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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并包融游牧文化、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的时代，其文化心理自有特点，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重要地位在于：传统文化中重整体、轻视乃至泯灭个体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裂变,前、中期封建社会以“静”为核心的审美心理开始朝着动态的方向演化，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审美心理的主要格调，明清具有近世因素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文化心理实滥觞于元代。因此，研究元代文化心理，对于全面认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代文化心理的演进，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对13世纪中叶前后的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岁月。 宋末到元初至元（1264-1294年）前后，为 第一时期。从1211年成吉思汗进军华北，到1234年阔窝台灭金，1279年忽必烈灭掉南宋，原宋、金国土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元蒙贵族入侵中原之初提出的“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道碑》）的治理方略，曾使华北大片土地几乎沦为牧场。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视政策，加剧了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长达数十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堵塞了大批汉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使宋、金为之乐道的儒雅之风几乎断绝。“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剥削，种族的歧视与阶级的区分，几乎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礼法制度与精神文化。而固有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与价值判断，也因异族的不断接触、不断冲击，而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向来重实际经验、不重视幻想的固有理论观念被打破，维系人伦的儒家思想受到空前打击。”（耿湘阮《元杂剧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杨竹西小像》 元 王绎、倪瓒 与此同时，元蒙贵族不断地进行着向南海、西亚、欧洲、非洲的征伐战争。战争既是一种灾难，同时又是传播文明的一种途径。中国古老的文化、手工产品通过这一方式传播海外，欧、亚、非诸国的经济、文化也由此而传入中国，元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西互动”的又一个繁荣时期。“一方面因礼教不受重视，于是社会上有种种悖理、鄙陋的事发生，一方面则因摆脱了旧传统的束缚，思想界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之风气”（同上）。这些都强烈地震撼着我们这个民族经长期积淀后形成的固有的文化心态，使惯常的文化心理产生着从未有过的裂变。从元灭金到灭南宋这段时间出现的返儒心理、隐逸心理、愤世情绪以及崇尚阳刚的审美心理，正反映了元代初期一个时期中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 活跃在东平书院的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如杨奂、商挺、王磐等，“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办学校、兴礼乐、行科举，使“齐鲁儒风，为之一变”（《元史 . 宋子贞》）。以许衡、杨惟中、姚枢等人为首的燕京太极书院，在“权臣屡毁汉法”之时，以二程、周子之书教授子弟，“劝之以洒扫应对以析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善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虞集《送李扩序》》。不少文人士子在他们的著述和创作中宣泄着对那个时代的强烈不满，他们揭露“仕途尽看鼠为虎，若辈却教龙作鱼”（刘因《寿田处士》）的不合理现实，诅咒“这壁拦着贤路、那壁又挡着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马致远《荐福碑》）的黑暗时代。他们向那个民族统治的时代发出强烈控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关汉卿《窦娥冤》）。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沦落于社会下层，他们“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郝经《青楼集序》）。还有一些人抱着不与元廷合作的态度，走上隐逸之路。和过去时代相比，元蒙统治者对隐逸之士表现出少有的宽容，这使得元代的隐士们在民族统治下面，尚能保持自己那么一块“净土”，使自己的心灵在其间尽情地遨游。然而应当看到，那种“世间尘纲密，江上钓丝轻。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黄庚《鱼隐为周仲明赋》）的闲适，掩饰着的却是他们内心由于人生价值的失落而产生的巨大痛苦。 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因扩张而表现出空前的狂热，一方面是社会下层因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出少有的激愤，这使得元代初期几十年的审美心理具有崇尚阳刚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诗歌，“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郝隐《遗山先生墓铭》），这一阶段的散曲，“终带穹庐烟月”（邵复儒《蚁述词选 . 贺新郎序》）。而前期杂剧则以本色为主，多带北曲劲切雄丽的特点。