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学军 | 丸药和眼泪

《红楼梦》的叙事打破传统写法，叙事场所及题材从《三国演义》的廊庙战争、《水浒传》的江湖好汉、《西游记》的神话志怪转为家庭闺阁言情，因此笔法更为细腻，更注重细节的描写以凸显人物形象。曹雪芹常把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描写寓于一些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细节中。我们平时阅读，如果不留心就会忽略。但是一些细节品读起来像香菱说的那样，像嘴里衔着一个几千斤重的橄榄，令人回味无穷。比如林黛玉和薛宝钗形象及有关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曹雪芹用“丸药”和“眼泪”两个细节加以体现，就是值得我们品味的两个细节。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是《红楼梦》的重要角色，分别是“木石前盟”和“金玉良姻”承载者，与贾宝玉一起分别演绎着凄美的爱情故事和不幸的婚姻故事，两个故事都同样感人至深，且都令人洒下同情的泪水。两者分别是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涵、价值取向的情感类型，曹雪芹描写两者形象时，用情最深，有功最勤，且自出难题，打破传统的人物形象类型化写法，企图把两者都写得精彩，都写得成功，使读者读起来难分纤毫，且聚讼纷纭，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文学经典。

因此，曹雪芹常将两者作“对文”来写，大多数场合，黛玉和宝钗或同时出场，或先后出场，用脂批者的话说就是有黛玉的地方，宝钗也常出现，反之亦然。比如第三十四回，在上回写到宝玉被父亲贾政笞打后，这一回的前半部分写到宝钗和黛玉先后来看望宝玉。在“来看望”这个情节上，曹雪芹在不经意处又细细雕琢，在两者拿什么“礼物”来看望的细节上做功夫，作文眼，颇能体现两者因礼物的不同，在性格、情感等方面有异，同时，也能看出今后两者与宝玉的情感结局亦不同。

文本是这样描写的。宝玉被打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袭人在旁殷勤侍候。突然间听丫环说“宝姑娘来了”。话音刚落，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并交带袭人晚上用酒把药研开，然后敷上，这样可以把热毒散开。然后宝钗与宝玉、袭人相互寒暄问候，宝玉心里宽慰了好些。

在宝钗离开后，宝玉沉沉睡去，梦见蒋玉菡，蒙胧中恍惚觉得有人在抽泣。宝玉梦中醒来一看，哭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黛玉。黛玉正站在床旁哭得两个眼睛肿得像桃子，满脸泪光，两者互诉衷肠，彼此宽慰。

从比较中看出，宝钗和黛玉两人，一前一后来看望宝玉，都带来“礼物”，一个是丸药，一个是眼泪。同是问候，两者都心疼宝玉，可两者与宝玉之间体现出来的情感实质截然不同。一个是物质的，是“金玉良姻”存在的基础；一个是精神的，是“木石前盟”存在的前提。

“金玉良姻”和“木石前盟”是《红楼梦》两种主要的情感，前者是宝玉和宝钗，后者则是宝玉和黛玉。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其中人物的人格精神、价值取向及故事结局都可从“丸药”和“眼泪”的象征内涵折射出来。

一颗治棒疮的丸药虽小，然而其蕴含的旨义很深广。对宝钗而言，它蕴含的物质性是多方面的，物质性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具象的是指它是一种治棒疮的药品，抽象的是指它是是传统道德秩序的意象，它存在于现实和传统中。就宝钗而言，它的物质性总体是：从传统的眼光看，她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注重作为女性应具备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境界；从现实看，它不断调整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注重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调整，讲的是人和。而传统与现实互为表里，集中体现在她的思想和言行上。

