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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史学者朱维铮先生曾就“怎样读书”的问题为刚刚迈入学术之门的学生撰写过一篇小文。他认为，读书首先需要自觉，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懂得用分析、辩证的方法理解作者的观点，发现新的学术问题。学会浏览、勤作摘录是读书的诀窍。这些朴素的文字，时至今日仍不失为学者指南。本文原载《怎样学好大学文科：专家学者治学经验谈》，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怎样读书 文 / 朱维铮  ▴ 朱维铮先生（1936-2012） 怎样读书？对于天天要同图书馆资料打交道的文科大学生来说，难道还成其为问题吗？ 的确，在有的同学那里，这已经不算问题。他们花在读书上面的时间，不见得比别人更多，但读过的书，却比别人多，并且收到很好的效果，既积累了较系统的基础知识，又熟悉了本学科的现状和问题，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作了必要的准备。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目前还有相当比重的文科学生，从入学开始，便用功读书，甚至放弃了必要的休息娱乐时间，成天埋头于书本里。结果呢？人变呆了，体质差了，学问长进却很慢。纵然他能把所读的书背得滚瓜烂熟，也不会独立思考，不会研究问题，变成“两脚书橱”。这类同学和前一类同学相比，愈到高年级，愈显出学习水平存在着差距。就是说，他们还不懂得怎样读书。 可见，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作为文科学生，不解决怎样读书的问题，便学不好专业，也妨碍德智体全面发展。 被动与自觉 读书首先需要自觉。 这样说，未免令人奇怪。我们讨论的出发点，既然是用功读书而收效不大该怎么办，难道这样的读书者还算缺乏自觉么？ 其实，只消略加思索，问题便不难理解。 鲁迅曾经说过，读书至少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前一种，就是为谋生而读书，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因而很勉强，有时还很苦痛。后一种，则大不相同，“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所以能够手不释卷，“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而已集·读书杂谈》）。 我们的时代，当然不同于鲁迅说话的二十年代。如今的大学生，用不着担忧“毕业即失业”，因而为了将来找饭碗而被迫好好读书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可是，类似为职业而读书的心理，也跟着消失了吗？不然，它在部分文科学生中间，依然或多或少地在起作用。  ▴ 国家图书馆旧影 原因自然多种多样。就主观上说，恐怕不能否认，有些同学受了“重理轻文”的传统偏见影响，出于无可奈何才“志愿”报考文科；入学后虽也重视读书，追求的却是考试得个好分数，毕业后分配个“好工作”。抱着这样的动机读书，固然比那些只混日子不读书的人好些，但就对读书本身不感兴趣而言，实际上相去并不远。 很难设想，一个自己瞧不起自己未来的人，一个眼睛只盯在毕业后去向的人，会不把用功读书看作“苦差使”，会时刻感到“开卷有益”。人们都知道封建社会后期的秀才，天天读“四书”，做八股，但那只是他们的“敲门砖”，一旦敲开功名之门，便立刻将它们抛诸脑后。他们的读书是为了不读书，所以很多人要靠师长督催、詈骂乃至体罚，才会勉强读完几本“诗云”“子曰”的小书，敷衍几篇“且夫”“尝谓”的死板文章。我们的大学生如果只觉得读书苦，只是不得已才翻翻书，岂非有把自己混同于封建秀才的嫌疑么？ 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多数专业论著，都有相当浓厚的理论色彩。对于初学者，这样的读书读起来不容易，往往会感到事实难记，概念难解，思想难明，因而不易发生兴趣，甚至在开头会产生枯燥无味的感觉，——应该承认，有些论著，或者行文晦涩，或者内容贫乏，的确读来味同嚼蜡，但那属于另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初学文科的人，怎样才能变被动的读书为自觉的读书，养成读书的嗜好呢？  ▴ 《朱子读书法》 民国刻本 看来，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认识所学专业入手。这里不是批评“重理轻文”偏见的地方。这种偏见的产生，不仅是用封建等级观念看待学科的分类，而且是用实用主义眼光看待学习的效益。因而即使同样学文，也有重此轻彼的现象。如果因为学了文科，或者因为学了文科某个专业，而受到传统偏见压力的话，那就可以请对方读一读鲁迅的这段批评：“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同前引《读书杂谈》）不是吗？倘只看“实用”来定学问等级，那末鲁迅当年认为旧中国的第一要着在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决定弃医学文，便完全有理由“重文轻理”，然而他却毫无此意。所以者何？就因为他懂得“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 有些极端藐视文科的人，自然决不肯承认他满脑袋封建的实用主义的偏见。他的理由很充足，说是有关文科的论著，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只能搞乱人们的思想。可是，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决不成其为“轻文”的理由。