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法和军队是大秦驾控天下的两把利器，始皇并没有做相关的软性设计，而汉朝却在律法和军队之外，设计了宗法和文化两条纽带，所以汉朝的生命周期才会相对比较长。 秦朝末年，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燃起一把烈火之后，天下迅速就是烈火蔓延的节奏。说实话，和陈胜同一个层级的起义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起如此燎原之势，主要还是两拨势力对大泽乡起义的迎合： 六国贵族；秦国自身的官吏。 六国贵族就不用多说了，那是灭国亡家之仇，张良、项梁项羽叔侄、田儋兄弟等人早就在等这一刻。这拨人承担了灭秦的主力。 重要的是，秦国自身的官吏也加入了这场群雄逐鹿的游戏，典型案例就是：在陈胜起义之后，会稽郡守主动找项梁商议反秦之事；范阳县令被蒯通策反投降武臣之事。 看看会稽郡守说的话：“江西皆反，这是天亡大秦，咱们要先动手，不能将来受制于人。” 而范阳令投降也只是为了苟活性命于乱世。可见，迎合陈胜起义的秦国官吏可以分为两拨：有为了在乱世中发展的；有的仅仅是为了存活自身。 总之，没有想为大秦主动牺牲性命的人。 这就是以周文的战斗力为什么一下子就能打进关中的原因，因为地方上的秦国官吏都已经各自为政，而朝廷平叛也完全指望不上地方军队，只能让章邯临时组织骊山刑徒组建起一支军队，东出平叛。 就是刘邦能够西行入关也是因为秦国地方官吏的消极抵抗。 这也是大秦最精锐并和匈奴过过招的长城军团为什么会被项羽打败的原因，本质都是缺乏精神力量的引导。 至于秦国官吏的忠诚指数为什么那么低则是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本来就是以军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属于利益层面的鞭策，然后配合以严酷的刑罚，等于是一手拿着糖，一手拿着大棒。 这就导致，秦国官吏本来就对大秦没有什么认同感，双方之间的黏合力非常差。大秦强盛时，这种模式还可以勉力维持，大秦一旦出现乱局，这些人马上就会脱离大秦的体系。 等于说，大秦缺乏一套软性的东西从心理上聚集人心。 为什么王绾等人建议始皇在齐楚燕这样的边地分封藩王，一个是因为，大秦由于自身官吏不足对边地的控制力很弱，最重要的还是，大秦只是在疆域层面兼并了这些地方，并没有收附人心，包括秦国在当地任命的官吏。 之所以建议在边地分封藩王，就是以血缘来代替传统的官僚体制，只有血缘才能保证边地和朝廷的黏合力，才能保证在出现乱局时这些人能够站队朝廷。 只是始皇在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之前，直接就一刀切实行了全面郡县制，结果就导致了大秦的二世而亡。  图源/剧照 这种状况在楚汉之争中依然存在。项羽在失败之后只有他的封地鲁地的人和临江王共尉对项羽保持了绝对的忠诚，其他人早就积极加入了刘邦团队，其中包括项羽的叔父项伯。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楚国和秦国的灭亡都是因为没有绝对忠诚于其自身的力量。归根结底，还是始皇和项羽都没有设计出一套软性的东西来聚拢人心。始皇靠个人威势、律法和军队，项羽靠假仁假义的个人魅力和能够持续性创造成功的个人能力，这些手段都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根本不能经受变局的考验。 刘邦阵营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看看在楚汉相争中那些主动为刘邦牺牲的人，纪信、周苛，这些都是刘邦早年通过个人魅力吸引的忠实拥趸，与其说这些人是为汉王国的事业牺牲，倒不如说他们是为刘邦个人而死，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士遗风。 但这种依靠个人魅力聚拢人心的手段毕竟覆盖面有限，而且不能上升至对朝廷的忠诚，所以刘邦阵营还是存在和始皇、项羽一样的困局。 为什么韩王信可以投降项羽完了又毫无心理压力回到了刘邦阵营，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缺失，大家没有忠诚这个概念。 所以，刘邦在建立汉帝国之后就必然要打分封这张牌，一是因为形势的需要，主要还是在软性的价值体系设计出来之前维持地方和朝廷的黏合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 血缘。 这样看的话，异姓诸侯王就必然成为被剪灭的对象，而燕王臧涂的第一个叛乱也证明了朝廷和异姓诸侯王之间关系的脆弱。一是朝廷和异姓诸侯王的不可兼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宗法和血缘上和刘邦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根本没有忠诚的含量。 就连燕王卢绾这位和刘邦一起玩大的发小叛变起来都没有心理压力，更何况别人。 因此，刘邦至死都在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然后将异姓诸侯王调整为刘氏诸侯王。 为什么不直接将诸侯的土地收归朝廷所有，又是因为，帝国还有大量的功臣存在，这些人垄断了地方和朝廷的重要职位，和大秦的官吏一样，也谈不上对帝国的忠诚，缺乏一套价值体系的影响。 吕后对这层关系就看得很明白：“以前功臣和高帝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今刘氏坐了江山，功臣们肯定认为自己也有资格代替刘邦。” 吕后的执政之路走的是战战兢兢，汉惠帝刘盈驾崩时她连哭都不敢哭，生怕局面失控。  图源/剧照 所以，刘邦在世时大封刘氏诸侯，吕后执政时也是同时大封刘氏和吕氏诸侯，就是为了对付功臣派。 在诸吕之变后，刘邦的设计马上就起了作用，周勃和陈平等人因为忌惮地方上的刘氏诸侯而不得不立代王刘恒为皇帝，继续维护刘氏为帝为王的格局。 可见，宗法和血缘是刘邦解决价值观体系缺失的重要手段。 但这种设计注定是有保质期的，属于过渡阶段，因为随着刘氏诸侯王和朝廷之间血缘的不断稀释，其忠诚指数还是会降低，七国之乱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汉朝皇帝就必然要着手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 由于功臣群体和刘氏诸侯此时都已不成气候，对朝廷构不成大的威胁，所以汉武帝就可以同时打削藩和架空以世族为主体的外朝两张牌： 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进一步瓦解诸侯；以发展内朝的方式来架空外朝，集中皇权。 完了汉武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汉帝国意识形态的空白补了起来。为什么是儒家，就是因为儒家“忠君”的观念和帝国的需求不谋而合。 从汉武帝确立了儒家的地位之后，儒家的那套价值体系后来被历朝所继承，包括出身游牧民族的辽金元。金朝灭亡时，为什么会有大量士大夫为之殉葬，原因就在这里。 南宋的文天祥为什么誓死不投降元朝，原因也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价值观的作用是强于制度、律法等硬件设计的。 而西周的失误之处就在于过于迷信血缘的作用，秦始皇又在新的秩序没有建立之前完全放弃了宗法和血缘的牌，注定是会失败的。区别只是，周朝宗法的设计比始皇全面郡县的生命周期长而已。 但无论是周朝还是大秦，他们都属于探索者、试错者、踩坑者，只有他们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才能供后世所借鉴。 历史是层累的制造出来的。同理，历史经验也需要积累。 为什么清朝能够避免历朝所采过的坑，原因就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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