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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翔:书法的未来必然是碑帖结合

 一介书生五十后 2024-04-17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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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翔先生访谈

问:在书法界,每个书家的学书经历都不尽相同,那您是怎样走上书法艺术道路的?

孙伯翔:我的一生从幼小就喜欢书法,一直就没想成为什么家,只是酷爱而已。起步时练习的是唐楷,30岁以后学的魏碑。开始时临写《张猛龙碑》,随后临写著名的墓志,接着转向龙门方笔,再由龙门转向圆笔的云峰石刻,这是我写魏碑的全过程。你要说吧,这条路确实是够漫长的。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其实就是喜欢它,朝临暮写,这么多年总算写到现在这个样子,也没算怎么令人满意,我自己仍然感到不足。

问:您在书法艺术上成功地实践了李可染先生的名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请您谈一谈魏碑艺术的特点与学习方法?

孙伯翔:魏碑艺术的特点,康有为概括得非常精当,那就是它的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学习书法还得应该说是酷爱,没有酷爱就没有勤奋。所谓的天才,与勤奋有直接的关系。你好比说,写一种字体,起码要把它写进去。怎么叫写进去呢,就是要做到形神兼备。古人说得好:“察之尚精,拟之贵似”。拟之贵似才能遗貌取神。我总是这么想,如果你开始就遗貌取神,它的微妙变化你就取不到,它的神你也就取不了。学习这东西就像是打井一样,你一打就得把它打出水来为止,不要打了几天打不出来就放弃了,再去另打一眼,最后一点水你都打不到,一口井也得不到。


问:众所周知,您在书法创作形式上最擅长书写大字对联,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以及对笔墨工具的选择?

孙伯翔:写对联时有些人叠格,我写对联基本上不叠格,叠格对我来说有局限性,影响自由发挥。书写大字对联要求气势整体贯穿,字形变化吻合。落笔的时候,第一个字作为未知数,然后一字排开,上下首尾相环相顾。写下联也是这样。整幅对联要求做到比较呼应,比较和谐,比较稳妥。毛笔原来我讲的是使羊毫,特别是在临书的时候。现在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改变了单一的做法,兼毫也用,但是很少用狼毫。笔毫既要有刚健劲挺的效果,又得有血肉丰美的效果,所以现在基本上是用兼毫笔。墨,一般现在都是用墨汁,一得阁、曹素功、天津墨汁都可用。纸,我喜欢用生宣,写时手感生涩,线条易出干湿浓淡的变化,效果往往比较理想。蜡笺纸写时比较光滑,一般都用浓墨,但它特别醒目,很有一种富丽的感觉。不同的纸质有助于表现书法的不同风格与味道。

问:一个人的书法创作它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应该把它放到书法史中去看。您常把自己的作品与历代的大家之作比较吗?

孙伯翔:现在我写作品,说句斗胆的话,就是想和古人比肩。可实际上也比不了肩,最好是能够接近些,就不错了。把作品与古人相比就是比它的神韵,比它的方雄,比它的浑穆,比它的和谐性。在比较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弥补它,目标就是与古人比肩。这话说得大了一点儿。


问:您在《学书随感录》中谈到“将来书坛,书风之变很可能是在碑帖结合上”,您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孙伯翔:我觉得这也是历史长河的演变。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我曾写过一副对联:“品酒醇醨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碑帖结合的想法就是这么来的。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

问:您在《学书自白》中说过“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生资第一,性情为上,写天写地写中华民族”。您能说得具体些吗?

孙伯翔:做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有天赋,也就是说你有多大的根,将来才能开多大的花,结多大的果,所以说生资第一。写字一般很讲究功夫,要求功夫好。可艺术这东西实际上是以性情为主,那性情又由何而来,除去天资,是要靠常年的积累,临摹古人的东西,把古人的东西取到手,才可以变成性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是要写中国的字,要写出它的气魄。写天写地,实际上就是写自己的大好河山,大好自然,得天地精神。写中华民族,就是要写中华民族的正气,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与文化蕴涵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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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的全国书展中,“跟风”现象非常严重,“王铎风”、“楚简风”之后,又上演了“二王风”。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展览体”,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孙伯翔:我想一个书法家或者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不要跟着展览的风向去迎合这个展览。展览中什么是大多数就追什么,这是错误的。搞艺术需要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不要管他展览是什么样,你就写你自己追求的东西。为展览而写实际上是为了功利,为艺术而写是为传达自己的心性。现在好些人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展览而展览。

问:历史上的大书家都是重创造,重个性的,从而在书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页。可现在的许多获奖书家,作品盖上名字甚至不知为何人所写,您对此有何看法?

孙伯翔:你说得很对,如果作品盖上了名字都是一样的,那它注定是无意义的。我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书法中追求一种形式,一种表面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尽管技巧娴熟,但缺少真性情与大气象,含金量比较少。对于含金量,你比如说吴昌硕的字,越看越立体,线条有深厚度,底蕴深,看了他的大篆就像欣赏青铜器一般,有那么重的分量,有苍古沉雄之美。现在有很多的作者把字都写得比较光洁,比较规整,比较灵巧,比较漂亮,很俏,小巧雕饰有余,大美内美不足,缺少洪钟大吕的气象。艺术上向来都以境界高,气象大,内涵深为贵,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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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您对全国的青年书法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说几句话?

孙伯翔:现在写字的人特别多,这也是我们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书法在中华这块沃土上,永远在繁衍,在生息,在升华。现在的社会与以前不同了,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的人写字不是为了名也没人去宣传他,更谈不上利,没有地方可去换钱。当前可就不一样了,确有一些名利在里头。当个什么长,哪个官,哪个主席,这对青年人来说诱惑力非常大。现在的青年人都特别聪明,我希望他们不要在名利上多注意,而要在承接上多下功夫,把字写好,把字写牢。艺术是性情第一,功夫第二,可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首先要讲求功力,然后再讲求性情,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希望小青年们不要为了多挣些钱,去表现自己,或者夸大自己,吹嘘自己。现在的整个艺术界存在着很严重的炒作风气,就像吹肥皂泡一样,越吹越大,最后终将破裂。书法实际上是一种寂寞之道。过去的人是因为酷爱才去写字,然后有了名,也得到了一些利。可现在的一些青年人是直接为了名利才写字,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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