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 孙立哲／口述 
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上路行医
插队突然颠覆了一代人的生存力和价值观，是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生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多少天了？“哎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乎乎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画，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救活“死人”被传为神医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三天白天，三十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十八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已经断气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哪！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咳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哪！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十七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像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教授的女儿惶恐的村妇
兽医也得做，以后劁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忽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是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犍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下。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喳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吃得上白馍啊。每天都搞批林批孔。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了，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冲击医疗体制，绝育从一把手开刀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都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两千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四十八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六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了。”“那不行，正好四十八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以为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二十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沙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130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破庙门板上开膛惊动京城太医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一百五十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考察，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原来我的名字是“喆”。《报日人民》登曹谷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人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一看讲演稿成了大结巴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糊糊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理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儿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一百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二十八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