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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谁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候选项一定众多。有人认为是写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有人认为是写出《政治学》的亚里士多德，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孔子、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但无论如何，写出《政府论》的洛克，一定位列榜单之一，甚至有可能位列榜首。他被后世尊称为“自由主义之父”；他启蒙了孟德斯鸠、斯密等一众思想巨擘；更在于他以敏锐的目光提出了，现代社会“好政府”的三个标准，至今仍是所有国家政治转型借鉴的理论资源。 一、政府必须由人民缔约而成 在东西方的政治传统中，充斥着不同关于“好政府”的标准，有人认为是父死子继的王权政府，有人认为是“君权神授”的神权政府，还有人认为是“手握重兵”的军权政府。洛克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却石破天惊地指出：一个好政府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来自人民的缔约授权；一个没有经过人们缔约、赋权的政府，无论它的武力多么强大，还是自称“上帝授权”、“祖先传承”，其本质都是奴隶制，都是“生于不义”的坏政府。这就是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先有个人与社会，才有政府。由于可能存在分歧与斗争，人们于是将一部分自由权利让渡出去，通过缔结契约，形成政府，以换取秩序和安全。所以说，政府不是必需的，更不是神圣的，而是基于工具目的而存在的。所以，洛克进一步认为，政府即便做得好，公民也不必感谢；而政府一旦危害民众安全和秩序，公民就有权发动革命，选择新政府。洛克的这一标准，不仅成为了“好政府”的试金石，更塑造了现代政治的“格林威治时间”——人类历史从此汇入了同一条时间之流。 在古代，中国人认为“四海升平、万邦来朝”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西方人眼中的好政府，也同样离不开开疆拓土、信仰征服。到今天，“好政府”的标准，则变得越来越“繁琐”——很多人主张，政府应该发展经济，扶持教育，提升道德，还要承担医疗、养老、动物保护等责任……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都是平等的、与生俱来的。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这三项基本人权。凡是专注于保护个体公民之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政府，都是好政府；凡是没有保护好这三个基本人权，或是权力超出了该范围的政府，都不是好政府。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克文明三底线”。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一条真理——政府不挣钱，压根就没有什么“公款”，只有纳税人的钱。你对政府期望越多，它就会压榨你越多。不要总是以为有人买单，那个买单的人就是你自己。可以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还是哈耶克的“最小化政府”，都是对洛克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中国普遍认为，一个“令行禁止、言出法随”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思想家主张，能够打击刑事犯罪和地方割据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但是洛克深刻洞察到：权力无限大的政府，恰恰是最坏的政府。他说：“人类最愚蠢的地方莫过于，以为狐狸和臭鼬带来的伤害，可以和狮子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洞察，洛克主张“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分权制衡，才能使政府不至于滥用权力。于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第一个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制衡方案。他认为，只有让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分属三个不同的机构，三者维持着紧张的平衡，才能避免政府出现低效或滥权的风险。
洛克的三权分立原则，几乎奠定了后世分权制衡的基本机制。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其实都脱胎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就生活在洛克所构建的政治秩序里。洛克对好政府的种种洞见，已成为“现代政治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正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我们，多读一分洛克，就是离转型成功更进一步。事实上，洛克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在哲学史上，认识论的讨论必然绕不开《人类理解论中》的“白板说”，他在《政府论》中关于“财产权”的讨论，同样是法律思想史绕不开的学说；而他壮年阶段，恰好经历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本身的经历也可谓跌宕起伏。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不可说的原因，洛克的思想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秘密”。他的墓志铭上写道：身为一名学者，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到这一点，任何有关他的事都写在里面了，比他的墓志铭还要真实。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读懂洛克文明底线三书”——《政府论》上下卷——“人类政府第一书”，奠定现代政治文明的伟大著作；《人类理解论》上下卷——洛克哲学思想的起点，习得大师思考的进阶训；《洛克传》——洛克激荡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他是一位博学的大师、一位审慎的政治家，更是一个激进的人权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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