“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粗豪”（顾嗣立《元诗选 . 三集》），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审美情趣的一种高度概括。 至元后期及元贞（1295-1297年）、大德（1297-1307年）年间，是元代文化心理演变的第二个时期。元灭南宋，南北混一，南北文化相互交汇。由于统一后的元蒙贵族需要守道有恒之士，因而南方由朱熹加以完善并发展的道学开始北上。但南宋末年的道学讲究词华，空谈心性，因而受到北方之学的抵制，而北方之学的过于凝滞之处，则受到南方朱陆合流思想的冲击。这种南北文化交流撞击的文化氛围，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心理呈现着过渡时期斑驳陆离的色彩。至元后期及元贞、大德年间文化心理的第一个特点是崇雅。雅者，“更唱迭和，以鸣太平之盛”（虞集《飞龙亭诗集序》），商挺、张九思、李谦、王恽等人的雪堂雅集，李庭宾、王继明诸人的遐观台唱和，王义山、胡希宣、李元明等人的西湖酬唱，戴表元、王润之、顾伯玉诸人的杭州张园宴咏，表明这一时期文人士子唱酬风气的盛行。而尤甚者，赵孟頫以“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顾嗣立《元诗选》甲集），袁桷以“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清容居士集》），成为开延风气之先的人物。国家统一海宇，“士俗醇美，一时鸿生硕儒，所为文皆雄深浑厚，而无靡丽之习。承平滋久，风流未坠”（《闲居丛稿》），正是这一时期崇雅之风的写照。
《天池石壁图》 元 黄公望 其次是求静，这是程朱理学持静、观物、适怀思想在文化心理上的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平淡自然美学趣味的追求，正是求静心态的表现形式。吴澄“自然而然之为贵”（吴澄《陈景和诗序》）的主张，丁叔才“清淡有悠然之兴”的诗格，卢疏斋的清新飘逸，“意尚清拔”（吴澄《丁叔才诗序》），杂剧中神仙道化思想的勃兴，散曲中广泛表现出的隐逸主题，代表了当时求静文化心理的主要倾向。 第三是尚己。南方朱陆合流思潮的北上，使其中追求一己之性的一面在北方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中进一步得到扩展。站在合会朱陆社会思潮顶峰的吴澄，被世人称为非朱子之学，乃陆子之学。他主张“辞由己出”，反对“识迹已然之迹，声同然之声”（吴澄《皮达观诗序》）。此时的胡祗遹以他的狂浪不羁，主张“自抒胸臆，无所依仿”、“无所雕饰”，被后人称为“作媟狎倡优之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尽管这种尚己之风在当时不甚显著，但它在元代文化心理发展过程中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延祐至天历（1314-1330年）之间，元代文化心理发展到一个重要时期。此时元统一天下已久，时际承平，南北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一致，世人之心亦趋于平淡。加之延祐开科，“贡举法行，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程朱理学被定为国是，“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欧阳玄《赵忠简公祠堂记》）。前人论及这一时期，大都推之为元之盛世。杨维桢云此时“上逾六朝而薄风雅”，“下顾大历与元佑”（杨维桢《王元斋集序》）。欧阳玄云“延祐以来，弥文日盛……而趋于雅正”（《罗舜美诗序》）。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亦云:“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雅正，正是这一时期文化心理的突出特征。“正”即正乎封建理学之礼义，雅则熔元贞、大德间儒雅、平淡之风于一炉。延祐四大家“寓意深远，托词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美刺婉曲而不露”（杨载《诗法家数 . 五言古诗》）的主张，正是上述二者的自然结合。只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心理在继承和延续元贞、大德间风流儒雅、词气高华、冲澹悠远的风气时，却抛弃了已出现的尚己倾向，泯灭了刚刚出现的那种张扬个性的精神。《四库全书总目》云: 元大德以后，亦如明宣德、正统以后，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虽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谓之盛时则不可。 虽是论文，但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时期文化心理较为公允的评价。 元末至正年间，是元代文化心理发展的 第四个时期。这是一个天崩地裂、剧烈动荡的时代，首先由于社会长期稳定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东南沿海商业经济空前繁荣，泉州、广州、上海等商业都市蜂拥而起。机户出资、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关系开始出现（徐一夔《织工对》），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经济。第二是自至正八年(1348年)以后，在南中国出现了农民起义军群雄割据的局面：朱元璋在浙东，陈友谅在江汉，张士诚在吴中，方国珍在庆元，明玉珍在四川。之后朱元璋统一群雄，挥师北上，逐元帝于漠北。前者的出现，使东南沿海文化呈现出一种追求物欲、金钱和精神享乐的市俗化、个性化倾向。东南部地区出现的奢侈之风，是这种市俗化倾向在社会上的普遍反映，表现于吴中诗人创作中的对于自我个性的张扬，把冲破封建理学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推向元代能够达到的高度，从而使元贞、大德间出现而在延时期又消失了的尚己之风得以延续和发展。 群雄割据、四海骚然的政治现实，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在重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观念，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社会巨变。吴中诗人以唱酬来宣泄心性，浙东诸儒借事功以建功立业，江右、闽中文人集团分别发扬光大陆子之学和朱子之学，他们各抒己见，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宋濂的“龙门子”、刘基的《郁离子》、孙大雅的“东家子”、叶子奇的《草木子》、杨维桢的《东维子》、倪云林的“云林子”、徐达左的“耕渔子”、王彝的“妫子”，均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个人的心灵和抱负，充分表现出元末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时代心理。 {元代的文化心理具有哪些特征呢？}