“金玉良姻”讲究的门第等级是物质性的重要体现之一。“金玉”是指宝钗的“金锁”与宝玉的“通灵宝玉”。金锁是一个癞头和尚送的，“玉”则是女娲炼石补天所弃的那块顽石的幻相。莺儿和宝玉都道出金锁与玉上的八个字是“一对”，暗示宝玉与宝钗的结合是“一对”美好的姻缘。宝钗也常听母亲说，自己有“金”，将来要拣有“玉”的来配。宝钗知道宝玉有玉，出于自尊自爱常有意远着宝玉。有意的躲开，不能说她对宝玉无情。当她听到宝玉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金玉良姻”说时，心里怔一下，说明她内心存在“金玉”之说，在乎这一世俗情缘，只是深藏不露而已。这与她不满宝玉不读科举之书且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规箴是两回事。而宝钗在乎宝玉将来的仕途，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在意宝玉，这是一个传统女性对男性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期许。这种期许，除了要求男子讲求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外，它还隐含传统的婚配观念，如门第等级。“金”与“玉”的结合是金娃对玉郎，恰属于传统世俗的门当户对，讲物质等级。对于宝玉的终身大事，贾母的态度是开明的，她对张道士说关键不是对方根基富贵而是模样和性格。不过，如迎春的婚姻由父母主张，尽管贾母在贾府一言九鼎，然而元妃和贾政夫妇的作用最为关键，是将来促使宝玉与宝钗结合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两者的结合，一方是“白玉为堂金作马”，另一方是“珍珠如土金如铁”，是富与贵的联姻。然“贾王史薛”四家，连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贾府被抄，倾巢之下无完卵，“金玉良姻”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上述可知，宝钗尊崇的恰是宝玉一屑不顾的，而宝玉看重的偏又是宝钗无法给予，又加上这种建立在物质门第之上的婚姻无法使宝玉与宝钗彼此无法得到真心和真情，随着贾薛两家的衰亡，“金玉良姻”的婚姻悲剧在所难免。

物质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宝钗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劝宝玉读书取功名，走经济仕途。

第五回宝钗的判词有一句是“可叹停机德”，这是取典于乐羊子妻劝夫读书取功名的故事，这是宝钗尊崇传统道德对女性规范的主要体现。

乐羊子妻劝乐羊子读书的故事是《后汉书.列女传》中的经典故事。《列女传》的编撰者刘向遵从儒家对女性的要求选取100多位女性的故事，按母仪、贤明、贞顺等妇德作分类，这些女性堪称传统女德的典范，目的是宣扬妇德，劝谏皇帝及嫔妃，她们的操守也是后世衡量女性是否则贤良的标杆。其中的乐羊子妻劝乐羊子苦读取功名，就是其中传世很有名的一篇。曹雪芹用这个典故来喻宝钗很恰当，它是宝钗作为“贤”的道德规范内容之一。读书取功名是儒家传统道德倡导男子要走的人生道路。然而，宝玉偏厌恶读八股之文，对热衷于八股取名的男人讥为“禄蠹”，又称男人为“须眉浊物”，常自贬为“浊玉”，恨己为男身而自惭形秽。而对没有受功名之风污染的像水一样清澈的女儿无限推崇，她们地位比阿弥陀佛和元始天尊还尊贵无比。相反，把劝男人读书取功名的女子打入“国贼禄国”之流，对宝钗作为一个清净女儿也学了钓名沽誉，辜负了上苍赋予的女儿钟灵毓秀的清净之德，深感不满和痛惜。这是造成两者人生观重大差异的地方。

宝钗遵从传统的道德规则，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她物质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宝玉被笞打，卧床动弹不得，她及时送来治棒疮的丸药。宝钗这样做是常情，否则，她就不是宝钗。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且不会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哥哥薛蟠不成器，她体贴母怀，处处为母亲着想排忧，协助母亲持家，同时也成就她的人情世故和洞彻练达；专拣贾母爱吃的东西，爱听的戏以孝敬、顺从老人和尊者；赵姨娘在小说中是那样不堪，但宝钗从不另眼相看，分赠薛蟠从南方带回的土仪，也不少赵姨娘的份；对王夫人细心问候，设身处地为王夫人排忧解难；为黛玉解“疑癖”、送燕窝、宽心怀；关心岫烟的冷暖、设身处地替史湘云着想等等。她来贾府寄居，不用多长时间就很快融入这个新环境，能与不同性格、身份的人相处，与上下左右融为一体。在她内心，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能主动地把自己融入其中，没有黛玉那样敏感、生分，时时有寄人篱下之感，这是她为人处世的长处。这种讲求人和的实用主义做法，对于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能把自己之前受到的诗礼教育运用得如此娴熟，游刃有余，做人上的功夫显得如此精明老到，是需要理性和克制的。而这种理性有时显得那样不近人情或矫情，甚至有点委屈求全，顾全大局。莺儿与贾环正月天赶围棋作耍，贾环输了赖莺儿的钱，莺儿嚷着，宝钗嗔莺儿越大越没规矩，平息了“纷争”。宝钗对待人与事，屡屡如此。宝钗在对待理性与情感上，理性总是占上风。理性表现为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践行，重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一个有趣的事，“丸药”在小说中成为宝钗的标志性物件，除了上述到医治棒疮的丸药外，宝钗还服用“冷香丸”以驱除从胎里带来的热毒。热毒可理解为一种欲望，“冷香丸”其实质不是药，是一种抑制欲望的工具。与治棒疮的丸药一样，它的物质功用性已从医治的功能转为理性的工具，平衡着理性与情感，使宝钗为人处事总是处于平衡之间，恰到好处。王昆仑先生说宝钗是“做人”，相当有见地。

