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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初，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被委任 为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员。 此时，新四军编组虽大体确定，但经费困难，枪械缺乏， 叶挺在武汉继续进行上层活动，于1月15日飞赴香港，筹款 购买武器，因而领导部队编组和集中等项工作， 自然主要落 在项英身上 1月4日晚10时，项英和张云逸、曾山、周子昆一起，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武汉乘江裕号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 于5日上午9时抵达九江。当晚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2时 到达南昌车站，7时驻进书院街高升巷新兴公馆。 就在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南昌的当天晚上，从福建、广 东、赣南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项英在当时 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热情地接待各地的战友，听汇报，谈 问题。 1月10日下午，顾玉良陪同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 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叶飞等到达军部。这是顾玉良又一次奉博古、叶 剑英之命去执行的联络任务。 项英对黄道、叶飞等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顾玉良出色 地完成联络任务，甚表称赞。项英见他们旅途疲劳，就安排 他们先休息，而后再谈工作。 后来，顾玉良1984年在《一张照片的由来》的回忆文章 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一行八、九人，赶到军部是下午三、四点 钟。见了项英、陈毅、张云逸和曾山同志等， 因一 夜未睡，又是天色已晚，项英同志让大家早点休息， 一切待明天再谈，并让司务工作的同志招待吃饭和 休息场所。 由于军部才宣布成立，设备极为简单，多 来了几个容人，床铺、被褥都不易解决，经司务工 作同志努力，勉强解决了黄道、叶飞同志等的卧具。 因此，项英同志叫我同他睡在一个大铺上，他看我 盖的被子太薄，又给我一条军毯盖上。 第二天，项英分别找黄道和叶飞同志谈了话，我亦向他报告了从11月初接受博古、叶参谋长交给我的任务和要求后，从南京出发到现在的工作情况，并根据他的指示向军部会计报销了“八办” 所领的预支经费和应退余额。 …… 从顾玉良的回忆看出，项英当时工作是十分繁忙，对下面同志十分关心，反映出他那种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和密切 联系群众的作风。 第二天，项英在听取黄道、叶飞的汇报后，传达了党中 央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关怀与改编为新四军的决策，介绍 了关于部队集中改编的安排，同他们研究了其所属部队编组 和集中事宜。 1月14日，项英向长江局和中央报告：黄道、叶飞已到 南昌，拟将黄、叶两部合编为三支队。项英还提议，黄道担 任东南分局委员，以加强领导。这一建议，迅即得到批准。 1月16日，按照东南分局的安排和部署，项英和曾山动 身去湘赣边游击区 。他对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指战员表 示慰问，对他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示钦佩，向他们传达 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的 指示，动员部队迅速集中下山，并同中央湘赣省委书记谭余 保和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等研究哪些 人集中、哪些人留下，确定由段焕竞、刘培善率湘赣红军游 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留下一部分由谭余保领导坚 持斗争。 项英在湘赣边游击区期间，谭余保除汇报工作情况外，还 对他们不久前怀疑陈毅是“叛徒”、不是“党代表”，致使陈 毅受到委屈，并险遭杀害一事，进行检讨。项英指出：在斗 争复杂的情况下，你们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是对的；陈毅 确是作为中央分局代表来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的，搞不清楚 时慎重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党中央的指 示精神，接受经验教训，适应战略转变的形势。 1月下旬，项英和曾山等一行到达大余县池江，回到他领 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同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会面。 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项英和中共赣粤边特委作 了研究，确定集中主力编为一个营，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这 支队伍随后于2月15日从池江出发，开赴皖南集中。 项英在赣粤边游击区期间，同特委研究了留下坚持斗争 的骨干。包括：杨尚奎仍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刘新潮任 信丰县委书记，主要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做好统一战线 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保护游击区人民的既得利益； 2月12日，项英和曾山从赣南回到南昌。在这前一天，叶 挺军长从武汉到达军部。 当天晚上，军机关为欢迎叶军长和项副军长举行军人大 会。由于张云逸参谋长下去集中部队未归，会议由周子昆副 参谋长主持。他对为新四军的组建而奔波的叶军长、项副军 长胜利归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 鉴于部队集中后的驻地及增加经费等问题急待解决， 叶挺决定由他率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一 起去皖南屯溪，找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 2月14日，项英在陈毅、李一氓动身前，关照他们去皖 南时，要很好地察看一下岩寺一带地形，了解当地民情，并 同在三战区两个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多了解一些情况，为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地区的集结作准备 到3月中旬止，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均已获得任命。除叶 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上是政治委员） 外，张云逸 任军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3月18日，毛泽东在任命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致 项英的电报中，还特别说明：“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这 看出，毛泽东对袁国平的评价很高，是很可以信赖的。 其实，项英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了解袁国平，知道他是 湖南籍的一位老同志，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担任过师党代表、军 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 副主任等职，有丰富的政治工作阅历和领导经验，因而对他 来新四军工作是很高兴的。 