《夏山高隐图》轴 元 王蒙 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开放性。任何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都不过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当元蒙贵族的铁骑在欧、亚、非广大领土上狂奔之时，当中国的陶瓷、丝绸，外国的香料、宝石、象牙等在东西交通的路线上来回穿梭之时，当中国南北海运、漕运畅通，从而大大缩短了南北交往的路程和时间之时，中国人的视野大大扩展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惯熟了的“内省”式的封闭性思维方式中，开始滋生出开放性的因素，这一点恐怕是人人都不会否认的。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元代重新勃发并赋予那个时代特色的对于人的价值、尊严亦即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上述开放性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由于天道运行、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念的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从天人一体去考虑问题的整体性思维，个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被纳入到这一整体中去考虑。而且愈到后来，个人生存的意义越来越被泯灭。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没有重视个人价值的成分存在、没有重视个人生命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乘桴浮于海”及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述中，在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中，在百家争鸣的先秦乃至接纳万邦的盛唐帝国，人文主义精神都曾熠熠生辉。但人类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是一个非线性的、不断发生裂变、迁跃的过程，它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变化中又蓄涵着较多的历史遗存。其中有些部分，往往彼消此长，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趋势。宋代理学的出现，使传统思维方式中重个人价值的部分被扼制到最低限度。宋代一些著名的文人如苏轼身上表现出来的旷达，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氛围中的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从理学内部对此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调整，并很快形成了南宋后期调和朱陆的局面。但南宋并不具备个人意识勃兴的客观条件，因此，表现在思维方式中的上述开放性因素并未得以发展。元灭南宋之后，南学北上，那种重视个人价值的思想才在北方相对宽松的学术气氛中找到滋长的土壤，它在元贞、大德间初露头角，到元末时形成不可遏止之势。尽管它在很大成分上是以个人官能欲望的满足为表现形态，但它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扬弃以及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元代文化心理的 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心理结构上的宽容性。心理上的宽容和思维上的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元代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实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心理结构上的宽容不无关系。当元蒙贵族刚刚进入中原的时候，中原的一批汉族知识分子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夏夷之防”观念的禁锢，以“以夏变夷”的态度去对待突如其来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当时人们所持的那种“中夏夷狄之名，不藉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何士庚《河内祠堂记》）、“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郝经《与两淮制置使书》）的看法，表现出对不同民族文化少有的宽容。在元蒙贵族统治中国的近百年时间里，在政治上采取的是黑暗的民族统治政策，但在思想文化的统治上面则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在固守着自己的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排斥。元初的统治者听从耶律楚材、许衡的建议，开始施行汉法，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广泛传播。尽管他们的做法屡屡遭到元蒙贵族内部一部分人的反对，但在延祐年间，理学还是取得“国是”的地位而成为有元一代主要的统治思想。 这是理学自宋代产生以来，第一次上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他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元代均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元代道教、佛教颇盛，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都信佛信道，特别是元代中后期，佛、道二教活动盛极一时，道观林立，佛僧无算。由于色目人在元代的特殊地位，伊斯兰教在元代广为传播。从唐武宗以来一直受到排斥的景教，在元代再度复兴，并随着元朝与罗马教庭的往来，改为天主教，大德年间在中国建立起第一座天主教堂。这些不同教派与思想的共存，推动了元代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上述这些，若没有元代那种宽容的社会心理，恐怕是不可能的。