如上所述，曹雪芹把宝钗与黛玉作“对文”来写。与“丸药”相比，“眼泪”体现的则是黛玉不同的人格和“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不同的内涵。

宝玉被笞打，黛玉带着“眼泪”来看望宝玉，这是黛玉的又一次“还泪”。黛玉到尘世是来给宝玉“还泪”的，“眼泪”成为黛玉的象征，也是“木石前盟”在尘世存在的基础。

曹雪芹在第一回构建一个“还泪”的神话，神话主体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宝玉的前身是赤瑕宫里的神瑛侍者，黛玉的前身是西方灵河岸上的一棵绛珠仙草，得神瑛侍者的甘露浇灌得成人形，然后两者下凡。在现实，宝玉与黛玉便构成浇灌与报恩的“还泪”关系，从而结成“木石前盟”的情爱关系。以“还泪”为纽带的爱情，被赋予神的力量，自然超越于现实和世俗之上，它是超验的存在。眼泪是水的变形，通灵宝玉是假玉真石，玉假石真，顽石的本真与水的清澈同构同质，是没有被污染的纯洁。体现在现实中，宝玉与黛玉的情爱不以传统的道德和世俗的物质为基础，是心灵的相契、思想的相通。所以黛玉对宝玉不说混帐话，不劝他走经济仕途，也不像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作为知己，黛玉来看望宝玉时不是带来丸药，而医治心灵的眼泪。

黛玉的判词有“堪怜咏絮词”，如果说宝钗以道德为生存法则来践行自己的人生理念，一步步打造生命的世俗价值，那么，黛玉则以诗才为心灵载体为自己的生命注入自然本真的底色，呕心沥血寻觅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她作为草木之人，以女儿的纯粹触摸周围的世界，叩问生命的意义。《葬花吟》由花及己，由己及人，由人及世界，再到宇宙，“何处有香丘”？《桃花行》全诗出现“桃花”（花）共二十次，在吟咏中不断强化“桃花”的意象，感叹身世飘零，春光短暂，容颜衰老，美景不再。《秋窗风雨夕》用十五个“秋”字作渲染，秋风、秋雨、秋灯、秋院、秋窗及秋中之人组合成一幅秋景，人中景和景中人融合，秋的传统文化内涵得到充分显现。这三首以一年节季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从情感抒发到哲学叩问，层层推进，诗意的栖居，人性的寻觅都在探寻中得到显现。宝钗对现实道德和世俗规则的恪守和遵循，追求的是人的物质和秩序，而黛玉的诗性抒发和思考，追求的是人的精神和人性的本真。同样是关注人的问题，两者的侧重点判然有别。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黛玉写诗与宝玉对黛玉诗的阅读和阐释，两个情节的描写常是并行的，这应不是偶然和巧合。黛玉哭成《葬花吟》后，被宝玉偷偷听到，触发他对生命、世界和宇宙的思考。《桃花行》吟成，宝玉读后泪如珠下，由咏桃花的哀音想起黛玉的身世，心灵的撞击如影随形。《秋窗风雨夕》吟成搁笔，宝玉旋即冒雨到来，然后拿起来阅读。尽管没有正面描写宝玉的感受，然而接下来宝玉对黛玉的问寒问暖，两者相互关心，惺惺相惜。“渔瓮”“渔婆”的对答，已暗示将来“木石前盟”的结局。黛玉的三首诗，宝玉都成为阅读者或诠释者，一个写诗，一个读诗，对诗意的深化通过宝玉的感受表达出来，这说明黛玉与宝玉是两个心灵相通者，诗成为两者沟通的桥梁，从而达到心灵的契合，精神的相通。这体现的是诗性的美，也构成“木石前盟”的情感基础。