恰好相反，林彪、“四人帮”借此搞乱人们的思想，正是从反面证明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问对于社会起着重要作用。因而无论是哪一门学问，都需才孔急，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 了解自己的专业，读书才可能自觉，好比航海必须确定目标，才可以鼓舞人们不畏风浪，克服险阻，努力跻登彼岸一样。难道了解揭露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的人，还会怕读政治经济学论著么？难道了解揭露中国历史运动秘密对于激励奋发图强精神所起作用的人，还会不想读历史学论著么？ 不消说，懂得某门学问非研究不可，并不等于有了读书的兴味。而且，对所学专业的真正了解，也只能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入，才能逐步实现。初学文科的青年，往往缺乏理性思维的习惯，而缺乏这种习惯，去阅读哲学社会科学论著，便难免产生乏味的感觉。这时候，除了虚心接受教师的具体指导，还需要有毅力，强迫自己去读那些貌似乏味的书。这也是一种自觉。因为目标已定，自知需要养成阅读理论性较强的专业论著的习惯，而习惯一经养成，就会变乏味为有味，所以尽管起初也会觉得痛苦，却同那种因无可奈何而被迫读书所引起的痛苦不是一回事。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经借用三首宋词来形容做学问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渴求学问，还未入门径，好比思念恋人，却因山高水阔，不明所在，而没法传送信息，这是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又是进入第二境的情景，就像朝思暮想恋人来临以致日渐消瘦那样，对于治学着了迷。终于在遍历辛苦之后得到成果的欢悦，而升入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王国维用恋歌来形容治学，比喻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他概括研究学问有渴望、迷恋和觉悟三个阶段，则很好地描写了一切嗜好读书者的共同历程。 谁想衡量一下读书的自觉程度，这也许不失为一种标准吧。 见树与见林 有了自觉的态度，就能读好书吗？也不尽然，还必须解决方法问题。否则，即使废寝忘食，手不释卷，也很难得到真学间，免不了被讥为书呆子。英国名作家肖伯纳曾经讽刺这种人，说是“读书使人迂腐”，那并非纯属玩笑。 说到方法问题，有人便理解为指技巧，比如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哪些应该精读，哪些该略读，等等。的确，方法包括技巧，却不仅仅指技巧，更重要的还是指能够辩证的思维。 就读书而言，人们常常为一个问题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了学好专业，涉猎面宽一点好呢，还是窄一点更好？用行家术语来说，就是如何处理博与约的关系？ 常见的答案不外两种。 一种意见赞成博学，理由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替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基础，基础愈宽广，所能支撑的学术高度愈冒尖；因而应该博览群书，阅读的范围不仅不要受专业限制，而且不要受学科限制。照这种意见说来，学问犹如金字塔，没有宽广的知识面垫底，想有出类拔萃的学术成就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意见则争辩说，学生的任务固然是打基础，但应该是指专业知识的基础；摩天楼的基础，特点是深，而不是宽；因而读书应该少而精，只限于专业学习所需要的范围，以便利用好短短数年的大学生活时间，否则贪多嚼不烂，势必造成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不可能在专门研究领域取得深入成就。 显然，这是方法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如果不从认识论方面加以解决，则我们在读书时便会无所适从。 哪一种意见有道理呢？应该说，二者都有理，因为二者都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做依据。但如果任据一种意见去读书，则问题又跟着来了。 举例说吧，学生必须了解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因而必须坚持阅读最近发表的学术论著。据笔者粗略估计，目前国内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各种文献的生产速度，每天大约论文十篇，著作两本左右，字数约五十万以上。假使照博览的要求，通通去翻阅一遍，恐怕无人可以做到。何况所谓打基础，除了阅读教科书，还必须熟悉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原始资料，以及掌握中外语言工具。如此漫无边际地读书，岂止做不到学有专长，连金字塔底的一角也筑不成，正应了庄子的叹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那末，只读某专业乃至某课题以内的书，结果怎样呢？前人早已批评过，就是有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危险。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问，本是同一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表现，无非是侧面不同而已。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单凭形式强行割裂。