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的核心是权力，现代国家三大要素都围绕权力展开：主权国家之主权指的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民族国家之民族赋予权力以情感基础，民主国家之民主则是权力的合法性论证。 “英文中“权力”（power）一词来自法语的pouvoir，后者源自拉丁文的potestas或potentia，意指“能力”……。在罗马人看来，potentia是指一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基于这一词义），在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看来，权力的行使是这样一种关系，即行为者C公然试图使另一行为者R按C的意图去做R所不愿做的事。如果C的“权力意图”得逞，那么C被认为对R拥有权力，尤其表现在R与C有分歧的问题上C对R拥有权力”（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P447-448）。所以简而言之，“所有关于权力讨论的根本的共同核心或者存在于其背后的基本想法是A通过某些方式影响B”（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P19）。 亚里士多德依照权力运行的领域区分三种权力类型：父母对其孩子的权力，主人对奴隶的权力，以及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权力。也许还有其他类型的权力，如老板对雇员，教师对学生，但亚氏的这三种确实是最为经典的权力关系。政治哲学特别关注最后一种“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权力”，将其命名为“政治权力”。本板块所说的权力就是指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与人类社会相关联。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社会动物，人只有结成团体才能生存。而人的自私性极容易瓦解团体，因而人的理性使得人愿意接受一种强制力量，压制人的自私行为，维持社会的存续与秩序。这种强制力量就是政治权力。 与人类社会相勾连的政治权力于是有了如下特性：（1）权力具体行使时，虽然还是人对人的关系，但作为权力使用者的人和权力承受者的人，都取得某种社会身份，基于这种身份才使得权力得以成立。贵族甲吊死骑士乙，表面虽然是甲吊死乙，而从政治权力而言，是贵族对骑士具有某种权力；警察张三拘捕市民李四也是同理；（2）权力行使的目的变得单一，即社会的存续与秩序；（3）权力随着社会进化日益具有排他性，现代国家则具有绝对的排他性；（4）与排他性同时发展的是权力的规整度，权力从原来零散的、多头的、模糊的，变得统一清晰，法律是其主要的标志；（4）权力行使模式也逐渐规范，具体化为如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等，各类权力的行使都有一套自己的规程。 法国学者西蒙在《权威的性质与功能》一书中认为我们解决权力问题是基于“……一种特定形式的明智德性，亦即一种实践智慧”（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P5），这种实践智慧使得社会领域有着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有关判断之可被主体间化的认识论问题”（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P15）。也就是说，在社会领域不可能仅凭真理、通过理性劝说而取得一致，“包含在实践判断中的理论性考量的正确性是无法确切地获得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克服各种神秘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切无疑地预见未来。……由此，被认为为追求共同善而需要的统一行动将会受到不断的阻扰，除非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一致同意遵守这个明智决定，并且只能是一个决定——这就要求我们服从某个权威”（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P19，22）。 西蒙这段论述试图解决权力两个前提性问题：必要性与强制性。一些思想家认为权力是不必要的，或不是永远必要的，如无政府主义对权力的全盘否定和主义马克思关于权力终将消失的预言。但西蒙认为，不同于自然科学（基于理论理性）的实践理性做出的判断总会存在“被主体间化”的问题，故而不能仅凭真理、通过理性劝说而取得一致。因此为了社会统一行动不受阻扰，我们就不得不“服从某个权威”。 广义的权力观认为，理性劝说与暴力强制都能完成决策或支配的结果，都是权力实现的方式，前者甚至是更好的方式，“尽管对政府而言，管理与劝说一直是最为简单易行和安全可靠的工具，而强迫与暴力则是最槽糕和最危险的工具，然而人类对使用好的工具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不屑，除非他不能或不敢使用坏的那种”（斯密：《国富论》，P？）。但西蒙的论证表明，既然无法在“理性”与“真理”的认识论上达成一致，理性说服显然是无效的，至少不是经常有效的，而强制就成为权力不得不具备的要素。 权力的必要性和强制性是认识与研究权力的两个基本点。 能否构建一套完备且自圆其说的理论以论证权力的强制性，并能够说服权力服从者自愿服从权力，这是权力与权威的区别。也有理论认为，权力等同于权威，就是指具备理论的权力，而不具备理论的“权力”只能单纯称之为暴力。这样，我们就有了权力的一个双重定义与一种重要分类，狭义定义就是指具备合法性理论的“权力”，等同于权威；广义定义则包括具备合法性理论的权力（权威）与不具备合法性理论的权力（暴力）。 基于此，罗素又给出两种重要而有趣的分类。一是将暴力又细分为革命的权力与暴力。“凡是依靠人数众多的一群人……支持的权力，我称之为革命的权力。凡是仅仅产生于个人或团体热爱权力的冲动，从国民那里赢得的只是出于畏惧的服从而不是积极合作的权力，我称之为暴力”（罗素，权力论，P30）。所以，“暴力就是不得权力行使对象默认的那种权力。屠夫支配羊的权力，入侵军队支配战败国的权力，警察支配被破获的谋反者的权力，都是这一类权力”（罗素，权力论，P67）。这种暴力意指单纯的强制力，不但不具备合法性论证，且根本不在乎或不去寻找合法性论证。 革命的权力是指虽然取得多数人认同，但因为否定原先的合法性而自己新的合法性尚未完全确立的“暂时”暴力，所以革命的权力能将一种权威演变成为另一种权威。“另一种情况是一种新的信条（必然带来新的思想习惯）越来越深入人心，终于强大得足以使一个符合新信念的政府去取代被认为过了时的政府”（罗素，权力论，P86）。 罗素也睿智地指出革命的权力始终隐藏着的两大威胁，一是如何防止自己沦为暴力，“革命的权力，如拿破仑的情形所显示，很容易堕落为暴力”（罗素：权力论，P95）；二是如何有效地终结革命，将权力真正转为权威，“这是每一种导源于革命的权威所固有的困难。