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黄士陵的印风形成过程黄士陵（字牧甫）是晚清篆刻大师，印坛“晚清四大家”之一。他因为在岭南生活比较多，是“岭南派”的创始人，在流派印的重镇江浙地区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缘于其高超的篆刻水平，今天印坛不但公认黄士陵是流派印最巅峰的作者，而且取法他的印人也明显多于“晚清四大家”的另三家。一位印人篆刻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这个过程往往透露出篆刻艺术从临摹到创作的艺术规律，因而为印坛所关注。由于种种原因，历代篆刻大家的早期作品流传甚少，使人们的考察无从下手。黄士陵作于1876年的《心经》组印是他早期作品的代表。他早年私淑陈鸿寿、邓石如、吴让之的风格在这套组印中多有表现，如邓石如风格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图1），浙派风格的“是无上咒”（图2）。“鹤泉”及边款（图3）作于1878年，边款为“牧父师完白山人意”。黄士陵学邓石如很早，他46岁所作的“逸休堂”边款中记曰：“余久不仿完白山人印章，三十年前日习之……”可见他至少从16岁就开始学习邓石如了。黄士陵在早年学邓石如之作较多，但从他开始取法吴让之之后，学邓之作就大为减少。黄士陵临摹过吴让之的不少作品，如“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丹青不知老将至”、“自称臣是酒中仙”等，目前所见最早有纪年的为“光绪壬午”（公元1882年）所临的“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图4）。正是从学习吴让之开始，黄士陵的用刀开始转向爽利的冲刀，露出了他成熟印风的刀法雏形。如他1883年所作的“悼琴旧馆”及稍后所作的“铣诒长寿”（图5）中，一些线条与转折已有他成熟期处理的风韵。黄士陵用刀出锋的习惯也来自吴让之。吴让之的一些白文印，线条起收处时露刀痕，如“盖平姚正镛印”（图6）。从黄士陵“启蓉印章”（图7）这样明显师承吴让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且更突出的刀痕，这一点最终成为黄士陵成熟印风的突出特色之一。吴让之对黄士陵的另一大影响是朱文印的圆笔运用。吴让之是圆笔运用的大师，许多作品极具形式美，如“铜士”（图8）、“中陶”（图9）。这些圆笔运用中常配之以对比型的章法，既生动又有气势。吴让之朱文线条还常作方起方收，圆笔也颇多如此处理者，如“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图10）。这些特点也为黄士陵借鉴和吸收，从他的一些作品如“酩柯”（图11）、“叔云”（图12）中，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从黄士陵的边款纪年中看，最早的作品为“广雅书院经籍金石书画之印”，纪年为“光绪戊子”（公元1888年）。而此时他为张之洞所作的对章“臣张之洞”、“壶公”（图13），个人风格已趋于成熟。“臣张之洞”中的大块留红就有赵之谦的影子。系追仿赵之谦的“祥符周氏瑞瓜堂图书”（图15），但仍具自家风格。对赵之谦的取法完全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1893年款属“仿赵撝叔”的“水部冷官”印，1896年款属“参赵撝叔意”的“铨萃长寿”印中，取法赵之谦的痕迹已不明显，而自家的风格已相当完善。黄士陵对赵之谦的研习取法，在促使他白文印结构、线条变圆为方上功不可没，同时他不事残损的理念也受赵之谦的影响。黄士陵对汉印的学习也很早，如1882年所作的“瑞佺印信”（图16）、“曾为大仆郎官”、“蒋乃勋印”等边款中均有仿汉印的记载，但此时正是他学习吴让之的高峰期，对汉印的学习偏重于形式，在技法上还是吴让之的成分大一些。随着黄士陵所见玺印金石日多，特别是1888年，他亲手为吴大澂钤拓《十六金符斋印存》这一收印甚多的古铜印谱，使他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大量的古印实物，这种学习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大约在1891年前后，其白文印风已完全成熟，如他1891年所作的“苏若瑚印”（图17）。1892年所作的“金庆慈印”（图18），1893年所作的“罗光泰印”（图19）。在1896年，黄士陵刻了一方“少司马章”（图20），边款记为“仿汉官印”，实则已是他典型的自家风格了。一、一种印风的形成，必然是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之上，有继承才有创新。二、一种印风的形成，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艰苦的探索。三、印风最终的风格定位不是事先设计的，虽然人的性格、审美偏好等因素会对印风的总体取向有所影响，但具体的风格及其表现则有在探索过程中随缘生机的成分。四、取法的传统将对最终的印风造成显著影响，取法越晚，影响越大。五、取法多元并不影响最终风格的纯粹，关键在于方法。六、如果曾经取法的传统与最终印风风格差别较大，那么可能在最终的印风中得不到任何表现，如浙派和邓石如之于黄士陵。【鸣谢】:篆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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