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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吃不到哑巴豆腐了，哑巴走了。”饭桌边的老父亲看着桌上的豆腐一声感叹，把我也带回到了那个哑巴和豆腐的故事里。80年代初，年少的我和父母住在苏北县城一个工厂宿舍院里，在物质不丰富的时代，家里饭桌上以咸菜唱主角。当大院里传来卖豆芽、豆腐、麻花的叫卖声的时候，就会不自主的观察下父母的表情，如果得到大人“去打五毛钱豆腐”的指令时，那绝对麻利地飞溜出去，已略懂事的我知道在一串拨浪鼓声响起时，这种机会才大一点。拨浪鼓是哑巴卖豆腐特殊的叫卖。哑巴两口子都是哑巴，男人和女人在家一起做豆腐，女人出来卖豆腐，男人准备做第二天的豆腐。哑巴最早是推着木制独轮车，两根粗绳子绑在身上，车上放着一个大大的黑黝黝的圆筛子，盖着泛黄的圆圆的笼布，车头绑着个拨浪鼓，还有个装钱的木盒子。大人们似乎和哑巴达成了共识，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豆腐，不用找零。我们把钱在她面前显摆一下，放进木盒子里。她掀开笼布，拿起一片切刀，一刀慢慢的下去，一块有点发黄，冒着热气，看上去软兜兜的豆腐放到我们递给她的碗里或盆里，生意就成了。根本就不用称，母亲说哑巴的眼睛比称都准，给的豆腐只会多一点，从不会缺两。豆腐到了母亲那，用热油煎出来，在我生病时，吃出了少有的满嘴油花，更多时候用菜园里收的蒜煨一下，甚至就用盐水煮一下，配上青椒碎碎。简单的做法丝毫不影响我“还是哑巴豆腐劲道，给吃”父母的话说一半，常常连着另一半：“哑巴能干，日子肯定会过好的”。父母的话没有错，大院里大家的日子都在变好，豆腐慢慢地从美食C位让位，素鸡、豆干、千张等豆制品渐渐丰富着我们的饭桌。哑巴的独轮车换成了脚蹬的三轮车，车里有时还半坐半爬着个可爱的小娃娃，箩筐变成了两堆六个，拨浪鼓变成了一按就出音的大喇叭。不变的是她的豆腐，“奇了怪了，吃来吃去还是哑巴豆腐就是好，上次谁谁的豆腐吃起来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父母的话伴着我直到大学。后来县城菜市场集中了，听说哑巴起先也有个摊位，可没过几天就让给了别人，原来她的豆腐被几家饭店天天提早就预定了。哑巴一家做豆腐的技术没有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而加速，还是三四点早起，用磨盘一点点的磨、老配方卤水一盆盆的点。父母每年快过冬时，会特意到她家一次性订个二三十斤，晒成半湿半干的豆腐干，不管是配上蒜苗、青椒、白菜做小炒，还是温水泡泡炖个肉，都足以让寒假回家的我吃个心满意足。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吃遍了多少种不同口味的豆腐，哑巴豆腐也渐渐淡出我的生活，听到父母的感叹，回忆一下子清晰却又那么模糊，我甚至不记得哑巴长得啥样子。连我父母也不知道她叫什么。父母说她肯定是累出病的啊，做豆腐呀可是个体力活，哑巴不容易，年复一年，用一筐又一筐的豆腐，把她那不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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