研究唐诗宋词，难道可以不问唐宋的社会历史吗？研究唐宋的社会性质，难道可以没有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吗？而研究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又难道可以不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事实出发吗？这种内在联系，已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因而出现了打破专业畛域的边缘学科，如历史地理学、科学哲学、控制论社会学等。它们都是对读书只能窄而深的主张的一种否定。岂止如此。长期只读某专业乃至某课题的书，其它概不问津，结果窄是窄了，却很难深下去，甚至使学生变得眼界狭隘，感觉迟钝，头脑冬烘，识见浅陋，这不是已被许多事实所证明了吗？ 所以，论及博与约各执一偏，结果又证明鲁迅说得对：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  ▴ 国家图书馆旧影 要不浅不悖，该怎么办呢？只有在读书时十分注意处理博与约的关系。 博约关系问题，最初由孔子提出。他教育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就是说要通过广泛阅读古圣前修传下的著作，多闻多见，而以实行“礼”来检验是否掌握圣经贤传所论的“道”。这里的约，是约束的意思，并非后人经常误解的“省约”。孔子的本意，在于引导学生既要博学多闻，又不离经叛道。撇开他的目的好坏不论，就方法而论，是有道理的。只要把“礼”字改成“业”字，即所学的专业，便可作为这里讨论的问题的很好说明。 文科任何专业，它的知识内容都只反映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不同其它侧面进行比较，怎能判断这个侧面属于何种形态，鉴别这个局部在全局中处于什么地位呢？有的专门家，尽管在单个课题上钻得很深，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但碰到社会常识问题，却往往闹笑话，这不正是见树不见林所造成的悖谬么？ 现在文科学生的平均年龄大大降低，多数几无社会经验，更容易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因而更需要“博学于文”。把博览群书看成仅仅可以扩大知识面，那是误解。其实，它是引导学生爬上巨人的肩膀，比前人站得更高，对社会诸形态的相互联系看得更清楚。荀况说“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矣。”（《荀子·劝学》）他就懂得开阔眼界的意义。所以，兴趣广泛的读书，乃是在完整意义上的打基础，不能被视为忽视专业基础学习。 不过，我们培养的是专门人材。如果读书一味求博，变得漫无边际，那也不行。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不充分研究组成植物群落的各种乔木及其共生植物的生态特性，便不会懂得什么叫森林。同样，不认真分析社会诸矛盾各自的不同发展形态，也不可能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因此，读书又必须有约束，必须明确目标在于更好地学习专业。这样，各个专业的“约”既有异，对“博”的要求也就不同，比如说，学中国哲学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学、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都应该涉猎，但目的并非在于成为“中国通”，而在于为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准备基础。他对于那些方面的著作，当然不能象有关专业学生那样博览，而只能选择优秀的代表著作浏览，这就是约束。 事实表明，在读书时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学会见树也见林，对于研究学问的前景具有很大影响。在中外学术史上，凡是有成就的学者，都曾经从其它学科汲取知识营养，也对本门学科下过很深的功夫。例子不胜枚举，有兴趣了解者，不妨读一读本行著名学者的传记。 分析与思考 盲从是读书的大敌。早在战国时代，孟轲便对《尚书》关于周武王征服商朝时杀人多到“血流漂杵”的描述表示怀疑，由此得出结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虽然他否定此则记录的逻辑未必可信，但这句话却说对了。其实，何止《尚书》不可全信？如果承认列宁所说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一语是真理，那就应该承认孟轲的话适用于任何著作。 然而，无论古今中外，盲从到底成了读书的大敌。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的名文《反对本本主义》批评过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这种本本主义，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间，影响是很深的。梁启超曾经讥笑清朝乾嘉考据学中间有一派人，那样迷信汉朝经学家对于儒学五经的解释，以致用“凡古必真，凡汉皆是”八个字，便可将他们的治学态度概括无遗。这种迷信书本的心理，并没有随着乾嘉时代的逝去而消除，相反却依赖注入式教学法的帮助，继续在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头脑中间起作用。所以，要想做到开卷有益，便需要克服对书本的盲从。 当然，克服盲从并不容易。英国诗人拜伦就俏皮地说过：“要有独到之见必须多思少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学会思考以前势必先学会阅读。”不过，读书和思考真是不能兼得的两难问题么？也不见得。