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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地方政府特殊的竞争行为和政绩考核机制使环境成为“逐底竞争”的牺牲品，跨境河流极易形成污染的行政“边界效应”。本文基于2004—2013年9大水系重点监测断面周数据，运用OLS法考察了行政边界对河流污染程度的影响；利用双重差分检验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减排政策对“边界效应”的改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OLS还是最邻近匹配都证实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边界效应”，发现边界监测点的污染水平比非边界监测点的污染水平分别高出16％（净pH值）、105.02％（化学需氧量）和90.02％（氨氮）。五年规划的节能减排政策确实有利于缓解严重的“边界效应”，但仅限于纳入考核指标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研究对于逐步弱化经济考核、规范地方考核办法、鼓励区域间环境合作治理以及出台合理的生态补偿方案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边界效应；河流污染；最邻近匹配；双重差分；重点监测断面 一、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和假设 （1）水环境监测制度
（2）地方政府竞争
根据上述背景（1）和（2），作者推出其研究假设2：行政区域边界的河流污染显著高于行政区域内部的河流污染。 （3）晋升锦标赛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年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其中水污染的指标之一COD被列人约束性指标中），“十二五”规则继续沿用这些政策，并添加了部分考核指标，把COD和NH3-N一同纳入政策指标中，以辖区水质断面的这两种指标值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标准。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指标对地方政府的传统发展思路可能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根据上述背景（3），作者推出其研究假设2：五年规划污染排放约束性指标的设立能够改善跨境河流污染的“边界效应”。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作者从环境保护部收集了2004—2013年国控9大水系0监测站点的水污染自动监测周频次数据。主要水系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共监测8项指标，包括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电导率、浊度、水温及高锰酸盐指数，但环境保护部公开的数据只有前4项，本文以此4项污染指标为依据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早期监测站点少，一些内陆河流及主要湖泊没有纳人监测范围，且湖泊多位于省界以内，布置的监测点较少，数据缺失严重，故本研究将其排除在外。根据国控监测站点的管理制度，这些站点的日常管理和水环境数据采集、汇总、发布等都是由环境保护部负责的，监测站点所在行政区环保部门只是有义务协助站点的管理，可见站点是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保证了数据采集和发布的独立性和数据质量。由于每年监测站点的数量差异，同时可能由于监测站点设备故障和河流季节性断流等原因，造成了数据在时间和站点上的缺失；另外，周报数据也存在一些写入的错误，本文尽可能地根据各监测子站的数据进行了核对和校正。最后形成了关于4个水质指标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数据基本概况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2）变量定义和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背景中介绍了监测点是否设定于省界上，是政府为了监测水质、解决跨境水污染事故纠纷等做出的有选择性的行为，且监测点一且设立不会根据时间的变化或所在行政区发展模式（影响水质变化）的改变而取消，这就保证了监测数据的独立性。作者认为，如果不存在“边界效应”，监测点位于省界和省内产生的效果可能都是相同的。但是，式（1）的估计使用传统的OLS法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缺失数据，即一个监测点一旦位于省界上，它就不可能再位于其他地方，这一问题会导致OLS估计产生偏差。接下来本文使用匹配法进一步检验河流污染的“边界效应”。由于本文的协变量Z较少，且样本容量大，因此采用最邻近匹配法（NMM）对核心解释变量bound进行匹配。 四、实证结果 （1）“边界效应”
