若敌人未“通报”直接冲击，半塔集的防线可能难以守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留守的五支队迅速占据阵地进行反击。 韩德勤的部队逐步形成对半塔的三面包围，并占领了西山制高点，企图从高地向半塔发起总攻。 周骏鸣在司令部通过望远镜观察敌情，内心极度忧虑，甚至担心半塔集守不住。 指挥部仅有的几个小部队，在周骏鸣的命令下准备反攻，他下达了前进或枪毙的严令，并亲自参与反攻。经过激烈战斗，敌军终被击溃，西山成功收复，保卫了半塔集的安全。 但此时敌军仍将半塔集围困，敌力量远超守军十几倍，守住半塔集的可能性成了众人讨论的焦点。 在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的带领下，五支队的领导层——郭述申、赵启民、方毅和张劲夫等人紧急召开会议。 会议上，大家围绕地图深入讨论，提出了多种战术方案，包括一个大胆的计划——打开一条生路，突破敌军封锁。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的周骏鸣提出了坚守阵地的策略，他详尽地分析了突围的风险，认为当前最佳策略是固守半塔集。 邓子恢认同周骏鸣的见解，随即向路西的刘少奇和张云逸发出增援请求的电报。 在邓子恢和周骏鸣的决策下，守军在半塔集坚守了八个昼夜，成功为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回援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这场英勇的防守战不仅歼灭了3000余名敌军，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成功挫败了敌人企图对江北新四军进行东西夹击的阴谋，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毅将军对半塔保卫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这场战斗中，周骏鸣的贡献是巨大的。 被翻旧账，无缘中将 在1955年的大授衔仪式上，宁都起义中走出了29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将军，他们的职务均不如周骏鸣当时之高。 在新四军最初的十位团长中，除去两位英勇牺牲和一位叛变的，剩余的七人中涌现出了2位上将、3位中将和1位少将。 然而，当时担任八团团长的周骏鸣却未获任何军衔，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故事要追溯到1935年3月，周骏鸣在漯河被捕并被押送至开封，与兰德修一同被关押。 在监狱中，敌人派遣一名叛徒试图诱降周骏鸣，告诉他他们筹备了一个伪装的“省委”——即所谓的“红旗党”，意图欺骗群众并破坏党的组织。这一消息令周骏鸣震惊不已。 为了揭露这一阴谋，保护更多的同志不落入陷阱，周骏鸣与兰德修商量后，决定写下“悔过书”，希望借此揭穿敌人的计划。 正是这段历史，在1955年大授衔前被翻旧账，成为了周骏鸣未能获得中将军衔的原因。 但周骏鸣为人正直，胸襟坦荡，能上能下，从不计较名利和得失。 曾有一段时期，周骏鸣从国家水电部副部长的职位被调整到黑龙江农业厅副厅长，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一次职务上的“降级”。 一次在黑龙江的党校学习期间，他偶遇一位曾在水电部共事的旧同事。 这位同事出于好奇，私下询问周骏鸣是否因为某种处分而遭到降职。 周骏鸣的回答是出乎意料的坦诚和淡定：“没有。” 当同事再次追问时，周骏鸣显得有些意外，他甚至未曾深究自己被调职的原因。 这件小事显露了周骏鸣对职务变动的淡然态度，他关心的是能否为人民服务，而非职位的高低。 直到回家后，周骏鸣重新翻阅文件，才发现自己曾被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然而，这一发现并未改变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工作的热情。 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一生驰骋沙场、叱咤风云，即便被人误解、被人迫害入狱。 即便直到95岁高龄才坐上配备给自己的专车，但他对党和人民的初衷不变，无怨无悔，问心无愧。 参考资料： 新四军名将周骏鸣的军旅传奇 赵东云 党史纵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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