经验表明，多读和多思并非死对头。只要在读书时善于分析，便不至于成为书本的奴隶。  ▴ 《孔子圣迹图·删述六经》 孔子博物馆藏 学会分析也不容易，尤其当我们对书中所论述的问题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时候，更感到困难。怎么办呢？可以先从结构分析做起。 一部著作，一篇论文，除了那些逻辑混乱或者故弄玄虚的拙劣货色而外，它的作者总要告诉读者，他们怎样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怎样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问题进行解剖，以及怎样解决了问题，得到了必要的结论。就是说，它们本身都是作者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产物。尽管表达方式互不相同，有的论证在先而结论在后，有的则先立论后证明，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则隐约其辞，但无论如何总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在读书时，注意作者所论述的主题，看一看他们如何进行分析，通过论证一步步引出结论，那就不但可以从中学到知识，学到方法，而且可以了解作者分析是否中肯，论证是否恰当。如果一部著作或者一篇论文，对于自己所讨论的问题，所答非所问，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那末它的结论当然靠不住，至少不可全信。这虽然是初步的分析方法，但如能掌握得较熟练，则很多论著只要大略翻一翻，便可判断值不值得去读，因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也可以不被所谓大部头著作或大块文章的气势吓住。 不过，在逻辑上首尾一贯，能够自圆其说，乃是任何学术论著的起码要求。有些论著，基本倾向基本见解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歪心恶意而写作的，却照样说得头头是道，令初学者不免大上其当。这类情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论著中间，决非罕见的现象。那又怎么识别呢？ 也可以运用分析的方法予以识别，虽然运用起来要困难得多。在这里，记住鲁迅的话是有益的：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所谓比较，不是拿某种观念去同某种事实相对照，而是要拿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相对照，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用的批评方法（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当我们发现面前的论著逻辑相当严密的时候，既不要有意挑刺，也不要随便相信，而应该尽可能准确地了解它的主题，论点，论据，了解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想使读者接受什么见解。这是比较的前提，然后再从不同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般地说，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检查论著所征引的材科，包括作为论据的材料和作为“靶子”的材料。二是对照同类作品分析同一问题所用的论据和所作的结论，注意它们之间的相同处和差异处。三是考察论著的结论同社会历史的整体过程的内部联系是否一致。 学术论著应该言必有据，这是我们国家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但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时期，理论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来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经济科学时说过：“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而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不待说，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论著里，类似情况也有或明或暗的表现。有的论著，段段引文，句句加注，看来似乎言必有据，其实略加核对便马脚毕露。当然，有的作者无非借以追名逐利，居心不能说太不良，但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检查论著征引的各种文献，便是在读书时保持清醒头脑的一种方法。  ▴ 《北齐校书图》（局部） 波士顿美术馆藏 这里顺便说一说阅读原始材料的问题。现在的文科学生中间，有一种风气，即把阅读近人斫究论著当作课外自学的主要任务，而很少阅读乃至完全不读原始材料。有关课题的研究论著，特别是新出的论文，当然应该阅读，否则便会对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对本课题的进展程度，都一无所知，对于未来从事研究工作必定带来很大的妨碍，甚至会将前人早已解决的问题当作新问题去做重覆劳动。可是，如果与此同时少读或不读原始材料，例如学习汉代历史、文学或哲学，不看《史记》、两《汉书》和汉人论著，而专看近人有关论著，结果如何呢？即使阅读的是目前最好的著作，结果也只能重覆前人观察所得的结论，就是说人云亦云。