表2展示了pH、DO、COD和Nh3-N四项污染指标变量与边界变量及相关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结果。回归分四步进行，首先对4项指标和边界变量bound进行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除ＤＯ外，其他3项污染指标的回归结果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边界观测值的污染水平明显高于非边界观测值。 作者随后的回归依次加人了河流长度、工业化水平、人均收入、省长年龄和专业、排污费、年度效应、季节效应、支流干流以及南北方河流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并没有影响其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和方向，回归结果初步证明了假设1，即存在一定程度的“边界效应＂（虽然DO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太稳定，但可以看出其存在积极的“边界效应”）。COD逐年下降，这与这一时期明确的节能减排政策约束有直接的关系，本文会在下文专门讨论政策对“边界效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用来控制官员晋升压力的省长年龄确实表现出非常显著的效应，即越年轻的官员越容易关注增长的绩效而忽视水环境污染问题。官员的专业背景回归符号与预期相符，即文科背景的官员更倾向于控制水污染问题（虽然仅有COD表现出一定的显著度）。环境规制强度也表现出与监测点浓度相反的效果，与预期相一致，即所在地区环境规制越强，对“边界效应”所起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2）环境规制对“边界效应”的作用
表5报告了4种水质指标双重差分检验结果。从中，至少能够得到两种基本的判断：一是pH值、DO和Nh3-N指标并没有得到本文预期的改善迹象，特别是ＮｐＨ值和ＮＨ3－Ｎ指标反而呈现更为恶化的趋势，即“十一五”及“十二五”规划前三年ＮｐＨ值和ＮＨ3－Ｎ指标的“边界效应”比2006年前增长了0．051ｍｇ／1和0．331ｍｇ／ｌ，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二是ＣＯＤ浓度表现出与预期相一致的改善势头，“边界效应”下降非常明显，下降约为5．909ｍｇ／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一个有力的解释是，“十一五”期间仅把ＣＯＤ纳人水环境的约束性指标中，其他水质指标仅为非强制性完成指标。各地方政府为了力争完成ＣＯＤ的削减目标和节能减排的任务，会综合运用各种经济、行政等手段，这也使得只有ＣＯＤ的估计结果呈现“边界效应”的改善，而其他水质指标则相反或表现不明显，从而验证了假设2。 (3)稳健性检验
表7结果显示了南北方河流、干流和支流对“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所引起的“边界效应”的不同反应。可以发现，南北方河流与干支流对政策的反应在pH、DO和NH3-N三项指标上均有所不同，甚至表现相反，减排政策对其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边界效应”改善趋势。但“十一五”减排方案却对COD的“边界效应”表现出十分一致的改善趋势，即不论其是南方还是北方河流，干流还是支流均呈现明显的“边界效应”的下降和改善势头，这和节能减排目标把COD纳人考核指标有直接的关联；其中北方河流比南方河流改善更为明显，说明北方河流“边界效应”更为严重的同时，治理效果也更为突出。与此相类似的是，支流的“边界效应”改善效果也好于干流。COD“边界效应”的政策效果与表5的结论完全一致，即纳人地方考核的水质指标的“边界效应”确实由于政府环境政策的冲击而大为改善，相反，那些未能纳人约束性目标的考核指标的“边界效应”表现差异较大，甚至相反。 表7最后一行是ＮＨ3－Ｎ以“十二五”规划为政策执行年的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干流支流，还是南方北方河流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边界效应＂的减缓趋势，这与“十一五”的政策结果大为不同，也与整体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表6）；同时，北方河流、支流的“边界效应”改善程度明显大于南方河流和干流。综上可知，只有纳入环境政策目标考核的约束性减排指标才会由于政策效应表现出明显的“边界效应”的改善趋势，而没有纳入考核体系的指标则表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 五、结论 本文以中国地方特有的区域竞争格局为背景，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背景的介绍，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假设：跨境河流行政边界上的污染程度要高于行政区域内部；节能减排政策有利于缓解严重的“边界效应”。以2004—2013年9大水系国控监测断面周数据为依据，对4类水质指标利用OLS纳入河流自然地理因素、地区工业化程度、地区人均收人、官员晋升压力、环境规制强度及时间季节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五年规划节能减排政策对“边界效应”的作用，并给出了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含义。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除DO外，其他指标检验结果都显著。边界点的ＮｐＨ值比非边界点高出0.11，COD指标存在4.12mg/L的“边界效应”，ＮＨ3－Ｎ则存在0．66mg／L的“边界效应”。得出的结论与OLS方法一致：中国确实存在明显的跨境河流污染的“边界效应”。 （2）进一步检验发现，较强的“边界效应”依然突出，但COD和NH3-N有缓解的趋势。无论是南北方河流还是干流与支流都发现有明显的行政边界污染问题，不过，北方河流和支流污染的“边界效应”比南方河流和干流更为严重。 （3）检验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政策对河流污染“边界效应”的影响，发现只有纳入考核目标的COD的“边界效应”下降最为突出，改善了约5.99mg／L；“十二五”规划纳人NH3-N后其“边界效应”比“十二五”规划前戏剧性地缓解了0.356mg／L。 （4）稳健性检验同样发现只有COD和NH3-N在南北方河流和干支流都存在“边界效应”的显著缓解，且支流与北方河流的缓解程度显著高于干流和南方河流。此外，研究还发现，政策对“边界效应”的缓解还存在明显的“前松后紧”的政策执行进度“烙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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