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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明最后的抵抗 1941年9月，在第一次“九月会议”上，博古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自己不了解中国实际，执行了教条主义路线。其他同志也作了深刻反思，党的领导层基本取得了一致认识。但王明不认错，他就两个理由：一是他听第三国际指示的。二是事情全是博古和张闻天干的。 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三个人多次找王明交谈沟通，希望帮他提高思想认识。 10月3日谈话时，王明开始反击，他攻击中央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他指责《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他重申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我们同蒋介石妥协。 10月4日，作了充分准备的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他的上述观点。 绝大多数同志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已经成长起来，这些陈词滥调已经不可能再有蛊惑力了。 大家纷纷批评王明。 主席最后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 主席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将自己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 正在这时，第三国际来了一封电报。原来苏联得知日军在中国东部集结。苏联为了防止同时与德、日两边作战，要求八路军在华北主动对日军发起进攻，吸引日军注意力。  但延安这时吃饭都困难，中央正视事实，如实答复：“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塌、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 第三国际一看我们竟然打折扣，非常生气，季米特洛夫发来了强烈的质问电报，电报罕见地一连问了15个问题。 这时的王明，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王明开始到处走动，四处散播消息。他开始筹划对主席发起进攻。 10月7日晚，主席、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商量如何给季米特洛夫回电，结果王明对主席提出一连串质疑。 10月8日，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发表长篇大论指责主席，然后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国际的电报，让王明一下子找回了曾经的底气。 王明表了一个决心：要与中央争论到底，要到第三国际找斯大林去打官司。 但这次，王明错得很厉害！ 凯丰指责王明不对。 博古烦不了了，直接将自己与王明过去的约定全盘托了出来，明确说自己错误根子在王明那。 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和任弼时，将苏联人评价王明的话都说了出来，比如“缺乏工作经验”、“有些滑头的样子”。 王明懵了！真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王明开始请病假，不再出席政治局会议。 10月13日，主席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前面的一系列问题停止讨论。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的结论则是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中合影，王明主动坐到最边上去了。  因为王明态度、第三国际背景、抗日形势发展等原因，王明的事情暂时停了下来。 二、解决王明问题的时机终于来了 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第三国际将于22日宣布解散。 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第三国际主席团提议。 21日晚，召开延安干部大会。主席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第三国际巨大功劳，但现在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第三国际解散，我们更要增加责任心，要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这样，系统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了。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前三天，王明依然请了病假。 这三天中，博古又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王明的路线，忘记了国民党反动的一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快速发展根据地。我们太迁就国民党了。 主席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人只是执行者与发挥者。 9月13日，康生对王明过去的做法作了许多揭发，并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多多揭发。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回顾了历史，作了自我批评。 王明始终没有到会。李富春受中央委派向王明传达会议精神，希望他认真考虑，做出检查。  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主席的信中明确提出不要孤立王明。苏联人认为王明有缺点，但还是要关心。 这时许多做法也出现了问题，有一些过激行为。比如有些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揪上台要求交待问题；有些人被拒绝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 主席得知后与政治局同志会商，决心改变这种现状。 1944年4月12日，主席在报告中对过去问题作了全面和辩证的分析。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这次讲话起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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