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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吴康宁 来源丨无索味 题图丨Midjourney “教育家”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称谓。说简单，是因为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个称谓无人不晓，不言自明。说复杂，是因为人们对“教育家”的理解见仁见智，并无准确界定，甚至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在广议众赞教育家、翘首以盼教育家的当下，我们需要认真端详、仔细分析、稳妥判断，不宜大而化之、回避要害、草草断言。在英语里，与“教育家”相当的词是educator，它还有“教师”、“教育理论家”、“教育管理者”等含义。 而在汉语中，“教育家”是单义词，是对一小部分教育工作者的尊称。有学者指出，早期的“教育家”是一个中性词，加上前后缀才带上感情色彩，才成为一种尊称。陶行知就曾用这种方式将“教育家”分类。他说：“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依我看来，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可以算是第一流人物。”这两种要素便是“创造精神”与“开辟精神”。然而，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赋予“教育家”以褒义色彩，使之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在笔者看来，不论是官方授予还是民间赋予，其门槛不宜过低，否则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唯一列有“教育家”词条的权威工具书是《教育大辞典》，定义是“在教育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这一界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教育家的工作对象，二是教育家的应有成就。
关于教育家的“工作对象”，《教育大辞典》给出了宽泛的范围，即“教育理论或实践”，即只要在其各自领域中是“杰出”的，便可称为“教育家”。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教育的确需要理论指导，但本质上它还是实践活动。事实上，迄今关于“教育”的任何一种定义，都是对“实践”的界定，而不是对“理论”的界定。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必须是亲身行动，对教育实践探索、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其出发点与归宿点、主要贡献与主要影响，都是指向教育实践的。“教育实践”究竟指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工作对象将教育实践分为三种，即“以教育系统为对象的教育行政、以学校为对象的学校管理，以及以学生为对象的学科教学、思想教育”，于是可将教育家分为“行政型教育家、管理型教育家和教学型教育家”。这一观点把校长包括在内，是很合理的。两者都在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教师对学生进行面对面指导自不待言，校长则通过规划、组织、听课、研讨、检查、评价、反思等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向、目标、内容、路径等进行把握与引导。何况，几乎所有校长自身也是教师，并没有脱离教学实践。不过，列出“行政型教育家”这一类型则并不合适。《辞海》将“教育行政”界定为“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由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认为“教育行政”本质是一种公共行政。这两个界定都指向非“教育性”。就算他们业务精通，也只能属于“教育行政家”。否则，“教育事业家”、“教育投资家”、“教育活动家”、“教育小说家”甚至“教育收藏家”都可以称教育家了。于是不难发现，“教育”与“家”有两种组合。一种是“XX教育家”，如以学段来区分的“学前教育家”、“小学教育家”、“初中教育家”、“高中教育家”、“大学教育家”和以领域来区分的“语文教育家”、“数学教育家”、“物理教育家”、“化学教育家”、“职业教育家”、“特殊教育家”等。一种则是“教育XX家”，如“教育行政家”、“教育事业家”、“教育投资家”。一个人有无可能既是“XX教育家”、又是“教育XX家”呢？或者倒过来也成立呢？当然可能，只要亲力亲为教育实践并有杰出成就即可。反之，哪怕在理论方面创见再多、贡献再大、影响再广，只要实践成就平平、未成一“家”，都不能称为“教育家”。很难想象一个人在书斋里皓首穷经，苦思冥想概念、命题、观点、思想、理论，而在实践方面无所建树甚至几乎不去现场的人，也可被称为教育家。事实上，人们将某人称为“教育家”时，只要不是逢场作戏，而是发自内心；只要不是随意夸赞，而是实事求是，那么其所看重的就应当是自己“心中的那杆秤”，其主要依据便是对方在教育实践上的创见及影响。正因如此，尽管康德对教育问题有深邃的洞见，但不会被称为教育家；尽管陶行知很少被称为“教育理论家”或“教育学家”，但他的地位及声望世所公认；杜威则因其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方面均有杰出成就，被视为“现代教育学创始人之一”，也被称为“教育家”。