倘若阅读的只是陈陈相因的滥调文章，甚至是用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历史的谬误文章，那么除了浪费时间乃至习非为是以外，还能有别的收获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使用语言文字工具的素养，看不懂古文，看不懂外文，有少数人甚至不认识繁体字，不习惯直排书。这类素养的缺乏，对文科学生来说，是致命伤，好比少了两只眼睛，只好被扶着走或跟着瞎摸。因此，努力掌握古代的和外国的语言文字，对于读书至为重要。 接触一个课题，从开始起便阅读教科书以外的文献，尤其是那些学术见解不同的论著，是训练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学的各种途径。教科书必须细读，因为它们不仅全面介绍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而且通常都较好地概括了某门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但学术上稳定性的要求和教科书更新速度较慢等因素，使教科书的内容偏向于反映学术界普遍同意或较为流行的见解，又往往跟不上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同时，在某些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上，教科书往往只反映一个学术流派的观点，所以，教科书的作用在于充当学习入门的向导。有的科学家认为，阅读传统教科书会使人墨守陈规，而摆脱陈规和解决这个问题本身一样费劲。此话颇有道理。前面讨论见树与见林的关系时，已说过读书面过窄会使人眼界狭隘。这里还可补充说，如果拘泥于阅读教科书或者见解雷同的论著，那就有可能变得因循守旧，甚至会把已被科学研究所否定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结论来信从。 马克思说过：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在读书时记住这句名言，对于我们提高识别能力，启发在专业学习中从事创造性思考，将大有裨益。 前面还说过，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问，本是同一社会存在于观念形态上不同侧面的表现。因此，有的论著，如果将它的论述过程看成孤立的封闭系统，则显得材料充分，言之成理，似乎无懈可击。应该承认，这样的论著，在具体材料的搜集解释方面，在具体问题的考察阐述方面，多数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往往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学术发现。然而，如果将它的体系和结论，同论题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特定阶段的具体矛盾过程互相对照，便会显得大为凿枘。人们都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评。就读书来说，这种批评也树立了一个范例，使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如何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角度，来分析本门学科的权威性著作的是非得失，以通过扬弃，汲取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成份，作为力求在学术上取得新发现的养料。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同样读书，一个有分析头脑的学生，比起一个盲从成性的学生来，收获要多得多，思路要活得多，不仅能很快学会从事科学研究，而且可以较快有所发现，不仅能做到不盲从古洋人，而且能识别专靠剽窃猎取名声的所谓“著作”。辩证法教人聪明，这样的实例不是随处可见吗？ 眼快与手疾 我常常听到同学诉苦，说是现在书太多，论文更多，读不完，也记不住。很多人希望得到速成的诀窍。 也许确有某种诀窍吧。但我却不知道。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用两句话勉励青年，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这一经验，使我们很多人受益匪浅。假如硬要说有什么诀窍，那就是读书靠取巧不行，走捷径不行，只有靠自己下苦功。学文科的人，没有甘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象马克思那样“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即《资本论》的精神，像鲁迅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的精神，要想在本门学科中跻登前人未曾到达的高峰，那是没有指望的。 不过，否认读书有速成诀窍，并不意味着读书没有若干技巧。但技巧来自经验，因人而异，很难说有什么对人都适用的不变技巧。这里只拟说一点怎么减轻“读不完，记不住”苦恼的经验。 所谓书太多而读不完，其实是不必要的忧虑，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位博学家敢于夸口他可将本学科所有的文献读完。如前所说，浏览是解决打基础时博与约矛盾的一种办法。它也是提高读书速度的一种技巧。 浏览，或者说泛读，略读，那意思很好懂，就是指疾速看过，但开始掌握也要花点功夫。浏览不等于马虎，它同样需要用心思。运用这种技巧读书，旨在用尽可能少的时间阅读尽可能多的论著。作为浏览对象的，通常是本专业或同本专业有关的新出书籍或新到刊物。一位有经验的专家，通过浏览可以迅速了解本门学科当前研究的概貌，可以了解争论问题的最近动向和解决程度，可以了解同行提出了哪些新向题，作出了哪些新发现。