在此以前，项英曾建议中央，让军分会副书记陈毅担任 军政治部主任或参谋长，中央亦曾有此考虑，后来由于一支 队要深入敌后，担负独立的、重要的任务，需要有政治上强、 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人来领导，故最后还是确定将陈毅 留在一支队任司令员。 各地红军和游击队在集中时，遵照党中央关于保持战略 支点的精神，都留下少数武装或骨干、武器， 以便就地坚持 斗争，保护红军和游击队的家属。在那十年以后，到解放战 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 （司令员刘永生、政 治委员曾镜冰）、闽浙赣边纵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魏金水） 等游击武装，都是在当时为保留南方战略支点而留下坚持斗 争的骨干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但是，当时也有少数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接受党的教育， 不愿停止土地革命，拒不下山改编。原活动在赣东北弋阳县 磨盘山地区的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拒不下山，而且还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加以杀害。 原 活动在赣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 也拒绝下山，并且杀害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 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 这两支拒绝下山的游 击队，后来均被国民党军消灭。项英后来得知上述情况后， 对这两支革命武装的损失，甚为惋惜；对少数领导人不接受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导致部队损失，十分气愤。同时，他从 这两支游击队拒绝集中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首先应实行 战略思想转变的极端重要性。 新四军的编组，原定编为四个支队八个团。根据部队集 中的实际情况，编为四个支队十个团，共一万零三百余人，六 千二百余支枪。 项英感到，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队编成的， 就是红二十八军也属游击队性质，装备差，游击习气浓厚，这 是和由原红军正规部队编成的八路军所不同的，然而，这支 人数不多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 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因 而他又相信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任务。 散布在南方八省的红色健儿，分为三部 分： 一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的； 二是以原红七军团 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留下的种子； 三是红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新四军的编组已经完成，军部“1937年底， 即先在汉口成立，到1938年1月移到南昌”，部队分为四个 支队，业已在江西、江北集中完毕；在点验和稍事整顿后，已 开赴敌后，打击日伪军。 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原来进行 的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转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是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实现的一个重大成果。它对于 开展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项英看到这些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经过浴血 奋战、千锤百炼的指战员，将很快开赴抗日前线，感到莫大 的鼓舞和安慰。 对项英在新四军编组过程中的作用，陈毅给予充分肯定。 他在1940年10月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 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 以后跟叶军长 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向敌后挺进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以一部沿 长江向皖南进犯，芜湖、当涂等城镇及沿江地区很快陷于敌手。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军仓皇撤 退，汉奸应运而生，土匪到处敲榨勒索。广大人民群众陷于 国破家亡的痛若境地，迫切地要求真正抗日的武装早日到 来。 按照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第一、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分别 于4月初进到安徽歙县岩寺地区和舒城、庐江地区集结, 第 二支队由于路途太远，稍后于4月18日到达岩寺。 新四军到达岩寺一带集中、整编后，国民党当局要求上 报花名册，接受“点验”，然后才能发给军饷和军需物资，才 能允许开赴抗日前线。第三战区派其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率领 一批军官前往岩寺负责“点验”。这些官员声称：以现有员额 定编，今后如超编扩编，将以“破坏国民政府领导，违背抗 日纪律“论处。 项英面对“点验” 这个棘手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 这 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显示威风，对付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是 想通过点验来卡新四军的编制员额，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八路军在华北以开赴抗日前线为名，拒不接受“点验” 可以 办得到，但新四军在皖南不接受“点验” 就办不到；如果矛 盾扩大，就会影响到军饷和物资发放，推迟向敌后出动的时 间； 为了顾全大局，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机，只能按有理 有利有节的原则设法对付。于是，他和叶军长、军分会成员 商量，大家同意他的分析，研究确定：在表面上热情欢迎，在 生活上款待好，并请叶军长着重陪同罗卓英，因他俩都是中将军衔，既是广东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称得上是 “将对将”；同时，由项英作为新四军参加“点验”的代表，领 导军直和各支队进行应付。 项英对应付“点验” 作了周密安排，要求各单位把花名 册编造好，人数不足的可以临时调集拼凑，负责陪同 “点 验” 的干部对现场出现的情况要灵活处置。二支队参谋长罗 忠毅就从宣传队抽调杨明等十多人专门负责造花名册的工 作，每个连按一百二十人左右造名册。 在“点验”时临时拼 凑，用乙部临时补充甲部，用丙部临时补充乙部，又用甲部 临时补充丙部， 以凑足名册上的员额。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使“点验” 的官员在现场找不出多大破绽。 “点验” 结束后，罗卓英提出：新四军的士兵瘦弱的多， 缺乏训练，装备差，人多枪少，应对现有编制再加压缩。叶 挺和项英研究后，答复罗卓英：人员体质，通过调理可以增 强；缺乏训练，可以补课；武器不好是事实，早已报请军委 会和战区顾长官解决，希望罗副长官回去后多帮助美言几句；至于人数，可以按“点验” 的要求再作调整。 本来，项英和叶挺原定要在内部作一次调整的，现趁势 立即调整，将“超编” 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充实到基层，一部 分调到军机关 （各支队宣传队先到军部服务团集中，后又返 回各支队），一部分干部集中培训。鉴于军教导队培训骨干的任务重，立即改为军教导营。该营第一期学员，于4月23日 举行开学典礼。 这样，项英和叶挺一起，把“点验” 的事敷衍了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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