关于教育家的“应有成就”，前述《教育大辞典》的界定十分明确，即“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这样的界定本是常识。然而，在几乎所有事项动辄用力过猛、许多概念动辄被泛化和滥用的如今，有必要讨论一下“成就”问题。即：教育家是否一定得是“杰出人物”？或者一定得是“杰出人物”才算教育家吗？第一，教育家可以说是站在塔尖，卓尔不凡、出类拔萃，成就杰出、自成一“家”。如果只是“优秀教师中的优秀教师”、“优秀校长中的优秀校长”，虽有一定的创见和影响，但并未达到“杰出”，离塔尖尚有较大距离，不足以同真正的教育家相提并论。第二，从“接受心理”来看，人们对于在那些尚未达到“杰出”程度者，虽说会授予各种称号，甚至“教育家型教师”或“教育家型校长”的美誉，却很少直接称其为“教育家”。换言之，在教育家“准入”上，大多数人是有一杆秤的，是“吝啬”的。可见，在授予“教育家”称号问题上，必须考虑人们的接受心理。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挂在嘴边的教育家，古代无非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朱熹、王守仁、黄宗羲......近现代无非马相伯、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胡适、梅贻琦、蒋梦麟、陶行知、黄炎培、陈鹤琴......而且有个普遍现象是，人们极少把“著名教育家”之外的其他人称为“教育家”，除了在悼词或追思文章中。这似乎有“严苛”之嫌，但也恰恰表明，绝大多数人有“一杆秤”。
只要以“卓尔不群、已成一'家’”为标准，以“教育实践人才”里翘楚中的翘楚、精华中的精华为尺度，只要以“塔尖”来衡量，以人们心中的那杆秤来掂量，可以想见，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教育家在整个教育实践人才队伍中都只会占有极小比例，只会是一个极小的人群。就想象教育家队伍的规模来讲，2018年9月17日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按照设定，“到2035年，师范生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要为“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奠定坚实基础”。耐人寻味的是，通篇未出现“教育家”这个词，而是用了“教育家型教师”的概念。为什么？第一，它聚焦的是“教师”培养，而不是“教育家”培养；第二，“XX教师”是可以培养的，而教育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评审”不出来的。成为教育家，不仅需要天赋，还需要制度与文化的土壤。如果说科学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冒”出来的话，那么教育家则是“长”出来的，是具有“教育家天赋”的人在好的制度与文化土壤中通过长期实践的滋养、锤炼甚至考验“生长”出来的。就此而论，任何层次的“XX教师”，哪怕是“教育家型教师”，在情怀与精神、知识与能力等综合境界上都不足以步入“教育家队伍”行列。这就注定了任何教师队伍建设的规划都无法预设“规模”。而在此规模上进一步推断所谓“教育家队伍”的规模就更不合适了。假如我们进一步推断会怎样呢？假如我们将“教育家”与“教育家型教师”的比例设为“1：10”，则教育家将数以千计。你一定很惊诧：“我们竟然有数以千计的教育家？怎么可能！”可见，对“教育家队伍规模”的任何预设都是不合理的，是荒谬的，也是徒劳的。我们尤其要审视“需要成千上万的教育家”这样的说法，因为在汉语中，“成千上万”一词是数不胜数的意思。然而，真正的教育家绝不可能数量众多，更不可能数不胜数。我们可以说“需要成千上万的优秀教师”，但“需要成千上万的教育家”则有罔顾可能、用力过猛之嫌。倘若真以“成千上万”这种数量级来认识、判断乃至推动教育家队伍的发展，那么笔者斗胆猜想，“教育家”的品质将不再让人感动、“教育家”的成就将不再让人钦佩、“教育家”的称谓将不再受人尊敬。这对整个教育的健康发展来讲绝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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