《墨竹图》 元 吴镇 审美心理上趋动性因素的出现，是元代文化心理的第三个特点。元代以前，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审美心理，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等凝固的人伦观念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发情止义，含蓄蕴藉，温柔敦厚，中和之美，成为这种审美观的基本特征。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其“静观”、“自得”的哲学思辨，使得传统的审美心理愈来愈朝着静态美、和谐美的方向发展。不可否认，传统审美心理中也曾出现与上述不甚一致的审美追求，不少人也曾提倡和追求主体审美创造上的畅神自由，但那种畅神自由充其量不过是其内心的畅游和平静，因而它实质上和传统的静态美、和谐美的追求十分接近。而元代的审美心理，却打破了传统审美心理的格局，在审美内涵、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呈现出趋动的发展态势。元代文学中对“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社会的无情批判，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中吕 . 山坡羊 . 潼关怀古》）的封建社会本质的揭露，乃至对封建帝王的揶揄和嘲弄，其批判性达到了前此文学中从未有过的高度。元代文人在作品中一览无余地披露他们“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木尊满泛金瓯”（关汉卿《南吕 . 一枝花 . 不伏老》）的浪子生活，展示他们“衣不异，粮不休，男女欲不绝，黄白术不修”（杨维桢《大人词》）的理想追求，他们在物欲追求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直率和大胆，足以使他们以前的文人们瞠目结舌。元代文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审美形态，如戏剧有本色、文采之分，散曲有尖新、直率之誉，诗文有宗汉唐、宗魏晋之别，元画有赵孟頫的儒雅与从容，也有元末四大家的枯淡与豪迈。音乐分南曲、北曲，前者婉转舒缓，后者雄浑短促。元代建筑既继唐宋之制度，又熔游牧部族、西夏、阿拉伯、波斯和欧式的风格于一炉。元代审美方式也呈多样化的特点，仅文学而言，除传统的诗、文、词之外，戏剧、散曲等通俗文学得到繁荣发展，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登上文学的殿堂，成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主流。文学审美内涵中批判性、主体性成分的加重，审美形态的多样化和审美方式的多元化，无不体现着元代审美心理由静到动的发展走向。 {对于元代的文化心理，应当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首先，元代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心理向后期的重大转变，明、清两代文化心理中有许多成分是来自于元代文化心理的影响。元代朱陆合流的思想开了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先河，并最终引起明代中后期反理学社会思潮的出现，其尊重个体意识的个性化精神，开启了明代中后期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浪漫主义思潮和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成为明清启蒙思想的重要标志。
元 赵孟頫《王羲之轶事帖》 在明代中期开始复苏，到明代中后期发展到高峰，并在清代中叶重新振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曾经把中国推向和西方文艺复兴双峰并峙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元代文化心理中开放性思维的延伸。元代审美心理中的趋动性因素，到明、清两代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及汤显祖的“情至说”，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要怒、要激、要愤的审美思想，乃至清代袁枚、黄景仁等人“提笔先须写性情”（袁枚《答曾南村论诗》）的诗歌精神，明清小说中对具有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的歌颂，一脉相承地呈现着一种起跃跳荡的审美格调，与传统的温醇柔静的审美心理大相径庭。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云:“古今之变，至秦一尽，至元又一尽。”可以说道出了元代文化心理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元代文化心理是明清启蒙思想的滥觞，这一点，就是今天也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元代的文化心理毕竟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其对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统治的黑暗为原因的。 元代审美方式多元化局面的出现，特别是杂剧、散曲等通俗文学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仍是文士在民族统治之下走投无路所致，这些都无疑使元代的文化心理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的色彩。元代文化心理中尊重个性的精神，与近代中国出现的民主启蒙也不可同日而语，其中过多地重视物欲、色欲的地方，并不为我们今天所取，它在发展过程中还不时地伴随着传统观念中扼制人性的那部分思想的影响。元贞、大德间出现的重主体意识的思想，到延祐时几乎荡然无存，就是元代后期吴派士子在高扬个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与他们的行为并不协调的发情止义的伦理教条。可见，元代文化心理中的个性化精神，只不过是传统文化心理内部的一种调整，因此，过高地估计元代文化心理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恰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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