它必须坚持说原来的革命是正当的，但又不能合乎逻辑地说以后的革命一定都是邪恶的”（罗素：权力论，P90）。 罗素引入“革命的权力”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非增添一种权力种类，而且强调了权威的“可替换性”及其替换的方式——“革命”。与古典文明适应的权威是君权神授，发展到现代文明就是根植于社会契约理论的主权在民，替换的方式就是三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 罗素将这两种文明形态的权力称为“传统的权力”与“新树立的权力”。“这就使我们很有必要来区分一下传统的权力和新树立的权力。传统的权力有习惯势力在它的一边，它无须时时刻刻为自身辩护，也无须不断证明任何反对势力都没有力量把它推翻。而且，它几乎总是和宗教的或准宗教的信念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表明抗拒是不道德的”（罗素，权力论，P28）。在欧洲传统权力最经典的形式是教权与王权（参见罗素《权力论》第4、5章），中国是受到儒家天命学说支撑的皇权。 新树立的权力即现代权力，它通过革命取代传统权力。但为了避免权力堕入暴力，也为了及时终结革命，更重要的任务是彻底否定原有的权威理论，同时构建自身的权威理论。新的权威理论因为要适应现代文明，必须基于理性祛魅（即否定任何神权基础）与个人主义（即不能侵害个人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参见下篇。 本板块所指的权力，不但指政治权力，而且主要指现代政治权力。 从文明演化视角来看，传统权力发展成为现代权力，实际上是古代、古典文明发展成为现代文明的一种表现，其核心脉络是个人自由的增强，与之相适应的是权力的缩减。“现代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业已见证这样一种模糊的信念：亦即自由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是同步的，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进步。……在此，人们通常认为，自由的进步意味着权威的隐退，由此，社会的进步、自由的增进和权威的隐退这三者是同一的”（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P6-7）。 在原始社会，权力意味着一切统治，政治涵盖经济、文化与军事。而在现代，文化与经济退出权力领域（思想自由与市场自由），最后军事权力也与政治权力分离，并被政治权力所控制（文官治军）。之所以有这种缩减，是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理性的增强，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某些领域有其和谐运作的力量，权力不但没有必要存在，而且介入反而会引发更为糟糕的后果。 如在经济领域，虽然罗素还认为存在着“经济权力”，但古典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等人就坚决拒绝权力的介入，并认为“伯兰特-罗素的《权力论：新社会分析》……是一部充满洞见、引人入胜的作品，然而在经济问题上的幼稚天真却束缚了它，其原因或许并非作者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限制”（博尔丁：权力的三张面孔，P5）。（参见罗素：权力论，第8章）。 在思想领域罗素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要提出的是一个比较狭隘的问题，即一种统一的信条，不论是自发的还是权威强加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权力的根源？在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权力的根源？”（罗素：权力论，P120），但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也是坚决“劝退”权力介入思想（参见罗素：权力论，第9、10章）。 最能彰显权力缩减的是政治权力、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三者的区分。当政治权力承担所有国家功能时，我们喜欢将政治权力称为国家权力，我们至今仍习惯于这种用法。但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力的真正主体并非国家，而是国家众多组织中的一套——政府或称为机关，政治权力的同义词应该是政府权力。而在国家之内、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权力所不能触及的“公领域”——公民社会。参见第7篇“公民社会：国家之内、权力之外”。 本板块所指的权力， 是指以“政府权力”命名的现代政治权力。 权力合法性问题是权力的“理”，权力的“用”就是权力该如何运作。现代政治权力就是政府权力，所以权力的不同运作模式，表现出来就是政府机构的不同构建模式，这就是政体问题。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政体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效率，即权力如何运作，才能使权力最有效率，好的政体就是权力最能达成目的的政体；二是控制，即权力如何运作，才能使权力得以最有效的制约，好的政体就是权力最能被制约的政体。前者是从古至今的老问题，后者才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新问题。 为什么我们即便牺牲效率，也要制约权力？因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是个人自由，权力则是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为了保障自由，当我们无法彻底驱逐权力时，唯一之道只能是权力制约。我们能够制约如此凶恶的权力吗？法治、民主与宪政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本篇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自行编辑） 现代国家导读目录： 1、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 2、现代国家的起源：西欧模式 3、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4、民族主义：内涵、形态与变形 5、权力与权威 6、社会契约理论 7、公民社会：国家之内、政府之外 8、自由主义国家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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