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元（1764-1849），清代著名学者,书家.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户、兵、工部侍郎,浙、闽、赣诸省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卒溢文达.他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主编《经籍纂沽》,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一百八十余种.在书法方面,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均是书学史上重要著述,为碑学的首倡者.他的书作亦颇受时人称道.《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有传. 南北书派论[节录]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褚书碑石,杂以隶笔,今有存者,可复按也。褚临《兰亭》,改动王法,不可强同。虞世南死,太宗叹无人可与论书,魏征荐遂良曰：“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此乃征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荐其人,非荐其书。其实褚法本为北派,与世南不同。 译文： 书法的演变和流派混杂，如果不追溯其源头，怎能回到古时的风格呢？从隶书变为楷书、行书和草书，这些转变主要发生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楷书、行书和草书又分为南、北两派，其中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 南派由钟繇、卫瓘，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人，一直延续到智永、虞世南。而北派则是由钟繇、卫瓘、索靖，以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人，一直延续到欧阳询、褚遂良。南派在隋朝并不显著，直到贞观年间才开始大放异彩。然而，欧阳询、褚遂良等贤人，原本出自北派，自唐永徽以后，直到开成年间，碑版、石经仍然沿用北派的余风。 南派书法体现了江左地区的风流特色，疏放而妍妙，尤其擅长书写信函，甚至减笔到几乎无法辨认。至于篆书和隶书的遗法，在东晋时期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更不用说宋、齐时期了。而北派书法则保持了中原的古法，拘谨而略显拙陋，尤其擅长书写碑文。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的篆书、隶书、八分书和草书的遗法，到隋末唐初时期仍然有所保存。这两派书法风格迥异，犹如江河分流，南北的世家子弟也互不通习。 到了唐初，太宗特别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虞世南最为亲近，使得王氏一家的书法风格能够同时掩盖南北两派。然而此时，王派虽然显赫，但流传下来的真迹并不多，世间所习练的仍然是北派书法。赵宋时期，《阁帖》盛行，人们不再重视中原的碑版，于是北派书法愈发衰落。 褚遂良虽然出身于吴、越地区，但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实际上是继承了褚亮的风格，与欧阳询一同学习隋派书法，并不出自二王。褚遂良书写的碑石中，还夹杂着隶书的笔法，现在仍有存世的作品可以验证。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改动了王羲之的书法风格，不能强行将两者等同。虞世南去世后，太宗感叹无人可与他论书，魏征推荐褚遂良说：“褚遂良下笔遒劲，非常得王羲之的体势。”这其实是魏征知道褚遂良忠诚正直，可以担当大事，所以推荐他这个人，而不是推荐他的书法。实际上，褚遂良的书法风格本属于北派，与虞世南不同。 北碑南帖论[节录]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唯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教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唯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近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 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贞观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后,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故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谕张庭珪以八分书书之,邕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颜氏（真卿）,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亦各名家,皆由沿习北法,始能自立。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汉、唐碑版之法盛,而钟鼎文字微；宋、元钟鼎之学兴,而字帖之风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趋流派,拟议金后,名家复起,其谁与归。 译文： 古代的石刻记载着帝王的功德，或者为卿士铭刻其德位，以辅助史学研究，因此古人的书法大多是通过金石来传承的。秦代的石刻被称作“金石刻”，这说得很明白。前汉和后汉时期，隶书碑刻盛行，书法家辈出。到了东汉，山川、庙宇、陵墓无不刊刻石碑铭文，非常有章法。到了西晋和北朝，中原的汉碑林立，学者纷纷效仿，互相摹习。唐代人在修撰《晋书》以及南、北《史》时，在描述名家的书法时，有的说是擅长隶书，有的说是擅长隶草，有的说是擅长楷书，有的说是擅长行草，但都以擅长隶书为尊。当年的风尚就是，如果不擅长隶书，就不算是书法家。因此，唐太宗非常推崇王羲之，尤其是《兰亭序》等法帖，他在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中，只说王羲之“擅长隶书，是古今第一”，绝对没有一句话提到他的楷书和行草。这是因为唐太宗也不能不沿袭史家的书法评价标准。《晋书》摆在那里，可以查验。而王羲之的隶书，世间却从未见过。因此，北朝的书法家，史传在称赞他们时，常常说他们擅长碑刻。 晋室南渡后，以《宣示表》等遗迹为江东书法的始祖。然而，他们随身携带的，都是法帖。法帖起源于卷帛上的署书，后世凡是珍藏墨迹的一缣半纸，都归为法帖。现在的《阁帖》中的钟繇、王羲之、郗鉴、谢安等人的书法，都是法帖，不是碑刻。而且由于南朝禁止刻碑的法令，所以碑刻极少，只崇尚法帖，字体全都变成了真书、行草，不再有隶书的古意。就以焦山的《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的《山门》字相比较，虽然体势相近，但妍丽姿态多而古法少。 唐太宗自幼学习王羲之的法帖，对于碑刻版本并不擅长。因此，他御书的《晋祠铭》（贞观二十年，现在在太原府）笔意纵横自如，以法帖的意趣施于巨大的碑刻上，是从他开始的。此后，李邕的碑刻名重一时，然而他所书的《云麾》等碑，虽然字法半出于北朝，但用行书来写碑刻，终究不是古法。所以在开元年间修撰《孔子庙》的碑刻时，为李邕撰文的人，李邕必定嘱咐张庭珪用隶书书写，李邕也认为非隶书不足以敬碑。唐代的殷仲容、颜真卿，都以碑刻隶书、楷书作为家传学问。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也各自成为名家，都是因为沿袭学习了北朝书法，才能自立门户。 因此，短笺长卷，意态挥洒自如，这是法帖的长处。界格方严，法书深刻，这是碑刻的优点。宋代的蔡襄能得北朝书法的精髓，元代的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明代的董其昌楷书效法欧阳询。因为楷书正画的时代，不用北派书法就无法使笔力卓然挺立。宋代、元代的钟鼎之学兴起，而法帖之风盛行。如果要商讨古今书法的优劣，追溯流派的渊源，品评金文之后的书家，名家复兴，那么他们又归属于哪一派呢？ [评点]作为又一篇鼓吹北碑的力作,阮元在本文中论述了北碑南帖的不同特点和南北书风的差异。刻石题匾必须用隶书,非隶不古；北派书家擅长碑榜之书,北碑中多隶意;后世碑版名家无不借鉴隶书,追踪北派,如此等等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要点。但读者的眼光不能就此而止。阮元尊隶崇碑不是在强调它们的功用,而是在表明自己的审美观点。他之所以尊隶是因为隶有古法,之所以尊碑是因为碑版之书“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南帖飘逸妮媚之美不足贵,题署碑版古意盎然,气势雄强值得推崇,这才是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的深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