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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应氏 其一 三国·曹植 【原诗】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注释】 北邙：山名，在洛阳东北，是汉代王公贵族们的陵墓群集之地，也是汉代以后历代文人最爱对之感慨兴衰的地方。 阪：同“坂”，山坡。 洛阳山：指洛阳周围的山。 宫室句：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把洛阳的宗庙宫室全部焚毁。 
顿：塌坏。 擗：分裂。 参天：上高至天。荆棘参天，形容十分荒凉。 耆老：犹言德高之老年人。耆，六十岁以上的人。190年董卓焚烧洛阳，到建安十六年（211年）历时已二十一年，其间人世多变，所以诗中说“看不到旧时的老人，只能见到新一代少年”。 
侧足：侧着脚。这句说，由于路径荒芜废弃，连斜着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野外已无路可走。 畴：田亩。 田：动词，耕种。 游子：指应氏。 中野：郊野之中。 念我句：这句是代久不归的游子（即应氏）设词，应氏曾居家于洛阳。平常居，一作“平生亲”。
【赏析】 诗作于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植时年二十岁。应氏指应瑒、应璩兄弟，东汉应劭的侄子。应瑒为“建安七子”之一。二人并为曹植的好友。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相继把持朝政，皇帝其实是傀儡。地方军阀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渐形成并强大起来。董卓就是这样一个军阀。当时他任并州牧，驻兵河东，中平元年（189年）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的袁绍等人密召董卓带兵进京（洛阳），以威胁太后、翦除宦官。董卓的兵马尚未到达，何进因密谋泄露被害而死，宦官段圭等挟持少帝和陈留王出京。董卓闻讯赶至，在北邙山劫住少帝和陈留王，于是进兵洛阳，控制了中央政权。之后，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即汉献帝。在初平元年（190年）的春天，关东州郡结成联盟，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董卓于是预备迁都长安，以避关东诸军。他派兵将洛阳城中富户拘捕，罗织罪名后杀死，将其财产掠夺。在杀死反对他迁走的伍琼等人后，派兵强迫洛阳城中居民迁移后，随即焚烧洛阳城，迁都长安，自已带兵屯留于毕圭苑。从此，就酿成了汉末长期的军阀混战。 
建安十六年七月，曹植随其父曹操西征马超，途经洛阳，在洛阳他见到了当时颇负诗名的应氏兄弟，而应氏兄弟旋将有北方之行，亲交故旧为他们设宴饯行。即将分别之时，曹植颇为恋恋不舍，因作诗送别。《文选》中刘良在这两首诗的题目下注曰：“送应璩、应瑒兄弟。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被焚烧，故多言荒芜之事。”其实，曹植作此诗时离董卓作乱已历二十余年，因为不断的军阀混战，洛阳根本不得恢复，故而更见荒凉。昔日繁华的京都已经残破不堪，面对荒凉萧条景色，又想到马上要与友人各奔一方。于是他写下了《送应氏二首》。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昭明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这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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