这对他选择研究课题，确定研究计划，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补充自己的论著讲稿，或者贮存备用，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更缺乏老练的内行眼光，所以浏览的重点，应该着眼于扩大知识面，以及锻炼从大量论著里迅速找出有价值内容的能力。这样，初学者浏览的面，也以宽一点为好，除了新书刊而外，还要尽可能多地泛读一些在本学科发展史上起过影响的名著，包括古典的和近代的名著。 怎么浏览呢？刚进校门不久的学生，应该听从教师的指导。每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都会在教科书以外指定一批参考论著，一般都分必读和选读两类。选读部分便可以用浏览方式读过。在具体方法上，可以用前面介绍的分析方法，先注意论著的逻辑结构，特别留心它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使用的主要论据，再注意它同其它论著的主要见解同异。到了高年级，除了教师指定的论著，还应该自行选择泛读的论著，最好结合选修课进行，这样可以将自己的阅读效果同教师讲授时对新成果的介绍批评进行比较，以便测量自己阅读能力的提高程度和不足之处。  ▴ 国家图书馆旧影 为了提高阅读效益，文科学生应该懂得借助于书评、文摘和专业年鉴。书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重要论著的大概内容和学术价值，但需注意评论者的倾向性，还要当心被捧场式的书评引入歧途。文摘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将重要文章的要点提炼给读者，等于帮助他略读，但选择和摘录不当的情况也时常出现。年鉴除了报导本专业各个科目在一年内的动向和成绩，还有评论和展望，对于我们了解全局很有好处。此外，学术报告和讲座，对于文科学生也十分重要。因为做报告的专家学者，在几小时几天里讲的东西，往往是他们多年读书研究所得的结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丰富知识，扩大视野，还可以指导我们读书和研究，所以现在不少同学抱着狭隘的所谓兴趣，不象以前的大学生那样竞相参加学术报告会，实在很可惜。 古人形容聪明才智之士读书，有“一目十行”的说法。想来就是掌握了浏览的技巧。我们虽然不必用那种夸张的字眼，但学会这项技巧，至少可以做到眼快，就是能够付出最少的生命换取最多的收获，在几天几周里抓到别人费一两年也许抓不到的学问。有的学者形容这是把书“越读越薄”的过程，那是不错的。 用浏览方读书除了眼快，还要做到手疾。 所谓手疾，是说对于所读的论著，要勤于做摘录、笔记或卡片。不是有些同学苦于读了书却记不住吗？及时做摘录或笔记，便是帮助记忆的一种技巧。 在这方面，马克思又给我们提供了范例。马克思为准备写作《资本论》所付出的巨大脑力劳动，是众所周知的。仅在大英博物馆里，他为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借阅过的各种著作，总数便达一千五百多种。这么多的材料，单凭脑海来记忆，显然不可能。马克思的办法便是大量做摘要。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部巨著的二、三卷便逝世了，但恩格斯在整理遗稿时，发现有关的读书摘录，便填满了五十本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字。 许多学者也都有做笔记帮助记忆的习惯。根据他们的经验，可以按自己需要做这样几种笔记：一是做索引，即在阅读时随手记下有关论文的题目、作者、发表刊物的期数、页码等，并用简单几句话记下论文的主题和何处值得注意；二是做摘录，即记下特别值得注意的要点，并节录有关段落的原文；三是做心得，即将自己由阅读所受的启发，引出的联想和对原作的评论意见等，随时记下，以防其变成转瞬即逝的火花。  ▴ 古书中的批注跋文 国家图书馆藏何焯校本《李翰林集》 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不是机械的。除了那种存心做给人看的笔记，如清代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之类，人们做笔记是不太严格地讲究形式的。一般地说，索引式笔记适合于浏览后觉得可以录以备查的论著，摘要式笔记则多用在需要仔细阅读的论著，而心得式笔记则不问什么对象，有感即录。至于三种形式都做，还是只做一二种，则看各人需要。有的则采取混合的形式，例如列宁研读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著作时所做的读书笔记，即著名的《哲学笔记》，便是兼有索引、摘要和心得的作品。 倘问笔记写在卡片上好，还是写在簿册上好？则答曰：随便。卡片便于分类整理，但容易遗失。笔记本不易分类整理，但也可用编制目录的办法弥补。理解和重复都有助于记忆。笔记也好，卡片也好，目的都在于使读书时感觉于己有用的东西不被遗忘。因此，做笔记不应陷于形式主义。有的同学，不问论著的学术价值，不分成果的新旧程度，读书必做摘抄，甚至连教科书都做笔记，其实做的大量笔记卡片于将来毫无益处。这样把宝贵的时间用于无效劳动，妨碍了自己更多地读书，委实很可惜。马克思关于书籍说得好：“它们是我的奴隶，必须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见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说到读书要手疾，同时要警惕成为书本的奴隶，大约也是必要的。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马克思曾就他的女儿们提出的二十道问题，写了一份答复，便是有名的马克思《自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31卷588页）。请许我引其中一道问答来结束这篇短文： “您喜爱的事？啃书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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