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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实践中关于“边框”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三个小布丁 2024-04-20 发布于河南
这是我们篆刻实践系列的第二篇,我们来讨论一下边框

边框

边框,指印面边缘用以框住印面文字的框。我们要考虑的边框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边框线条的粗与细,光与毛,边与断等。
一方印的边框,往往是印章之所以为印章的重要形式特征,因此,边框是篆刻必须关注的印面元素,特别是朱文印(因为白文印的边框往往由未刻文字的印面边缘自动形成)。

(汉印白文和朱文印中的边框)
1、粗与细。我们知道,粗与细分别对应两种审美,即浑厚与清雅。我们看到的先秦古玺里有大量阔边玺印,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三晋小印“右司马”:

(战国玺:右司马)
其形制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些阔边大多不是为了与内部的纤细文字形成审美对比,而是为了以阔边保护其玺印内部纤细的文字不受磕碰、撞击之类的破损。事实上,它也的确保护了印文不受损害。如:

(三晋古玺实物:韩丘)
而到了后来,篆刻中的厚边,却常常不再起保护印文的功效(虽然它仍然具有这种作用),而是更多作为篆刻审美的需要。比如吴昌硕一脉的写意印:

(吴昌硕:仓石)
“仓石”这方印里的四个边框几乎都粗过文字,但其作用早已不是保护印文,而是参与了全印的章法,成了章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留意一下,我们会发现,后世写意印的粗边框,往往四边并非等粗,而是各有粗细,这已经与古玺印有所区别了。
四条印边的粗细变化,已经被篆刻家们运用得非常精彩!以“仓石”为例,四条边中,上边为天,于是不能太厚,故此为四边中最轻最细者,而且经过残破处理,使之在意象上变得更加轻、清;底边印边较为粗壮,是为地,地载万方,是以最为浑厚雄壮。右侧边框与底边几乎等粗,其作用在于同“仓”字一起构建了红字浑厚的印面右侧,与较为清、轻的左侧印边和笔画较少的“石”字构成的白色空间形成“计白当黑”的平衡,达成印面左右两侧的和谐统一。
粗有粗的道理,细有细的目的,篆刻中印边粗细调整,应当有其目的性,其终极追求是通过章法实现审美。
粗细有变化的印边,一般情况下:上细下粗,左右两侧视章法情形而寻求变化。比如,齐白石的“不知有汉”:

(齐白石:不知有汉)
当然,这方印的左右两侧因文字的疏密有了相应的粗细变化。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粗细变化是服务于总体的章法。如陈师曾的“老复丁”一印,粗细变化,进入了更高级的“不逾矩”的状态,因为印边,已经被作者细化到了每一段细小的局部,服务于章法上的疏密、轻重,如果再往深处去考量,还有节奏。

(陈师曾:老复丁)
当然,工稳类的印,印边的粗细变化要少得多,同一方印里,四条印边往往等粗,因为工稳类的印,追求的就是端庄安详、温文尔雅、圆劲匀净、清丽洁净,不需要更多的对比变化。比如:王福厂的“两耳唯于世事聋”,用的是阔边细朱章法,其四边基本均等粗细,如图:

(王福厂:两耳唯于世事聋)
再比如,陈巨来的“

(陈巨来:子孙保之)
这方印,除了四边较印文稍细以突出印文之外,其粗细均匀相等,四边几乎毫无差别。
以上,是朱文,下面说白文:
白文印的边,由印文“逼边”而成,吾丘衍说:“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但这是“绝对话”,“绝对话”往往不能用以指导艺术,白文印必逼于边,是汉印古制,看秦汉印白文印的印边:

(汉印:渭成令印)
印文逼边,自然形成了细细的一条印边,既保证了印章属性,又相应成就了古朴之态(因为各个文字并非完全的正方,且有笔画长短姿态不同,形成的“逼边”印边并不均等,因此古朴)。
后世的篆刻家们早就打破了这种“逼边”而成的印边状态。如吴昌硕“吴俊卿”:

(吴昌硕:吴俊卿)
这方印的文字似乎整体左移了,因而形成了并不相等粗细的印边:左边最窄(细),右边相对粗些,底边最为粗壮。这似乎与上边的朱文印“仓石”章法上略略相似,只是左右的章法互换了,细思,也对,这方印的“吴”字最为简单,而“俊卿”两字是繁密的。以“计白当黑”之法,这方印同样找到了印面平衡。
有趣的是,即便是工稳类的印,也常常借由此方法,达成章法上的奇趣。如陈巨来“安持亭长”:

(陈巨来:安持亭长)
看,它同样的底边粗厚,只是基于工稳,其他三边仍以“逼边”而成,保持同样的纤细匀等,甚至为了增加古苍又作了相应的残破(关于残破,下边还要说)。
2、光与毛,残破与完整。与上文我们讨论印中文字“线质”相同,印面的边框同样有两种状态。
光洁而完整的边框自然显示整饬、匀净、清雅的审美特征,而毛涩与残破的边框对应恣肆、粗犷、浑朴的审美特征。这是由“线质”所决定的,即由其视觉上呈现的线条特征决定的。
关于古代印章朱文印的边框,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其在制作之初,一般均为光洁状态,后世我们看到的非光洁状态,是由于岁月久远,时光磨砺而成。稍近一些的官玺,如清代的这方:

(清官印:后后之宝)
虽然有玉印的材质原因,但其光洁而无破损的状态其实就是它的原始状态,工匠们制作时,定是丝毫不敢有残破与毛刺,不然会有性命之忧,这种光洁,是后世篆刻家们所不取的(当然,黄牧甫可算是另类的工稳印家,因为他所追求的是“金”),因为它太过“工艺化”了。
所以,篆刻家们的朱文印,除了工稳派印家,多用毛涩与残破。如吴昌硕的

(吴昌硕:缶庐)
我们看这方印,四条印边,无一边完整,无一边光洁,由此,全印呈现出雄浑恣肆、大气磅礴、古厚气满的审美状态。
当然,近世篆刻家们的作品中,印边的残破是人为的,是篆刻家们有目的的审美创造,或者其中也有偶然而得的“天然”“巧合”(比如吴昌硕常以布鞋之底磨擦印面,期许获得偶然的精彩),但更多的,则是篆刻家们的主观选择。
在哪里残?残成什么样子?这都是问题!
前文说过,印章的残破之美,来源于岁月,来源于磨砺,更多来源于自然之力,而篆刻中的残破之美,来源于人力,来源于人力对于自然和岁月的摹仿。
那么,自然之力会如何破坏印面的边框呢?风、流水、沙砾会磨残印面,使其产生坑坑点点,使边角变得圆润,会使朱文变细,会使白文变粗,也会使线条的边缘变得不再锋利,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再尖锐,这些,是磨砺消蚀残;如吴昌硕“俊卿之印”:

(吴昌硕:俊卿之印)
它的边角已变得浑圆,失去了尖锐,卿字的“阝”部的耳朵与“印”字下部一横都被磨残。再比如蒋仁的“真水无香”:

(蒋仁:真水无香)
“香”字和“水”字的磨砺,都加强了印面的章法效果,“无”字甚至因磨砺消去了四点中一笔。
磕碰摔跌会使边框变出豁豁牙牙的毛刺,会使边框与印面的线条粘在一起(当然也会磕残印面的线条),也会使边角直接失去尖锐,变得浑圆,或者直接摔碎了印面一角,这些,算是磕碰摔跌残;金属特有的锈蚀会使边框变得斑驳,同时,也会使边框与文字粘连在一起,这些,算是锈蚀残;这两例如陈师曾的“玄之又玄”:

(陈师曾:玄之又玄)
两个“玄”字都与边框产生了粘连,或者是磕碰,或者是锈蚀,都可以产生这种效果。
刀刃切割之下,会使边框产生明确的豁口(同时也会在印面产生锋刃划过而成的尖利破口,这些,算是切割残……比如赵古泥的“芥弥精舍”:

(赵古泥:芥弥精舍)
再比如陈鸿寿的“苕花馆印”:

(陈鸿寿:苕花馆印)
这方印的残破看似刀划过印面,实际可能是印石碎裂所致,不能生硬模仿。
当然,残破要有“度”,不然,就会有“造作”之嫌,失却了“自然”之趣,转而走向工匠那条路上去了。
细细思量:“朱文烂画,白文烂地”,所有的残破,都来源于“物理”二字,而边框,常常既是白文的“地”,又是朱文的“字”,它的“烂”,存于“物理”。
篆刻艺术家们,不仅是艺术家,还是参透了金石“物理”的学问家!
还要举一个例子说一说边框与文字笔画的搭接,这也是篆刻实践中的一个问题。其实只有一条原则:服务于章法!看这两方“一日之迹”

(梁袠的一日之迹与邓石如的一日之迹)
显然,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之”字的三笔是否与边框相接,梁袠的没有接,邓石如的接了。相比之下,邓石如的“之”与“日”字的呼应更为明确,因为“之”字三笔与边框相接,形成了与“日”字相似的圆形封闭空间。对了,还有吴让之,他也选择了搭接,如图:

(吴让之:一日之迹)
同样的三笔连边,同样形成了封闭空间,所不同者,吴让之选择了方圆对比的呼应,在左右呼应的同时,又加上了直与曲的对比,使全印咬合得更紧,团聚得更为密实,更是促成了印面左右两侧动与静的对比之美,三印相较,似以吴让之印为优(审美从来各花入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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