话又得说回来。宝钗拿着丸药来看望宝玉，说了一句“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宝钗对宝玉喜劝，而宝玉偏偏恶劝，两人的言行思想泾渭分明，可窥一斑。企图通过规劝使宝玉归于传统的正途，却往往又适得其反。这种浓厚的世俗性和物质性，彰显宝钗与宝玉的精神及价值追求迥然有异。然从当时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女德来看，宝钗的言行无可厚非，很合时宜，因此，有的版本把她冠以“时宝钗”，这是对她合时、适时和从时的精当的概括。不但如此，她端庄、美貌、温柔、平和、知书、达礼，几乎囊括中国传统世俗观念对一个女子最美的期待，乃至有人有“娶妻当如薛宝钗”的感慨。曹雪芹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塑造她的形象，尽管对她不无微言，但是，她尊崇传统道德活着，并由始至终地按着这样的轨迹走完自己的一生，一如宝玉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走下去一样，执着而不知回头。可偏是一个在传统眼光中几乎达到完美的人，她的人生道路和爱情婚姻却以悲剧告终，曹雪芹按传统和历史、文化标准塑造她“完美”的同时，又无情地把她往悲剧里写，使她在痛苦中走完一生，“无情”中对她的悲剧也有同情和惋惜，还有更多的思考。如果我们细读文本，不作过度的解读，不受后四十回续书等因素的影响，就会发现曹雪芹对她的描写是公正、冷静和客观的，在温婉中有辛辣，在褒扬中有微辞，有肯定有否定，而不是全好，更不是全坏，因此，我们不要对她作过分的指责和苛求。在那个时代，她遵从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错误不全在她身上，否则，就会被斥为异端或出格。包括我们在内，没有一个人有意或愿意活成一个时代的异类，与时代的规则背道而驰，宝钗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已。因此，不要对她采取偏激的态度，给她贴上“虚伪”“藏奸”“夺婚”的标签，这样不但会伤害她作为文学形象的美，而且也误解曹雪芹创作的初衷。历史和道德的评价，涉及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这造就了薛宝钗形象的深刻性。然而，不管如何，以宝玉作为评价的参照坐标，表面看宝钗与宝玉形影不离，内心的差距很大，宝钗热衷于物质的功用，恰是造成她与宝玉不同的人生道路，两者南辕北辙，这是酿成“金玉良姻”悲剧的重要内因。

相比之下，“眼泪”是水的另一种存在形态，与“丸药”的本质迥然不同，它是林黛玉超尘绝俗本质的外在表现。在尘世中，她目无下尘，很难把自己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水至清则无鱼，清澈和清纯常常使她孤独，唯有宝玉能成为她的知己，体谅她的心，视她为同路人。我们常说她尖酸刻薄，说话不饶人，是她情感自我和个性的体现，用她的话说就是“我为的是我的心”。在与人相处时，她较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在以自我中心的保护中，形成特别敏感的触觉，伸向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个角落，既小心多心又顾及自我的尊严。当然，这种心态，在宝玉面前表现得尤为明显，她特别在乎宝玉对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尤其是在使性子方面，情绪上的变化几乎如天，阴晴不定，说变就变。这种率真纯粹，自我的放旷自牧，讲求自我的性格，自有其历史文化的沉淀。在她的背后都可找到历史人物作参照物，庄子、嵇康、阮籍、李贽等等。而这样的思想和个性，恰恰又与宝玉同声同气，“木石前盟”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和情感基础上。然而，这样的情感在现实很难找到存在的基础。事实上，在第一回曹雪芹已把“木石前盟”的存在前提为黛玉的“还泪”，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爱哭的黛玉泪水自有流尽的那一天，泪尽夭亡，“木石前盟”也就走到了尽头。第四十九回宝玉劝黛玉不要哭，黛玉说眼泪自觉比往年少了些。这暗示以泪水的纯真为本质的爱情，自然随着泪水的干枯而消尽，这是“还泪”神话的宿命使然。表面看，“木石前盟”成为幻影，似乎是贾家传统势力，如元春、王夫人等代表着传统势力和家族利益的权威人物在背后起作用，但是，恰好从侧面说明“木石前盟”存在的依据无法得到传统世俗观念的认同。从这一点而言，它与“金玉良姻”以贾薛的兴衰或物质等级存亡为条件不同。黛玉的眼泪不为宝玉不读八股科举之文因感到痛苦而流，也不为贾府的后手不接的式微而流，而是因真情真爱受阻感到万分痛苦而流。因而，“木石前盟”的悲剧与兴亡关系不大，是黛玉与宝玉共同追求自然本真的情感在现实难以立足使然，否则，“还泪”神话的设置就会失去照应。

“丸药”和“眼泪”虽是平常物，然两者分别落到宝钗和黛玉身上，被曹雪芹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文化内涵投射到“金玉良姻”和“木石前盟”中，两者的故事情节发展有异，说明“木石前盟”和“金玉良姻”存在的基础不同，悲剧的根源也有异。在不同中，体现着曹雪芹对这两种情感类型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他把两者都写成悲剧是耐人寻味的。